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

2003.12.20

《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是憲法史學家梅爾文∙烏羅夫斯基(Melvin Urofsky)撰寫的美國法律及司法史叢書。烏羅夫斯基以美國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為基點,結合美國各歷史時期的司法精英人士對《權利法案》作出的進一步詮釋和法律釋義引申,展現了個人自由在美國的發展歷史。

《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前言

宗教自由的來源

現代時期的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隱私權

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被告的權利

財産權

平等的法律保護

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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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前言

2008.06.22

(《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為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的一本專著。)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建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經被治理者同意而産生。"  ——合眾國《獨立宣言》

________

《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這番話始終對美國人民具有特殊意義。它是我們的一部自由憲章。人們每年在7月4日獨立日的無數個集會上吟誦它,世世代代的在校兒童背誦它,各政黨成員都引用它,法官在裁決中經常取證于它。它發出的資訊在今天同在200多年前一樣鏗鏘有力,即保護人民的權利是建立國家政府的前提和理由。人民不是為服務於政府而存在,那是專制社會的情形;相反,是政府為保護人民和人民的權利而存在。這個觀念在1776年被首次提出時是富於革命性的。它在今天依然如此。

《自由歷史及其他論文》─ 阿克頓勳爵(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John, Lord Acton, 1907)

自由並非達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自由本身即最高政治目的。

在以下各章節中,我致力於解釋一些比較主要的權利,並説明它們相輔相成的關係,以及它們的定義隨時間的發展而出現的必然變化。我們是生活在21世紀而不是18世紀的世界。開國先賢的精神雖仍在幫助我們理解受憲法保護的權利,但每一代美國人都必須重新親自領會這一精神,作出自己的詮釋,進而使自己也能受其恩惠。

1787年費城會議休會後不久,詹姆斯‧麥迪遜把一份新的《合眾國憲法》(U.S. Constitution)抄本寄給他的友人和導師、當時任美國駐法國公使的托馬斯‧傑斐遜。傑斐遜回信説,總體而言他喜歡這份文獻,但他發現其中有一個重大缺欠──缺少關於民權的法律規定。傑斐遜説,列入一系列民權"是人民抵制世上所有政府的權利"。傑斐遜的話使一些憲法起草人感到吃驚。他們認為,由於整篇文獻嚴格限制了新政府的權力,其本身就構成一部民權法。比如,由於沒有規定國會有確立教會的權力,因此也就沒必要就國會不確立教會作出專門保證。但《獨立宣言》的設計師傑斐遜不以為然。政府曾經太經常地在他們本不應干預的地方進行干預,在本無權存在的地方出現,而結果是使個人權利減少或喪失。傑斐遜敦促説,不要相信會有臆想中的克制,要把人民的權利明確化,使任何政府都不得觸動這些權利。很多人同意傑斐遜的觀點,還有一些州把增添權利法案作為批准新憲法的一個條件。

就在第一屆國會會議上,麥迪遜帶領起草了這樣一個法案。到1791年,各州通過了通常被稱為《權利法案》的《憲法》頭十條修正案。但這些還不是《憲法》所列舉的全部權利,自那時以來增加的許多修正案,為擴大憲法對民權的保護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將從下列章節中看出,修正案中的許多權利出自英國統治時期的英美殖民者的經歷。這一切都反映了開國先賢一代人對個人自由與民主的緊密關係的理解。例如,《第一條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中的"言論條款"("Speech Clause")被公認為是自由政體的基石,用大法官本傑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1938年所寫的話説,它"是母體,是幾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使受刑事指控的人享有種種權利──它們都涉及法律正當程式這個概念──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國家不僅掌握著起訴公民的有利手段,而且政府審判公民的權力一旦掌握在獨裁者手中,有可能成為政治專制的武器。直到今天,獨裁統治政權仍然經常通過無搜查令搜查、不經審判、不予保釋的長期扣押、酷刑和操縱審判等手段來迫害和鎮壓政治對立派。政府在刑事司法事務上的表現,是政體民主化程度及其法治健全程度的有效標誌。

多年來,一些權利的定義起了變化,憲法詞彙裏增加了新的概念,比如隱私權。但是,無論怎樣定義,公民權利是做美國人的根本。從這方面來説,美國相當獨特,美國的民權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歷史。其他國家的民族特徵及其公民定義主要基於一些共同的屬性──民族、籍貫、祖先、宗教、甚至歷史,而美國人很少有上述這些共性──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多元的國家。美國公民來自五大洲,來自地球上每一個國家;他們的教會不是一個,而是成千上萬個,有教堂、猶太會堂、清真寺、修行寺院以及其他各種朝拜祈禱場所。美國歷史並不只是一個國家自身的歷史,而是由數以百萬計移民匯聚而成的歷史。雖然有些美國人可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1619年的"五月花號"之行(Mayflower voyage),也有的美國人其曾曾祖父參加過內戰(Civil War),但還有其他美國人──他們因20世紀歐洲和亞洲的戰爭而家破人亡,抵達美國時除了身上的衣服一無所有。

使這些背景各異的人形成美國人這個整體的是他們的共同信念,即自由政體的根本特徵是使人享有個人自由。當亞伯拉罕‧ 林肯 (Abraham Lincoln)在血腥的內戰中稱美國為"地球上最後一線最美好希望"時,他不是指美國或美國人比其他國家或人民的道德更高尚,而是表示,為了使民主生根發展,必須維護自由政體基於民權並保護民權的這一理想。

以下一系列文章所清楚揭示的一點是,美國人對於民權的重要性雖然看法大多一致,但對於一些權利在現實中的確切含義存在分歧。比如:言論自由是否保護焚燒美國國旗或在網際網路上刊載色情材料的行為?禁止設國教是意味著政府不可為教會提供援助、還是僅指政府的援助必須一視同仁,不得厚此薄彼?死刑是否屬於被禁止的殘忍和非常處罰之列?

對於美國人來説,這些問題是值得展開公共政策辯論的。辯論絕不意味人們不珍重這些權利。而且,就一個多元社會而言,對這些權利有多種多樣的解釋不足為奇。倘若認識到自由這個概念──至少在美國演化至今的自由概念──是多方面的,那麼就不僅可以理解這些民權的含義,而且可以明白為什麼會有圍繞這些含義的辯論。

* * * * *

首先,所有的自由社會都始終和必然存在自由與責任兩者之間的矛盾。每項權利都有與之相應的責任。有時候,這個責任就落在行使權利的人身上,俗話説,你掄胳膊的權利止于我的頦下。也有的時候,為了讓一個人行使權利,其他人必須克制,不予干預。可能有人倡導與眾不合的激進思想,但警察不得干涉這個人言論自由的權利。居家安全的權利意味著,警察不得在沒有取得適當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入私宅。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談創立自由政體的種種困難(1790)

組建政府無需大謀。定官府,授忠順,功告其成。施自由更為容易。無需引導,只需放任。而組建自由政府,即將互為矛盾的自由與制約協調融為一體,則需有深思反省、足智多謀、兼收並蓄之智慧。

應該認為,自由與責任之間的較量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健康的,因為這帶來一種平衡,防止從自由退化到無政府,避免由制約生成專制。在民主社會裏,人們必須尊重他人的權利,這即便不是出於禮貌,也是出於對這樣一個基本道理的認識:削弱一個人的權利有可能意味著所有人都會喪失那項權利。

在行使權利時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對權利的內涵缺乏妥善定義。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曾形容《憲法》是一部"列舉式、而非定義式"的文獻。他的意思是,雖然《憲法》授予國會一定的權力,但並沒有給這些所列的權力下定義。比如,國會有權掌管州際間貿易,但到底什麼構成"州際間"貿易的辯論已經持續了兩個多世紀之久。

雖然缺少定義,但並未造成混亂。原因之一是,《憲法》包含著解釋機制。即使人們不同意最高法院,也就是國家最高法庭,對某項具體權利作出的解釋,遵守法治的原則使人們服從法院的裁決。鋻於隨著時間發展,法院的法官一代代更替,而就職最高法院的男女大法官們既理解也反映著不斷演變的權利概念,因此,最高法院多年來一直是使憲法權利順應時代需要的主要機制。

第三個問題涉及權利的廣度。若要寫美國史,是很可以將民權的發展和普及作為主線的。拿投票權來説,它一度僅是21歲以上擁有財産的白人男子的權利,如今這個權利已擴大到幾乎所有18歲以上的人──男人、女人,白人、有色人,有財産和無財産的人。

即使貌似簡單的保護宗教自由的條款,也遇到適用範圍的問題。很清楚,宗教自由不僅僅指信奉主流宗教,而是也保證持不同信仰、甚至不持信仰的人不受干涉。但是,應該盡多少力量去保護信奉與這個國家的價值觀相異的──如殺牲祭祀或多配偶制──那樣的教派呢?最高法院200多年來不斷面對這些和其他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下述焚燒國旗案中所説,最高法院仍然面臨著解釋具體權利範圍有多寬這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關於"德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的贊同意見(Texas v. Johnson, 1989)

無情的事實是,我們必須有時作出自己不喜歡的裁決。我們那樣裁決是因為那是正確的,即根據我們所理解的法律和《憲法》必須得出那樣的結論。我們是如此信守這一程式,以至除極少數案例外,我們絕不會對結果有遲疑或表示厭惡;這可能是因為擔心那樣做會破壞主導裁決的重要原則。本案屬於那種極少數案例之一。

不可否認,這個國家在歷史進程中曾有過對民權保護的失誤。摩門教徒(Mormons)從東部各州被趕出,直到放棄多配偶制以前,他們在西部一直遭受迫害。通過內戰獲得自由的黑奴很快就受到以法律手段實施的普遍種族歧視,即南方所稱的"種族隔離"(Jim Crow)。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激進派的擔心導致紅色恐懼,嚴重削弱了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護的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裔美國人遭到集體關押。

這些事件發生在一個以權利定位的國家聽來也許不可思議,但造成這些失誤的人不是要完全擯棄《權利法案》。相反,他們是一些有良好初衷的人,他們認為,在面對在他們看來是更重要的目標或是對美國生存的重大威脅時,《權利法案》的限制是一種羈絆。

另一個重要問題涉及那些沒有在《憲法》中得到具體規定的權利。對於《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和其他部分明確提到的權利的重要性,人們看法一致,認為它們屬於憲法保護的範疇。但是,如何看待那些沒有被具體列舉的權利呢?它們存在嗎?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人們如何解釋《憲法》,而如何領會和解釋《憲法》的含義始終是一大社會議題。這也説明瞭美國人是多麼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權利。

一派人認為,《憲法》的語言無言外之意,言盡意止。確切説明的權利要得到保護,而新的權利則必須通過制定憲法修正案才可確立。當1960年代出現隱私權問題時,持狹義解釋憲法立場的雨果‧布萊克(Hugo L. Black)大法官聲言:"我像任何人一樣喜歡有我的隱私權,但我仍必須承認,除非受到《憲法》某條規定的明文限制,否則政府有權干預個人隱私。"那麼,如何理解旨在把未確切説明的權利留給人民的《第九條修正案》(The Ninth Amendment)呢?對有些學者和法官來説,《第九條修正案》僅涉及1791年法案通過時人們所擁有的權利,若沒有明確證據顯示當時存在這種權利,就不能在不經應有的修正案的情況下將這個權利納入《憲法》。

反對這種觀點的人是通常所説的"活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派,他們相信,《憲法》必須隨國家政治、社會和經濟情況的發展而演變。雖然對《憲法》的解釋仍始於文獻的字句,但重點不在字面意思而在其所包含的精神。例如,最高法院在1920年代最早審理關於搭線竊聽的案件時,多數大法官認為,由於實際竊聽發生在室外,所以不存在《第四條修正案》(The Fourth Amendment)提到的"搜查"概念,因此不需搜查令。但後來法院認識到,新技術可以做到不實際進入室內而照樣侵犯隱私,於是法院推翻了自己的裁決,確定搭線竊聽構成搜查,需要搜查令。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 在他的名言裏解釋説,因為制憲者們不具備電話的概念,因而不可能想到搭線竊聽問題。"活憲法"派考慮到這類發展,通過將竊聽確定為事實上的搜查,而作出了符合製憲者保護個人居家隱私的本意的擴展。同樣的邏輯推理使多數大法官在1960年代都認為,隱私權是開國先賢有意保護的權利之一。

* * * * *

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大法官關於"西維吉尼亞教育局訴巴尼特案"的意見書(West Virginia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1943)

《權利法案》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使某些問題免受政治紛爭的左右,免受多數人和政府官員的擺布,並將它們作為法律原則確立下來,由法院運用。人的生命、自由、財産、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宗教和集會自由以及其他基本的權利不容遞交投票表決,也不依賴於任何選舉結果。

同傑斐遜一樣,許多開國先賢對聯邦政府的權力感到擔憂,要求用一部民權法來限制政府權力。他們知道,權利法的觀念源遠流長,可一直追溯到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Magna Carta;又Magna Charta)。英國人于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美洲賓夕法尼亞殖民地于1701年通過《自由憲章》(Charter of Liberties)。維吉尼亞在宣佈獨立後不久通過由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執筆的一份權利宣言。傑斐遜和麥迪遜二人在草擬聯邦修正案時對此記憶猶新。但到那個時候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與過去相反,麥迪遜等人認為,權利法案的重要性不在於約束政府而在於約束人民。

英國及其殖民地早期的權利宣言都旨在保護人民不受控制著政府的少數掌權人的侵犯。但18世紀美洲殖民地的政府變得更加民主,這種發展在某些程度上誘發了獨立運動,而且發展勢頭在1780年代開始高漲。這時的政權掌握在多數人手裏,掌權者並非僅僅是靠出身或財富而居統治地位,而是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因此,民權法此時的焦點轉向保護少數人不受多數人的侵犯。


詹姆斯麥迪遜致托馬斯傑斐遜的一封信(1788)

凡政府實權之所在,必存壓制之危險。我們政府的實權存在於社民多數人手中,故侵犯私權多不應被視為政府違反選民意願之舉,而係政府充當多數選民手段之所為。

這也許讓一些人聽來覺得奇怪,特別是鋻於民主的定義常常就是多數統治。但"多數"這個詞很複雜。在一個問題上看法相同的人,可能在另一個問題上意見相左。民主政體是不斷變換組合的多數所形成的一系列折衷,最終做到多數人在多數時候對多數結果表示滿意。但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在某個問題上成為少數派,因此,單純的自我需要告訴人們,必須對少數派有專門保護。主張壓制發表不中聽言論的人,可能在某一天發現自己的某個觀點不受歡迎;為了確保享有表達同多數派相反的言論的自由,他必須同意讓所有宣揚不同觀點的人都得到保護。同樣,為了保護個人的宗教自由,就必須承認所有其他持不同宗教觀點的人也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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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各章經常引用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這是刻意的,因為最高法院對擴大和保護個人自由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一個有點矛盾的現像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負責斷定民權含義的是被任命終身、除非有不軌行為否則不得被罷免、且不受人民問責的九個人。但《憲法》和《權利法案》需要有實施人,需要有人來斷定是言論自由在這一情形下的含義,或是不能容許的警察行為。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曾説過:"《憲法》的含義全在於最高法院對它的解釋,"毫無疑問,人民的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院界定的。

但法院不僅僅是一種實施機制。人們可能對某些權利的含義持十分不同的觀點,然而他們願意接受一個公正的法庭對這些權利作出的裁定。法院並非一貫正確,200年來,大法官們並不認為自己從無過失。他們的有些裁決經受住時間的考驗,有些則讓位於新的發展。最主要的是,法院確立了什麼是我們的權利理想,確定了權利在我們公民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有效,有時候──例如大法官布蘭代斯(Brandeis)在1927年"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Whitney v. California)中對言論自由的闡述──法院的雄辯論述本身就成為我們傳統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同最高法院大法官們自己所坦承的,無論民主還是民權,若沒有人民對那些基本原則的深刻認同是無法存在的。這些權利不僅使建立自由社會成為可能,而且確定了做美國人的含義。這絕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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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的來源

2008.06.22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國會不得制定有關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 
──
《合眾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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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是美國人民最珍惜的自由之一;這一點在一些視美國為世俗社會的人看來也許不合邏輯。但是,"世俗社會"一詞有誤導性,它給人的印像是指一個沒有宗教和宗教理想、日常行為完全受世俗價值觀支配的社會。然而,美國的日常生活裏不無宗教;而且實際上,《憲法》創立了一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和宗教團體都可以享受充分的信教自由,不僅不受政府的約束,也不受其他教派的壓力。宗教多元和宗教自由的相互結合是複雜的,通往這個理想境界的道路不曾一帆風順,在今天也不乏爭論。但是,民主是一個過程,不是一件成品,各種形式的自由都在不斷發展。

宗教自由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較新的概念。曾經出現過一些對略不同於國教的教派予以寬容的社會,但這類寬容完全隨多數派或統治者的意願而定,或放或禁均可瞬間即變。宗教自由首先需要使國家的宗教生活與政治體制脫離,即所謂政教分離,而這同樣是一個較新的現象。伴隨美國反叛英國和《憲法》以及《權利法案》的誕生而出現的偉大社會革命之一,就是宗教與政治的正式分離──先是由前殖民地政府、而後由聯邦政府實行。開國先賢通過把這一觀念連同信仰充分自由的理念寫入《憲法》,將過去充其量只可被稱為的臨時性特許,化為了受保護的權利。雖然這並不等於在1791年我們就已經有了今天這樣的宗教自由,但它的種子從此生根。這些思想的萌芽將在20世紀開花吐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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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美洲殖民地早期移民的故鄉──的歷史,從4世紀直至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一直是一統宗教的歷史,天主教是"法定"("established")宗教,或曰國教(official church)。人們也許認為,新教改革將導致某種程度的寬容,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卡爾文(John Calvin)的文章中,確實可以找到呼籲寬容和良心自由的章節。但是,在那些新教教徒取得控制的地方,他們很快確定了自己的法定宗教。這不應令人吃驚,因為路德原本並沒有反對那種認為只有一個真正的信仰、其他皆應被取締的觀念,即任何國家只能有一個宗教。

新教改革確實打破了歐洲宗教的一體化。在有些國家,宗教分歧導致了殘酷的、有時長達數十年的內戰。正是針對這一歷史,詹姆斯‧麥迪遜曾疾書道:"如注的鮮血,在世俗武裝力圖通過禁止所有不同宗教觀念而平息宗教不和的徒勞中,遍地流淌"。只有在小小的荷蘭,相互對立的教派如此勢均力敵,以至到17世紀,善良的市民採取了"自己活也讓別人活"(live-and-let-live)的政策,不僅允許天主教和新教教徒,而且也允許猶太教徒,本著相互容忍的精神在一起生活。美國革命時期的一代人完全了解荷蘭的情形,不過,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主要是基於在英國殖民地的生活經歷。

17世紀初,隨著北美殖民化開始,英國人帶著對聖土的憧憬來到新世界。就宗教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是,當時所有新移民都相信應有法定宗教,並且在殖民地落腳後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教會。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自1643年的一本小冊子《新英格蘭最初的果實》(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這本小冊子描述了馬薩諸塞灣殖民地早期的情形,作者在其中寫道:"自上帝帶領我們安抵新英格蘭後……我們蓋房、謀生、建造便於敬拜上帝之場所,並設公民政府。"

從1607年在詹姆斯敦建立殖民地開始,直至1776年的美國獨立戰爭,除少數例外情況外,北美洲各英屬殖民地都有法定宗教。在紐約和南方殖民地,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享有與在英國相同的地位;在新英格蘭則是以各種形式的基督教公理制(Congregationalism)為主。這些殖民地一貫歧視天主教徒、猶太教徒,甚至持不同觀念的新教教徒。

1656年,馬薩諸塞灣區大法院禁止基督教貴格會(Quakers)信徒滯留在殖民地內,並命令一經發現,就將他們入獄、施以鞭刑並驅逐。但貴格會信徒不肯屈服,因此,隔年,議會命令將驅逐後重新返回的男貴格會信徒割一隻耳朵,如第二次返回,再割另一隻耳朵。重返的女信徒將受"嚴厲"鞭笞,對第三次返回的男女信徒將"以熱烙鐵在舌頭上燙孔"。但貴格會信徒繼續到來,於是在1658年,大法院規定對他們施用絞刑,這也是對放逐後重新返回的耶穌會會士和其他天主教教士的處罰方式。從1659年到1661年,確實有三男一女被絞死在波士頓廣場。

甚至時至1774年,也就是在殖民地居民強烈抗議英國侵犯他們的權利的時候,還出現過馬薩諸塞浸禮會(Baptists)會長艾伊薩克‧巴克斯(Isaac Backus)教士向總督和當局報告的情形:有18名浸禮會教友因拒絕繳納鄉鎮公理會牧師的課稅,在冬天最冷的時節被關進北安普敦的牢房。同一年,詹姆斯‧麥迪遜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説:"來自地獄的惡魔般的清肅之規在肆虐……。此刻即在鄰縣,至少五、六位善意之士因發表宗教感言而入獄,然其感言大體甚為正統……。故我須懇求你……為天下良心自由而祈禱。"

但是,自美洲殖民地最初期開始,反對國教和統一宗教的聲勢一直在不斷上漲,特別是在北方殖民地。早在1645年,普利茅斯(馬薩諸塞)大法院的多數成員就主張"對所有遵守治安和服從政府的人充分給予並維護其宗教寬容自由;不對穆斯林(Turke)、猶太人(Jew)、天主教徒(Papist)、阿裏烏教派(Arian)、索齊尼教派(Socinian)、尼古來教派(Nicholaytan)、家庭教派(Familist)或其他任何教派設立限制或區別對待"。羅傑‧ 威廉斯(Roger Williams)在附近的羅得島建立了一個享有近乎完全宗教自由的殖民地。威廉斯當時被譽為這方面的現代先知,而他的作為使他完全受之無愧。威廉斯不僅贊成良心自由,而且還反對確立國教,因為他認為,那樣做不僅危害公民社會,也危害宗教。他是在17世紀殖民地中提出這種觀點的極少數人之一。

雖然法定宗教一直存在到1776年,但實際上殖民地不得不實行某種程度的宗教包容。最初的移民來自相對同一的背景,但新世界的誘惑不久也使不列顛各個島以及歐洲北部和西部的移民紛至遝來。許多人來這裡並不是因為美國比他們本國有更多的宗教自由,而是因為有經濟機會。他們並不都持清教徒的公理會信仰或者南部殖民地的英國聖公會信仰。浸禮教、猶太教、天主教、路德教以及其他宗教教徒一經落腳便提出抗議,認為他們不該向他們從不去的教會繳稅或被迫附和他們不信奉的教義。

* * * * *

在獨立革命初期,維吉尼亞同許多其他州一樣取消了英國國教,許多殖民地居民將英國國教與他們所痛恨的王國政府劃等號。維吉尼亞州1776年的憲法保證每個人可以平等地自由信教,但未能宣佈政教完全分離,這使全州最大的反對派浸禮教教徒大為失望。其他仍信奉英國聖公會教(不久命名為美國新教聖公會[Episcopalians])的人認為,應該納稅支援宗教。在他們看來,稅收所得不應該僅歸於一個教派,而應該用於支援所有的(基督教新教)教會。

維吉尼亞為確立完全宗教自由的鬥爭值得在這裡略作回顧,因為它涉及美國建國的兩位偉大設計師:《獨立宣言》的執筆人托馬斯‧傑斐遜和《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兩每人平均在後來擔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

托馬斯‧傑斐遜曾撰寫《宗教自由法案》(Bill for Religious Freedom)。這份文獻指出:"任何人不得被迫參加或支援任一宗教祈禱、教場或教職。"這項法案被維吉尼亞議會通過。傑斐遜相信,宗教是個人和上帝之間的個人事務,因而超出公民政府的管轄範疇。他沒有把自由局限于新教教派或甚至基督徒,而是包括所有宗教團體,他認為,這個自由並不是議會的恩賜,而是"人類天賦權利"之一。傑斐遜的思想在1780年代遙遙領先於他的同胞,即使在他的家鄉維吉尼亞,反對者也大有人在,特別是那些希望得到政府支援的教會。

傑斐遜赴巴黎任美國駐法公使,爭取宗教自由的鬥爭落到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詹姆斯‧麥迪遜的肩上。麥迪遜撰寫了美國宗教歷史上的關鍵文獻之一《反對宗教徵稅評估的請願抗議書》(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 against Religious Assessments)。同傑斐遜一樣,麥迪遜提出,宗教的根本性質在於它是個人的和自願的,因此不應以任何方式受制于政府。課稅,即便由所有宗教分攤,也無異於確立宗教。因此,無論課稅顯得多麼輕微和善意,都應予以反對。200多年前的這番論述至今聽起來仍然鏗鏘有力。


《請願抗議書》(1786)

1. 我們視此為基本和不可否認之真理:"宗教或敬拜造物主及所用方式只可由理性與信念而非強迫或暴力支配之"。信仰故必須隨個人信念與良心而立;此乃盡人皆有之權利。此一權利之本質使其不可被剝奪。觀念唯可由大腦哲思而非他人指意而生,故不可剝奪;此一做人之權利乃為敬拜造物主之責,故不可剝奪。敬拜造物主為世人之責,然唯以個人誠信之方式履行之,方成敬拜……

2. 宗教若免受全社會權威之主宰,則更不得受立法機構之控。立法機構不外是社會之産物及代理。其權力既屬派生,且有限:它需受平行機構之制約,更需受選民之約束。維護自由政府不僅須始終保持各部界限分明,且更不得使其逾越為保護民權所設之屏障……

3. 理應對初試自由之舉持戒備之心。我們視慎疑為公民之首任,且為上次革命最佳特徵之一……。所獲經歷如此可貴,絕不會迅即忘卻。孰不知,一政權若排斥所有宗教唯立基督教,亦可排斥所有基督教派而唯使一派獨尊?一政權若強迫公民以區區三便士支援某一教會,亦全然可強迫其就範于其他教會?……

麥迪遜有力的論證使維吉尼亞選民投票選出的州議會不僅反對法定單一宗教,而且反對所有教會向民眾課稅。在隨後的全體會議上,維吉尼亞州議會通過了美國歷史上的奠基性文獻之一《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托馬斯‧傑斐遜提出的論點是,宗教如此重要,自由信教對人類福祉如此關鍵,故它必須受到充分保護,不受國家干預。民眾既不應為他們不擁護的正統教會納稅,甚至也不應為他們自己的教會納稅。宗教靠信徒的奉獻才最可興盛。


《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1786)

全能上帝創造自由心靈;凡欲以世間刑罰、重荷或民間禁錮之舉對其施以影響,勢必衍生虛偽卑鄙之習,有悖吾教聖主旨意;聖主乃身心之主宰,無所不能,卻不施威于吾之身心……

大會茲頒布法令,不得強迫任何人參加或支援任一宗教祈禱、教場或教職,不得因其宗教見解或信仰而受強制、約束 、騷擾、肉體之勞、財産之重負或其他痛苦;盡人皆可暢言,為維護其宗教見解而爭辯,其社會資格決不因此而降低、增加或受影響……。我們有權宣告,並在此宣告,所述權利為人類天賦之權利,今後若以任何法令取消或縮小此法令之行效,屬侵犯天賦權利。

雖然我們今天把宗教自由主要歸功於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但《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的通過在當時標誌著擺脫國家支援推行特定宗教並走向社會開放包容的更偉大一步。法令的重要性在於,它設定宗教事務完全屬於個人私事,不在國家權力範圍之內。托馬斯‧傑斐遜致友人的一封信體現了這個觀點:"我從不宣示本教,亦不曾審視他人之信仰。我從未圖改變誰人之信仰,亦無意為之。我從不評説他人之宗教,……因宗教須以生命而非言語解讀。"

在根據《憲法》誕生新政府的時候,上述兩份文獻所體現的思想已經傳遍新建立的各個州。雖然法定教會在有些州繼續存在了幾十年,但人們達成一個共識:聯邦政府不應干預宗教。如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所述:"我希望國會除作祈禱和一年一度感恩以外,永遠不涉入宗教。讓各殖民地不受干擾地自理本地區宗教。"

實際上,一些州為確保國會不干預宗教,把修正《憲法》使其包含一個權利法案作為批准《憲法》的條件。在根據新憲法舉行的第一屆國會上,詹姆斯‧麥迪遜為實現這一點發揮了相當的才幹。經他的努力産生出十條修正案。這十條修正案在1791年得到通過,總稱為《權利法案》。其中第一條規定:

"國會不得制定有關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言論或出版自由、限制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伸冤請願權利的法律。"

將數項權利納入一條修正案絕非是精簡文字之舉。各項內容都關係到民眾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關係到他們在表達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思想、甚至不滿時不受國家壓迫的權利。要知道,麥迪遜在草擬這些修正案時,宗教與宗教信仰經常包含重要的政治內容。麥迪遜是在贏得政治鬥爭的勝利後,才使《宗教自由法令》得到實施,類似的政治鬥爭也出現在其他州。毫不奇怪,後來提交到最高法院的許多有關第一修正案的案子,都突破了單純的言論、出版或宗教這些人為的分類,所涉及的是政府限制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權利的限度。

過去200年來,使每個人有權利按照自己的良心決定信仰或不信仰什麼的政教分離理念,得到了實踐。但是,這不意味著美國不曾出現過任何宗教偏見。天主教、猶太教和其他一些宗教教徒曾受到歧視,但這些屬於社會歧視,既沒有得到政府支援,也不是政府所實施。信仰歧視在獨立革命後不久便逐漸失去了其合法性。

的確,從獨立革命到進入20世紀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儘管美國在人種和宗教上非常多元化,但大多數美國人信奉的是基督教新教。與這一主流不盡相同的群體經常成為被懷疑的對象。然而,這些群體,特別是猶太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新教徒多數派中始終有著同情支援者,這些人幫助他們維護按自己良心自由信教的權利。

舉一個著名的例子。19世紀初在紐約,一個小偷向天主教神父安德烈‧ 科爾曼(Andrew Kohlmann)懺悔,並請神父代還臟物,神父照做了。警察要求科爾曼神父道出小偷的姓名身份,但被神父拒絕。神父説,依告解保密之規所得知的事,除教父和懺悔人雙方以外,不對其他任何人公開。安德烈‧ 科爾曼被以妨礙司法罪逮捕,在紐約市法庭接受審判。雙方律師和法官團成員都是新教教徒,安德烈‧ 科爾曼的辯護律師在辯護中對宗教自由作出了最廣義的闡述。

嚴守懺悔秘密一方的律師辯護詞(1813)

下面我來闡述我的第一個論點,這就是,(紐約州)《憲法》第38條保護教士所要求的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響的豁免權。

條款全文如下: 
"
鋻於善良的理性自由原則要求我們不僅消除社會暴政,而且提防因無能邪惡教士和王子之狹隘和野心而加難人間的精神壓迫及不寬容:本條款茲以我州善良百姓的名義和權力規定、決定並宣佈,本州內從今以後永遠准許全人類不受歧視或區別地享有神職和信仰自由。條件是,此一良心自由不得被用作無視法律的行為或違背本州和平與安全的行為的藉口或理由。"

如今我們難以想出比這更寬闊全面的表述。宗教自由是他們所矚目的崇高目標。他們感到,按照個人自己的良心信仰上帝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他們要確保全人類永遠享有無區別、無偏袒的神職和信仰自由。他們使用了與這個目標相符的語言。文如其實。

這項條款無疑旨在確保良心自由。那麼,如果神父和懺悔人的話要被公開,天主教徒的良心自由何在?如果神父遭受這般脅迫,他還有良心自由嗎?如果強把懺悔人拉進法庭對他懺悔的事情負責,他還有良心自由嗎?他們任何一個人還有秘密懺悔權嗎?還能無拘無束地作神聖的悔懺嗎?如果這就是宗教自由──憲法旨在確保宗教自由──那麼,這種自由就像從前對人使用的若漂浮水面就有罪,若沉沒水中就清白的水判法一樣令人不解。……"

可見,到19世紀初,至少一些對宗教自由的含義有所思考的人已基本形成了現代的觀念。審理安德烈‧ 科爾曼神父案的法官們一致維持了懺悔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1828年,紐約議會作出規定,明文實施過去普通法對教士與懺悔人之間秘密的保護。雖然只有天主教才使用懺悔儀式,但將一個人與他/她的心靈導師──無論是教士、牧師、拉比或伊瑪目──之間的談話保密,已被納入美國各地的成文法和普通法。就這樣,起始於對一個宗教信仰的挑戰,最終給所有人帶來了更大的良心自由。

在許多新教教徒不忘與天主教在歐洲的流血衝突、對天主教教徒持懷疑眼光的歲月裏,天主教徒也始終不乏保護人。美國前總統約翰‧泰勒(John Tyler)就曾反對1850年代的一個反對天主教的規模不大但有聲勢的政黨"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泰勒在寫給兒子的信中,對一無所知黨給予譴責,並讚揚天主教徒説,他們"在我看來非常忠守國家的《憲法》,他們的教士樹立了不干涉政治的榜樣,非常值得北方其他教派的教士效倣,這些其他教派的教士毫不猶豫地插手政治,讓激烈爭鬥的塵埃染臟教服。這種反天主教的不包容態度……將在大多數美國人民中引起強烈不滿;因為對他們來説,如果有一個原則比其他原則都更加重要的話,那個原則就是宗教自由。……"

但是,這不等於反天主教的偏見至此消失。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移民大潮,把上百萬新移民帶到美國,其中很多人來自歐洲南部和東部的天主教國家。在許多新教教徒看來,這些擠在喧囂城市裏的移民不屬於這個國家的組成部分。雖然美國從未經歷過歐洲那樣的血腥宗教戰爭,但反天主教情緒仍然高漲。第一個競選總統的天主教徒艾爾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1924年失利,偏見無疑是一個因素。36年之後,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得到民主黨競選總統的提名時認識到,要當選就必須正面迎擊並消除這種偏見。他請求並應邀在一個南方浸禮教牧師大會上,闡述有關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的信仰和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義務。人們普遍認為,這次受到舉國矚目的演説大大化解了選舉中的宗教問題。

約翰肯尼迪論教會與國家(1960)

因為我是天主教徒,而從來沒有天主教徒當選過總統,所以這次競選的真正議題被混淆了──在不像此地這麼有責任感的地方,那也許是故意的。我顯然有必要再次聲明──不是聲明我信仰哪一個教,因為那應該只與我個人有關,而是聲明我信仰什麼樣的美國。

我信仰一個政教絕對分離的美國──在這個國家,任何天主教主教都不得指示總統(假如他是天主教徒)如何行事,任何新教牧師都不得指示他教區的教徒為誰投票;在這個國家,任何教會或教會學校都不能被給予公共資金或政治優待;在這個國家,任何人都不能僅僅因為其宗教信仰有別於可能任命他的總統或可能選舉他的民眾而被拒絕擔任公職。

我所信仰的是一個既不將天主教、新教,也不將猶太教定為國教的美國──在這個國家,政府官員在公共決策中既不請求也不接受來自教皇、全國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或任何其他教會的指示;在這個國家,任何宗教團體都不得謀求把它的意志直接或間接地強加於民眾或強加於民選官員的公務;在這個國家,宗教自由是如此不可分割,以至侵害一個教會就是侵害所有教會。 ……

這就是我所相信的美國──這也是我在南太平洋為之而戰、我的長兄在歐洲為之獻身的美國。當時沒有人説我們也許"非忠貞不二"、説我們"不相信自由"、説我們屬於那種威脅"我們先輩為之捐軀的自由"的不忠誠團體。

實際上,我們的先輩不惜生命逃脫旨在禁止非國教信徒擔任公職的宗教忠誠宣誓而到這裡來,為《憲法》、《權利法案》和《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而奮鬥,為我今天參觀的聖地阿拉莫(Alamo)而浴血奮戰,就是為了這樣一個美國。與鮑依和克羅克特並排倒下的有富恩特斯(Fuentes),有麥卡弗蒂(McCafferty),有貝利(Bailey),有貝迪裏奧(Bedillio),有凱里(Carey)──沒人知道他們是不是天主教徒。因為在那裏沒有宗教宣誓。……

我在公共事務上不代表我的教會──教會也不代表我。

雖然新教教徒不擔心存在猶太教陰謀(實際上,早期清教徒敬慕猶太教),但猶太教徒還是受到數百年之久的宗教偏見之害。新世界不需要為推翻中世紀的那些鼓勵反猶的體制而鬥爭,但是,偏見的種子仍然飄過大西洋,使沿海地區星羅棋佈的小型猶太社區仍然不得不對付偏見的後果。

如同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也得到了一些新教教徒的幫助,這些新教教徒堅信,美國絕不容猖獗歐洲的那種宗教迫害。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對紐波特的猶太人社區説:"有幸的是,美國政府不支援偏見,不助長迫害,所要求的只是生活在它保護下的人做良好公民。"傑斐遜和麥迪遜提出過類似的保證,即這個國家是以宗教自由而不是以專制當道。

但是,很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基督教新教國家,如果説他們擔心存在天主教陰謀的話,他們對猶太教也感到不甚自在。在馬利蘭州,如同在其他州一樣,革命後産生的《權利法案》使宗教自由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這一自由僅限于基督教徒。1818年,馬利蘭州議員,同時也是虔誠基督徒的托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率先爭取把自由擴大到猶太人。

托馬斯肯尼迪為馬利蘭州猶太教徒爭取平等權利(1818)

如果要問我為什麼如此關心通過這項法案,回答很簡單:因為我視它為我的職責。我所在的縣裏沒有猶太人,我也不認識世界上的任何猶太人。這不是因為他們的要求,他們甚至沒有人知道此刻會提出這個議題……

我此時只擔心一個反對勢力,那就是偏見。議長先生,我們的偏見與我們非常親近,我們都了解並感受到政治偏見的力量,但宗教的偏見更強烈,更親近;它們跟隨我們一生,至死不肯離去,我們必須面對的不是一代人、一個時代或一個世紀的偏見。不是的,這是父子相傳已長達近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偏見……

美國的猶太人很少;馬利蘭的猶太人很少,但只要有一個猶太人,我們就必須給予公正對待。

或許由於猶太人的數量如此之小,或許由於其他州視猶太人為好公民,或許由於公然的偏見冒犯了很多公民,此時,為猶太人爭取權利的鬥爭得到了外州的大力支援。報紙社論要求馬利蘭州作出正名之舉。有影響的週刊《奈爾斯記事報》(Niles Register)寫道:"確實,存在這類情況的日子已經過去;一面談論共和,一面在事關個人敬拜造物主這等重要的事務上剝奪良心自由,這是違背常理的。"壓力起了作用,1826年,馬利蘭州給予猶太人全部的政治和宗教權利。到內戰時,只有北卡羅來納州和新罕布希爾州仍限制猶太人的權利,而這些限制也分別在1868年和1877年被廢除。

到內戰時期,宗教自由的思想已經從廢除法定宗教這個早期問題上大大發展。幾乎所有州都通過並實施了保護個人良心自由的權利法案。雖然人們普遍感到美國主要是一個基督教新教國家,但各州都取消了對天主教和猶太教教徒的限制。聯邦政府受《第一條修正案》的制約,從未試圖干預過宗教事務。如同在政治事務上一樣,在宗教事務方面,對於那些在舊世界受壓迫的人來説,美國──如亞伯拉罕‧林肯所言──是自由的"最後一線最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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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時期的宗教自由

2008.06.22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________

美國在內戰後經歷了經濟、社會和人口的巨大變化,有關宗教自由的新問題也隨之出現。繼1868年通過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The Fourteenth Amendment)以後,《第一條修正案》的規定逐步適用到各州,而新出現的一些宗教自由問題很可能是開國一代人所無法理解的。正如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很早以前所指出,在美國,幾乎所有重要問題最終都轉化為法律問題。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法院不得不處理與《第十四條修正案》中兩條"宗教條款"("religion clauses")的含義有關的一些棘手問題,到了20世紀,這種情形更加頻繁。

在《權利法案》通過後的最初1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國會遵守《第一條修正案》的戒規,美國因而很少出現涉及"確立宗教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的案子,即使出現,也對後來的判案基本不具參考價值。1947年,最高法院裁定,兩項有關宗教的條款均適用於各州。雨果‧布萊克大法官在關於"埃弗森訴教育委員會案"(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多數派意見書中,詳細闡述了美國宗教自由的歷史發展過程。

布萊克大法官關於"埃弗森訴教育委員會案"的意見書(1947)

《第一條修正案》有關"確立宗教"的條款至少有這層意思:州或聯邦政府均不可設立教會;均不可制定法律扶持一個宗教、一切宗教、或偏袒某個宗教;均不可強迫或促使一個人違背自己的意願去或不去教堂,迫使一個人表白相信或不相信某一宗教。任何人不能因其持有或者表述宗教信仰或不信仰、做禮拜或不做禮拜而受處罰。不可為任何宗教活動或機構徵稅,無論其數額多少、名目為何,也無論其採取什麼樣的傳教或信教形式。州或聯邦政府均不可公開或秘密參與任何宗教組織或團體的事務,反之也是一樣。用(托馬斯)傑斐遜的話説,寫入反對用法律確立宗教這一條款的目的,就是為豎起一道"政教之間的隔墻"。

這段話揭示了最高法院近50年來裁決幾乎所有宗教案子的根本依據,無論案子涉及的是"確立宗教條款"(即禁止政府提倡某一宗教儀式),還是"信教自由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即禁止政府限制個人的信教活動)。對埃弗森案的裁決引發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激烈的公共政策辯論之一,即"確立宗教條款"對政府的行為──不僅就出資幫助宗教活動而言,而且也指政府部門對宗教習俗的遵行──設置了哪些限制?

僅舉一例説明。多年來,全美國的學校都以某種特定的儀式開始學校的一天。公立學校的老師帶領學生作效忠宣誓、朗誦簡短的禱文、唱"美國"之歌(America)或"星條旗"國歌(Star-Spangled Banner)、也許讀幾段《聖經》(The Bible)。儀式的形式因各州法律、地方習俗、老師或校長的個人要求而異。大多數美國人不認為這個廣為流行的做法有什麼不對;它是美國歷史傳統的一部分,是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曾經描述的"一個將上帝意志作為社會機制的先決條件的信教國家人民"的重要文化産物。 在紐約,州政府制定出"無教派色彩"("non-denominational")的禱文供公立學校使用,但一批家長對規定做禱告的做法提出質疑,認為它"違背他們和他們孩子的信仰、宗教或宗教習慣"。到了1960年代,美國文化及宗教多元化的日益發展使許多人對那種不顧兒童或他們父母的宗教信仰而要求學生誦讀禱文的做法感到不安。

一些家長走上法庭。最後,在一個被稱作"恩格爾訴瓦伊塔爾"(Engel v. Vitale)的案子中,最高法院判他們勝訴。布萊克大法官(他曾在教會教授主日學課20餘年)認為,州政府規定要求作祈禱,無論禱文在宗教上多麼中立,都"全然不符合'確立宗教條款'的規定"。 祈禱在任何意義上都構成宗教行為,而《第一條修正案》的"含義至少是,為任何美國人編寫官方朗誦禱文、把它作為由政府(公立學校體制)主持的宗教活動的一部分,全然不屬於政府職能"。 布萊克繼而論述了他認為"確立宗教條款"所基於的理念。


雨果布萊克大法官關於"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的意見書(1962)

當某一宗教信仰有政府的權力、威望和財力支援時,宗教少數派顯然受到要就範于官方認可的主流宗教的壓力。但"確立宗教條款"的目的更為深遠。(它的)最直接目的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政府和宗教一旦結盟往往會既摧毀政府,也削弱宗教。(另一個)目的是(基於)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政府設立宗教與宗教迫害形影相隨。

在布萊克認為,禱告的內容、具體文字、或者那種稱無教派色彩的禱文能做到宗教中立等等説法,都與案子的實質無關。禱告本身就是宗教性質的,州政府鼓勵做禱告,就是在扶植一種它所確定和支援的宗教活動,從而違背"確立宗教條款"。法院裁定, 沒有證據顯示有強迫禱告的現象──沒有任何學童被強迫做禱告。法院也沒有看到禱告促進了任何一個教派的利益。但是,州政府在公立學校中推廣宗教行為這件事本身,違背了《第一條修正案》。

對恩格爾案的裁決引起了對法院的猛烈抨擊,批評聲浪雖然有時減弱,但從未間斷。在許多人眼裏,法院打擊的是一個有重要社會作用的傳統習慣,即使這個傳統習慣偶爾構成對少數不隨主流的或怪異人的不公。一份報紙的標題疾呼:"法院判上帝非法"。新教福音派傳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怒喝道:"上帝憐憫我們的國家吧,我們再不能向上帝求助了";紐約紅衣主教弗朗西斯‧ 斯佩爾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指責法院的裁決打擊了"長久以來撫育美國兒童的神聖傳統的核心"。

法院也有自己的辯護士。許多宗教團體認為,這個裁決是使宗教擺脫毫無意義的公共儀式和保護真誠信教的重要步驟。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是一個自由派和正統派教派的聯合體,它稱讚對恩格爾案的裁決保護了少數派的權利。約翰‧肯尼迪總統曾在1960年競選時成為惡毒的宗教偏見的靶子(很多攻擊法院的團體便在其中),他敦促人們支援法院的決定,並在一個新聞會上説:

"我們在這方面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辦法。那就是:我們自己禱告。而且我認為,這會令每一個美國家庭高興地看到,我們在家裏可以禱告得更多,我們去教堂時可以懷有更大的忠誠,我們可以使禱告的真實意義在我們所有孩子的生活中佔有更重要的位置。"

總統的一番情理之言表達了法院對恩格爾案的本意。多數法官既不反對禱告,也不反對宗教,但他們確實相信制憲者在《權利法案》中極力致力於保護個人自由。為了保護個人宗教自由,政府不得強加任何類型的宗教規定,即使號稱"中立性的"禱文。用布萊克大法官的話説,一旦有政府的權力和威望為某一宗教或信仰撐腰,那麼,"顯而易見的是,這必然對宗教少數派形成要就範于官方認可的主流宗教的壓力。"

次年,法院就"阿賓登訴申普案"(Abington v.Schempp)作出裁決。賓夕法尼亞州有條法律規定:"每一所公立學校每天上課前,必須不加注解地誦讀十節《聖經》。若家長或監護人提出書面要求,不要孩子誦讀《聖經》或者不要孩子參加誦讀《聖經》的活動,這個孩子將得到准許。"另外,學生被要求齊聲背誦主禱文。這一次,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湯姆‧克拉克(Tom Clark)大法官代表多數意見推翻了這項要求。他解釋道,《憲法》所要求的中立來源於慘痛的歷史教訓:政教混淆不可避免地導致迫害所有不信官方正統宗教的人。

在美國,權利由《憲法》確定,但由最高法院解釋;《憲法》規定,最高法院為法律提供可靠、權威性的解釋。多數公民──甚至可能絕大多數公民──不會被學校的禱告或讀聖經所冒犯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與憲法裁決無關。《權利法案》的目的不是保護多數,而是保護少數。如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所述,言論自由不是針對我們同意的言論,而是我們所憎惡的言論。與言論自由一樣,宗教自由當然為多數人提供保護。但是,當多數人企圖借政府權力實行信教統一的時候,《第一條修正案》"確立宗教條款"所提供的保護是有實際意義的。情況往往是,為保護一個異己者、一名不信教人士,可能要使多數人感到不安;這是開國先賢聲明他們自己願為宗教自由而付的代價。

這也繼續是很多美國人共同的看法,而且他們相信,對個人良心的保護有益於宗教。約翰‧保羅‧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大法官在一個當代案例的意見書中這樣寫道:"《第一條修正案》所保護的個人良心自由包含選擇任何宗教信仰或無信仰的權利。……值得尊重的宗教信仰是通過忠實信徒自由自願的選擇而産生的。"

雖然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接受這個觀點,但多數人認識到,在美國21世紀初的這樣一個多元化社會裏,那些不隨主流的人,用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的話來説,有可能被劃為"局外人,不被當作政治群體中的正式成員"。這種情形是《第一條修正案》的制定者、法院法官和大多數美國人所決心避免的。持不同宗教觀點的人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並不僅僅是得到寬容而同時卻被作為社會下等成員對待;相反,他們的不同之處被作為使美國具有如此獨特的文化風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受到珍視。

雖然有些宗教組織繼續反對對恩格爾案和申普案的裁決,但許多主流宗教團體逐步認識到,法院實際上促進而不是破壞了宗教。詹姆斯‧麥迪遜在200多年前撰寫的《請願抗議書》裏説,他認為,不僅是政府的反對,而且政府的扶助,也會有損於宗教和宗教自由。這一思想的後代繼承者提出類似的論點,認為政府永遠不可能有助於宗教,只會有礙于宗教。在學校設置政府認可的任何宗教活動,都可能引發教派間的敵對。況且,誠心的信徒不需政府為他做任何事,他所需要的是不受干擾。那些對自己的宗教有信心的人們不需要世俗的權威幫助他敬奉上帝。

也有一些誠心的信徒,他們雖然贊成信仰是個人的事,但同時認為宗教是美國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他們不謀求確定一個宗教,但希望有某種通融,希望政府在公平、一視同仁的前提下,幫助宗教性組織。最高法院受理裁決有關政府資助慈善機構的案子已經有50多年之久,判決結果也遠非一致。雖然在不能為勸教活動提供資助的問題上已有定論,但多數教會和猶太教堂從事很多社會性服務和教育活動,失去了這些服務會給公共服務系統造成很大壓力。為幫助這些服務項目,法院對禁止政府援助的基本法律作出例外規定,而且在2002年6月,邁出了被許多人認為趨向通融立場的重大一步,也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微弱多數,同意向學童家庭提供政府頒發的轉學券,支付到私立學校──即便是教會所屬學校──就讀的學費。

這個決定為支援轉學券的人掃除了一大法律障礙;但是,是否完全採納轉學券方案的最終決定要由五十個州的議會作出。今後辯論的焦點不再是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憲法,而是取決於公民的政治意願;根據民意測驗,多數人反對使用轉學券。這個問題在今後十年的動態,將在很大程度上説明美國政教關係的性質。

* * * * *

《第一條修正案》裏有兩條關於宗教的條款。"確立宗教條款"禁止政府──即便它代表大多數──規定統一的宗教信仰。"信教自由條款"專門是為了保護持不同觀點的教派不受由主流宗教所控制的政府的干預。保護少數派的重要性,將隨著美國在21世紀初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多元民主國家而越來越明顯。

制憲者希望不僅保護宗教不受政府干涉,也保護政府不受宗教干擾。詹姆斯‧麥迪遜既努力防止建立佔支配地位的宗教,也力圖將政府置於一切宗教糾紛之外。制憲者既經歷過、也了解政府被宗教掌握時的巨大威力,而他們絕不希望有這種情形出現。於是,這裡再度出現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政府對宗教事務保持完全中立和宗教在美國公民生活中具有的重要作用這兩者之間實現調和。宗教對很多美國人來説,是社會文化的非常重要部分,因此設想政府完全沒有介入是不現實的。

"信教自由條款"是保護不同宗教價值觀和確保各方信仰者和無信仰者具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權的一個手段。換句話説,它有助於形成多元,從而使每個人和每個群體充分實踐自己的觀念與信仰。雖然我們傾向於認為當年的殖民地居民主要來自不列顛諸島,但實際上,到1776年,已經有來自斯堪的納維亞、西歐與中歐的移民,當然,還有被作為奴隸從非洲販運來的移民。雖然這個新國家當時遠遠未達美國後來形成的多元化程度,但比起英格蘭以及當時其他的歐洲國家,它已經是一個各種民族和宗教混合併存的地方。許多學者繼續相信,維持一個有生機和民主的社會所必需的思想智慧的互動發展,只有在作為個人生活最重要方面之一的宗教信仰不受政府干預時,才有可能。

有些時候,一些宗教組織不受歡迎,但它們一直生存下來,最終多數人認識到,宗教自由意味著,要讓哪怕是受鄙視的群體也享有按照他們的良心敬拜上帝的空間。有些時候,多數人有著基於道德原因而無法動搖的要求,比如,對多夫多妻制的反對導致了關於信教自由含義的最重要的早期決定之一。

19世紀初在美國興起的摩門教(Mormon),或稱後日聖徒教會(Church of the Later Day Saints),因實行重婚冒犯了眾多的基督教組織。摩門教教徒在被迫遷移到西部邊疆後,在現在的猶他州建立起繁榮的聚居地。後來,隨著那裏的發展,它具備了作為一個州加入聯邦的條件,但是,摩門教徒如果保持一夫多妻制就不能被接納。聯邦法律將一夫多妻定為犯罪,摩門教徒上訴到最高法院,他們提出,信教自由要求政府必須容忍一夫多妻制。

法院顯然不願意給這個遭到全國95%以上的人譴責的行為蓋上憲法批准的大印。但另一方面,《憲法》的確似乎為宗教信仰提供了毫不含糊的保護。首席大法官莫裏森‧韋特(Morison Waite)巧妙地處理了這個問題,也就是,將宗教信仰與宗教行為加以明確區分。他的這一做法至今仍對所有事關信教自由的案子産生影響。韋特引用托馬斯‧傑斐遜的話説:"宗教完全是人與其天主之間的事;……政府的立法權僅涉及行為,不涉及觀念。"依據這個推理,法院確定"國會沒有任何權力針對觀念進行立法,但有權對違反社會職責或破壞良好秩序的行為立法。"根據法院的意見,一夫多妻制明顯破壞了良好秩序,因此國會能夠將這種行為定為犯罪。

莫裏森韋特首席大法官關於"雷諾茲訴合眾國案"的意見書(Reynolds v. United States, 1879)

國會不可為屬地政府通過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 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明文禁止這類立法。就宗教自由不受國會干預而言,合眾國各地都得到這項保護。有待決定的問題是,目前予以考慮的法律是否屬於被禁止之列……

法律是為政府行為之所用,它不可對僅僅是宗教信仰和觀點加以干涉,但它可以干涉行為。假設有人認為宗教祈禱需要用人當祭品,難道真的可以説他的所在地政府不可為防止人祭行為而予以干涉嗎?或者,如果一個妻子認為在亡夫的墳上自焚是她的職責,難道防止她去實踐她的信仰超越公民政府的權力範圍嗎?

據此,在合眾國絕對主權下的社會結構法不允許重婚。一個人可以以宗教信仰為由而反其道行之嗎?允許這樣做將使那一宗教信仰高於國家法律,從而等於允許每個人自成法律。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徒有其名。

有意思的是,這是最高法院駁回的由一個與眾不同的群體提出的"信教自由"申訴的極少案件之一,其原因在於,此案涉及的行為──一夫多妻制──被認為是對公民社會的一種威脅。但是,對行為和信仰的區分創立了一個重要的憲法原則,即信仰本身不可受到攻擊或被定為非法。

毫無疑問,最著名的關於信仰自由的案子,是耶和華見證人教派(Jehovah's Witnesses)拒絕向美國國旗行禮案。雖然耶和華見證人屬於美國眾多的小宗教團體之一,但他們懂得"信教自由條款"的基本意義,並在他們屢次上訴最高法院的過程中,把理想變成了現實。

耶和華見證人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勸教教派,他們爭取信徒和散發宣傳品的舉動經常使他們與地方當局發生摩擦。耶和華見證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變得家喻戶曉,原因是,其信徒遵從向國旗敬禮是違反不向永久性象徵低頭的教義,教導他們的孩子不參加學校早上對美國國旗行禮的儀式。在戰爭臨頭的時刻堅持這樣的信仰導致許多見證人的孩子被學校開除,他們的家長受到罰款和刑事起訴。請聽莉蓮‧戈比塔斯(Lillian Gobitas)的一段話:

莉蓮戈比塔斯的話

我愛上學,而且我是與一批好同學在一起。我其實還挺有人緣的。我在七年級的時候是班長,成績挺好。我感到,如果我不向國旗行禮,我就毀了這一切!我真的是這樣。真的就是這種結果。我真的怕極了,每當老師向我這邊看時,我就趕快舉起手,動動嘴唇。

我弟弟威廉當時上五年級,那是1935年秋天。他有一天回家來説,我不再向國旗行禮了。我知道是時候了!我父母沒有強迫我們那樣做。他們很明確,我們的所作所為是我們的決定,我們應該明白自己的行為。我大量閱讀和搜尋了《聖經》,我的確是自己決定了我的立場。

我首先去找我的老師,安娜‧肖夫斯托爾(Anna Shofstal)小姐,這樣我就不可能打退堂鼓了。令我吃驚的是,她聽完我的解釋後,給了我一個擁抱,並説她認為有這種勇氣很好。但同學們很不好。我的確應該向全班解釋一下,可我有點膽怯。我不知道應該是站還是坐。現在我們明白,行禮是動作加言詞。當時我是坐著,全班都驚呆了。在那以後,我到學校時,石頭子像冰雹似地向我打來,他們還叫喊'耶和華來了!'之類的話。他們是取笑我。……

我在向國旗行禮這件事上採取這個立場已經有50多年了,而我仍然會毫不猶豫地再次那樣做。毫無保留!耶和華見證人確實感到我們在努力奉行經文,耶穌説過,他們迫害我,他們也會迫害你們。……這個案子對我們生命的影響太大了,而且我們已經把這种經歷告訴了我們的孩子。

[經西門和舒斯特爾成人出版集團自由出版社(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Adult Publishing Group)許可翻印,引自彼得‧埃倫斯(Peter Irons)編寫的《他們信念的勇氣》(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彼得‧埃倫斯1988年版權所有。]

最高法院于1939年同意受理這個案子, 當時正值幾乎人人都預料美國將不得不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宣傳愛國主義似乎是公立學校一項非常重要的職能。身為猶太教徒的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發現自己處於矛盾中:一方面他深信所有人都享有宗教自由,另一方面他認為,根據憲法,學校有權要求學生向國旗行禮。他在寫給法院一位同事的文函中説:"自從我到這個法院以後,從沒有任何事像此案這樣讓我感到良心的壓力。我的所有傾向和意願都是要讓各種宗教、政治和經濟觀點有充分的空間……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是憲法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自由、寬容和情理觀念。"法院九位法官中有八位投票支援校方。

耶和華見證人的無助很快就顯現出來。在法院作出對其不利的這個判決後,出現了上百起襲擊耶和華見證人信徒的事件,尤其是在小城鎮和鄉下。截至1940年底,有1500多名耶和華見證人信徒遭到襲擊,發生過350多起殘酷毆打事件,這種情形持續了至少兩年。那不是這個國家最光彩的歷史時期,但它是一個成長經歷。美國人民在耳聞目睹對耶和華見證人信徒的襲擊的同時,也得知希特勒在歐洲大批屠殺無助的少數民族及其完全出於宗教信仰原因而將600萬男女老少滅絕的"最後方案"。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另一樁向國旗行禮的案件,這一次,法院的新成員、日後在紐倫堡審判中擔任美國檢察官的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大法官,確認耶和華見證人有權利與眾不同以及《憲法》對政府行動的限制。

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關於"西維吉尼亞教育委員會訴巴尼特案"的意見書(West Virginia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1943)

《權利法案》的目的就是要使某些問題免受政治爭論的影響,免受多數人和官員的操縱,要把它們立為由法院運用的法律原則。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産權、言論自由權、出版自由權、信教自由權和集會自由權以及其他基本的權利,不容提交投票表決,也不取決於任何選舉結果。

本案之所以困難,並不是因為判決原則不明,而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是我們自己的國旗。然而,我們根據《憲法》的限制規定行事,毫不擔心實行思想與信仰多元化的自由、甚至它們相互對立的自由,會導致社會解體。如果認為愛國主義不能以自願自發的愛國儀式、而是必須靠硬性規矩才可得到振興的話,那就低估了我們的體制對思想自由的人們的吸引力。偶爾存在的怪癖和不正常態度,不過是我們享有由出色人才聚成的各種思想智慧和文化豐富多元的一種代價。當他們像我們眼前這個案子裏的情形這樣對人、對國家毫無危害時,代價並不很大。但是,持不同意見的自由不僅限于無關緊要的事。若那樣則不過是自由的幻影。真正的考驗就在於,有權利對觸及現存秩序實質的事務持不同意見。

如果在我們的憲法星座中有一顆恒星,那麼它就是:任何政府官員,無論職位高低,都不得規定政治、民族、宗教或其他觀念事務的正統標準,不得強迫公民用語言或行動表白信仰。倘若有任何可以的例外情形,我們尚且不知。

在國旗案裁決過後,法院又面臨過許多其他案例,但所有裁決都繼承了傑克遜大法官雄辯的"恒星"觀點,即任何政府官員不得規定什麼屬於正統。雖然裁決結果並非都是持不同意見的群體勝訴,但是,政府不可以懲治思想這一理念,至今仍同半個世紀前和建國時期一樣千真萬確。

* * * * *

宗教繼續在美國公民的社會和個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些人認為它應該在國家公共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些人則認為恰恰相反。普通百姓、學者、立法人員和法學家繼續在辯論什麼是政府與宗教活動的界線以及持不同見解的群體可以在信教活動上走多遠。這個辯論是民主進程的核心內容。辯論並不總能帶來共識,顯然,不是所有人能贏得所有辯論。但是,美國人對這一辯論的真誠態度和熱情,如同他們對待言論自由的限制一樣,鞏固了憲法所保護的自由。對於美國人來説,宗教自由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給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帶來挑戰的自由權利。

________

相關讀物:

Gregg Ivers, Redefining the First Freedom: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State Pow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93).

Leonard W. Levy,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Religion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2nd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John T. Noonan, Jr., The Lustre of Our Countr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Religious Free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ank J. Sorauf, The Wall of Separ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Church and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Melvin I. Urofsky, Religious Freedom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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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國會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論自由…… 
──
《合眾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________

在民主社會,若有一項權利高於其他一切權利,那就是言論自由的權利。表達個人思想、挑戰正統時政、批評政府政策而不必擔心政府的處罰,這是生活在自由國家與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根本區別。最高法院大法官本傑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任期1932-1938年),形容言論自由是"母體,是幾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條件"。

雖然美國人視言論自由為民主的精髓,但他們對《第一條修正案》給不同類型的言論究竟提供多大程度的保護,看法並不一致。比如,修正案是否保護針對某個族裔或宗教的泄憤言論?是否保護有可能立即煽起暴力的"爭鬥言論"?淫穢材料是否也在《第一條修正案》的保護傘之下?商業言論──公司推出的廣告或公關材料──是否應得到憲法保護?幾十年來,圍繞這些問題的辯論在政府和社會中始終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仍有待形成共識。但是,這既不奇怪,也不令人擔憂。自由是一個不斷進化的概念,隨著新思想的出現,這個有重要意義的辯論將不斷繼續。如今,網際網路的問世,又給如何理解《第一條修正案》在現代社會中保護言論自由的含義,提出了最新的挑戰。

* * * * *

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是一直都像今天這樣包羅萬象。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18世紀中葉撰寫著名的《英國法律評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時,對言論自由的定義是"無預先制約"("lack of prior restraint")。他的意思是,政府不能夠阻止某個人表達或發表他所信仰的觀念,但一旦這個人説出的話屬於被禁言論,他可以受到懲罰。英國人,如同古希臘人,對三種類型的言論實行法律限制──煽動(對政府的非議)、誣衊(對個人的非議)、褻瀆(對宗教的非議)──每一種言論都被定為"誹謗"("libels")。三種言論中,最關係到政治自由的是煽動性誹謗,因為布萊克斯通時代的上層統治者認為,對政府或政府官員的批評,即使屬實,也會因損害人們對政府的信心而擾亂公共秩序。按布萊克斯通的意思,政府雖然無法制止一個人批評政府,但可以在他批評政府之後懲辦他。

在17和18世紀,不列顛王國政府起訴了數百起誹謗案,並且經常施以殘酷的懲罰。當威廉‧吐恩(William Twyn)聲言人民有權反抗政府時,他被以煽動和"設想國王斃命"罪逮捕、定罪。法院判他絞刑、閹割、斷腸、分肢,然後斷頭。由於發表言論後會受到這樣的懲罰,所謂無預先制約並沒有多大意義。

來到北美的英國移民帶來了英國的法律,但從早期開始,理論與實踐、法律文字與實際應用並不一致。殖民地議會通過了數項言論規定,但無論是皇家總督還是地方法院似乎都沒有大力執行。而且,在著名的約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案發生以後(見第四章"新聞自由"),殖民地的人把"屬實"確立為反駁煽動誹謗指控的辯護依據。雖然一個人仍可因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而受到指控,但現在被告可以出示言論屬實的證據,由陪審團決定是否正當合法。

從1791年各州批准《第一條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國會只通過一項限制言論的法律,即1798年的《煽動叛亂法》(Sedition Act)。這是從與法國的短暫衝突中産生的一項先天不足的法律,它在三年後失效。雖然這項法律受到廣泛和應有的指責,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將"屬實"確定為辯護根據。在1861年到1865年的美國內戰期間,也曾出現過幾項針對煽動行為的有限規定,但對《第一條修正案》"言論條款"的真正辯論,起始於1917年通過的《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和《1918年反叛亂法》(Sedition Act of 1918)。辯論是公開的,美國人民、國會和總統都參與進來,但最重要的是,辯論走上了法庭。

最初一批提交到最高法院的案子,涉及戰爭時期的一些旨在禁止干擾軍事和批評政府的措施,法院一開始持贊同意見。最高法院法官似乎告訴人們,雖然法律規定言論自由,但這並不是絕對的,在某些時期──特別是在戰時──可以為了公共利益而對言論實行限制。


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關於"申克訴合眾國案"的意見書(Schenck v. United States, 1919)

我們承認,在許多地方和在平常時期,傳單所言之一切應屬被告的憲法權利。然而,每一行為的性質取決於它所發生的場合。即使是對言論自由的最嚴格保護,也不容一個人在劇院謊叫失火製造混亂。每個案子都應考慮,這些話用在這個場合、出於這樣的性質,是否構成明顯而現實的危險,以致會造成那種國會有權防範的嚴重惡果。這是一個鄰近度和程度問題。當國家處於戰爭時期,很多可以在和平時期發表的言論會妨礙作戰,因此,只要軍人仍在戰場,就不能允許那些言論,而任何法院亦不得視其為憲法保護的對象。

霍姆斯檢驗"明顯而現實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標準似乎非常有道理。是的,言論應該自由,但它不是一種絕對的自由;常理(對在滿座的劇院裏喊叫"著火"的人有必要懲辦)和緊急戰事,有時要求對言論加以限制。將近50年來,檢驗"明顯而現實的危險"的標準被法院用於多種不同場合,它似乎是一個確定言論自由界線的簡便和直接了當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從一開始就遇到問題,言論自由在美國有著深厚的傳統,批評人士向政府打擊反戰意見的做法和法院對這種做法的認可提出挑戰。

言論自由史上的偉大聲音之一,是哈佛大學舉止溫和的法學教授小澤卡賴亞‧查菲(Zechariah Chafee, Jr.)。查菲來自一個富有和社會地位顯赫的家庭,畢生致力於保護所有人在不受政府報復的情況下暢所欲言的權利。他的主張在當時和現在都被很多人視為相當激進,即:即便在戰爭時期、在群情高漲的時候,也必須保持言論自由,因為這時候人們需要聽到雙方的論點,而是不僅聽到政府希望讓人們知道的一面之詞。

《言論自由》─ 小澤卡賴亞查菲(Freedom of Speech, 1920)

我們也不能以這是戰爭時期、《憲法》明文授權國會建立軍隊為理由而不顧言論自由。《第一條修正案》是那些剛剛經歷過戰爭的人們所起草的。它若有任何意義,那就是,必須限制明文授與國會的權力──國會沒有其他權力,而且必須限制政府的活動,因為政府的活動,即郵政和戰爭行為,最容易干擾自由的討論。

言論自由的真諦似乎如此。社會和政府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找出並傳播大眾所關心的事務的真相。這唯有通過絕對無限制的討論才能做到,因為……一旦讓某種力量介入辯論,這個力量究竟是站在謬誤一邊還是站在真理一邊,完全是機遇性的,而真理就失去了在較量中的自然優勢。但政府還有其他功能,如維持秩序、教育年輕一代、防禦外來侵略。無限制的討論有時干擾這些功能,屆時必須與言論自由相平衡,但言論自由應該在這個天平上佔非常大的分量。這一政治智慧的原則經《第一條修正案》而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在戰爭時期,言論應該自由,除非某項言論明顯構成對戰事的直接和危險干擾。

在此之前,查菲曾經在他的文章中闡述過這些觀點,後來,在霍姆斯對申克案作出裁決後,查菲與霍姆斯會面,並使這位法官認識到他的決定不正確。同一年,在又有一起煽動案被提交法院審理時,多數法官運用"明顯而現實的危險"的標準,確立被告犯有煽動誹謗罪。出乎人們意料的是,這個標準的創立人霍姆斯大法官和他的同事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大法官對此表達了強烈不同意見。

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對"阿布拉姆斯訴合眾國案"的不同意見(Abrams v. United States, 1919)

因表達觀點而受起訴在我看來似乎完全合邏輯。假如你毫不懷疑自己的觀點或實力並全心希望得到某種結果,那麼你自然要通過法律表達你的意願並排除一切反對意見。允許反對派演説似乎意味著,你認為那些言論無足輕重──就好像當一個人稱他把圓變成了方的時候一樣,或者意味著你不真正在乎結果,再要麼就是你對自己的實力或觀點感到懷疑。但是,人們一旦看到歲月給昔日分庭抗禮的種種信仰帶來的起落沉浮便會相信──甚至超過相信自己的行為基準──達到人們所渴望的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徑是思想的自由交易,對一種思想是否是真理的最好檢驗,莫過於它在市場競爭中令人接受它的能力,真理是實現他們的願望的唯一可靠基礎。無論如何,這是我們《憲法》的理念。這是一個實驗,就像整個生活是一個實驗一樣。我們即使不是在日復一日,也是在年復一年地把獲拯救的賭注壓在以不完善的認知作基礎的預言上。雖然這個實驗是我們制度的一部分,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永遠警惕,不要試圖對我們所憎惡的和我們認為殺氣騰騰的觀點言論施加限制,除非它們有可能立即構成對合法和緊迫的法治需要的干擾,進而為了國家安全必須即刻予以限制。我完全不同意政府提出的那種稱《第一條修正案》使有關煽動誹謗罪的普通法繼續有效的論點。在我看來,這個論點似乎不符合歷史。我認為合眾國多年來已通過退還罰款而表現出對1798年《煽動叛亂法》的悔改。只有當如果等待歷史撥亂反正會在當前造成危險的緊急情況下,才可對'國會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論自由'這項總原則作出例外。當然,我這裡僅涉及觀念的表達與宣傳,因這裡只涉及這些,令我遺憾的是,我無法以更有力的語言表達我的看法,這就是,由於給這個指控定罪,被告被剝奪了受《合眾國憲法》保護的權利。

霍姆斯對阿布拉姆斯案發表的不同意見,常被認為是最高法院把言論視為民主社會的關鍵權利的開端,民主是基於思想的自由市場的概念也由此産生。有些思想觀念可能不受歡迎,有些可能令人不安,還有些可能是謬誤的。但是,在民主國家,必須給所有這些思想觀念平等的表達機會,同時相信,錯誤、卑鄙和無用的觀念將被正確的觀念所取代,而這些正確的思想將以民主的方式推動進步。霍姆斯的"市場"比喻是對思想自由的支援,因此它至今仍得到很多人的讚賞。

"思想市場"的理論也涉及民主的奠基原則之一:人民決策的權利。200年前,托馬斯‧傑斐遜把他對民主的信念建立在人民有為自己作出正確決定的良好判斷力這點上。應該由人民,而不是他們的統治者,通過自由討論和隨後的自由選舉來決定他們面臨的重大問題。如果一部分人因為他們的看法令人不快而被阻止發表意見,那麼,公眾作為一個整體,就失去了達到最佳結果所需要的對全部事實和觀點的考量。

霍姆斯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曾説過對言論有限制;相反,最近數十年的大部分辯論集中在如何分清受保護和不受保護的言論的界線。辯論的核心是:"我們為什麼用憲法的保護傘保護這類言論?"具有普遍共識的一點是,無論《第一條修正案》的"言論條款"保護什麼,它肯定保護政治言論。因為,如傑斐遜和麥迪遜所充分理解的那樣,沒有政治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社會。這一觀點的原理,同時大概也依然是美國歷史上對言論自由的最精闢注解,體現在路易斯‧布蘭代斯答法官為涉及州煽動誹謗法的一個案件所寫的意見書中。

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根據"明顯而現實的危險"這一標準,裁決加利福尼亞州有關煽動誹謗罪的法律符合憲法,因為法院認為,州政府有權懲罰那些濫用言論權"發表有損公共福祉、有助煽動犯罪、擾亂公共治安、或危害組成政府的基礎和威脅推翻政府的言論"的人。布蘭代斯與霍姆斯都持不同意見,布蘭代斯並在他的意見書中確立了《第一條修正案》和政治民主的關係,從而──如卡多索大法官後來所述──使言論自由成為其他自由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路易斯布蘭代斯大法官關於"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的意見書(Whitney v. California, 1927)

為就這些問題作出合理的結論,我們必須牢記為什麼一個政府,在通常情況下,沒有權力禁止被大多數公民認為是錯誤的、會帶來各種惡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説教。

為我們贏得獨立的一代人認為,政府的最終目的,是使人有自我發展的自由,在政府領導下,商議應該比臆斷更有威力。他們既視自由為目的,也視它為手段。他們相信,幸福的秘訣是自由,自由的秘訣是勇氣。他們相信,自由思想、自由表達思想是找到和傳播政治真理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言論和集會自由,討論屬於徒勞;有了這些自由,討論一般足以防止有害説教的傳播;對自由的最大威脅是民眾的無動於衷;公共討論是一項政治職責;這應該是美國政府的基本原則。他們認識到一切人類社會機制會面臨的危險。但他們知道,不可能僅僅靠人們對違法要受懲治的恐懼感來維護秩序;壓制思想、希望和想像力是危險的;畏懼滋生壓迫;壓迫滋生仇恨;仇恨威脅政府穩定;安定取決於讓人們有機會討論任何不滿和解決方案;糾正邪惡之説的恰當方式是提出真善之理。他們相信通過公開討論講道理的力量,因此而不用法律壓制言論的聲音──後者是以力相爭的最惡劣表現。他們認識到有時會出現佔統治地位的多數人的專制,因此對《憲法》作出修改,以便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

僅僅是害怕遭受嚴重傷害不能成為壓制言論和集會自由的理由。人們曾懼怕巫師而焚燒婦女。是語言使人類得以擺脫荒誕的恐懼。若壓制言論自由,必須有正當理由擔心自由的言論會導致嚴重惡果;必須有正當理由相信所擔心的危險迫在眉睫;必須有正當理由相信所防範的惡果將是極其嚴重的。……

靠革命為我們贏得獨立的一代人不是懦夫。他們不畏懼政治變革。他們不是以犧牲自由來鞏固秩序。對於勇敢、自立、相信民治中的自由和無畏的理喻力量的人來説,除非所擔心的惡果是如此迫在眉睫以至不容展開全面討論,否則任何出自言論的危險都不會是明顯和現實的。如果有時間通過討論揭露錯誤和假像、通過教導避免惡果,那麼,應採用的方式是更多地暢所欲言,而不是壓制人們的聲音。壓制只可出現在緊急情況下。這是欲容納自由的政權所必須實行的原則。依我之見,這是《憲法》的要求。因此,美國人民永遠可以通過證明不存在緊急情況而向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法律發出挑戰。

在布蘭代斯看來,民主體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公民",而要履行這個角色的職責,就必須參與有關重大事務的公共辯論。一個人如果不敢演説,不敢説不受人歡迎的事,那麼他或她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且,除非讓持不同意見的人自由表達他們的觀點,人們也無法對所有的可能性作出權衡。因此,言論自由是民主程式的核心。

這個道理似乎如此不言而喻,人們可能會問,它為什麼沒有得到普遍接受,甚至是在美國?原因並不難找到。支援不受歡迎的觀點需要有公民勇氣,正如霍姆斯與布蘭代斯所指出的,多數派很少願意聽到對公認觀點的挑戰。防止多數人壓制反對派的聲音正是制憲者制定《第一條修正案》的原因。思想自由的原則──正如霍姆斯作出的著名論述──"不是指讓我們所同意的思想有自由,而是指讓我們所痛恨的思想有自由"。

這不是一個容易接受的概念。在戰爭等局勢嚴峻的時期,往往難以做到允許一些人利用民主的工具攻擊民主的基礎。顯然,霍姆斯和布蘭代斯的諄諄教誨在冷戰初期似乎被人們忘卻了。1940年代末,政府迫害美國共産黨(American Communist Party)領導人,指控他們宣揚用武力推翻政府和陰謀傳播共産主義思想。從1920年代以來一直愈加強調《第一條修正案》對言論的保護作用的美國最高法院,此時顯然一反往常。法院多數派雖然承認美國共産黨不構成明顯而現實的危險,但仍然裁定他們的言論代表一種"壞傾向",有可能顛覆社會秩序。

就像上一代的霍姆斯和布蘭代斯大法官為不得人心的社會主義者辯護一樣,雨果‧布萊克和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如今成為言論自由和少數派權利的捍衛者。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對"丹尼斯訴合眾國案"的不同意見(Dennis v. United States, 1951)

有時甚至言論也喪失了憲法保護。在某一年無關痛癢的言論,也許在另一年會煽起毀滅性的烈焰,以至為了共和國的安全必須予以制止。這是明顯而現實的危險的含義。當情形如此危急以至沒有時間避免言論將造成的惡果時,要予以制止。否則,使國家強大的言論自由會使國家遭到毀滅。但是,言論自由是常規,而不是例外。對言論的限制若要符合憲法,其依據絕不能僅僅是懼怕、僅僅是強烈反對、或者僅僅是深惡痛絕。必須存在那種如果允許這一言論,就很可能立即對社會造成傷害的情形……

在美國,(共産黨人)是沒人稀罕的思想的慘澹經營者;他們的貨色仍然滯銷。如果我們是從司法認知的角度出發,我就不可能説共産黨在這個國家是如此強大或如此有戰略部署以至必須對他們的言論實行壓制。如果我們是以司法認知為根據行事,這就是我的觀點。而僅僅是相反意見的陳述便説明,我們多麼需要先了解事實,再採取行動。偏見、仇恨或無端的畏懼都不應該成為這一鄭重舉動的依據。只要沒有明確和客觀的證據證明邪惡之勢所鼓吹的危險迫在眉睫,其他任何情形都不足以犧牲言論自由。

在冷戰的歇斯底里過後,美國人逐漸認識到霍姆斯和布蘭代斯以及後來布萊克和道格拉斯的主張所包含的智慧。消除"壞"言論的辦法不是用壓制,而是用"好"言論,以一個觀念克另一個觀念。事實上,許多在今天被認為是正確合理的事情曾經被當作異端邪説,如廢除奴隸制或婦女投票權。雖然多數人總會在激進思想攻擊自己所珍視的信念時感到不快,但作為憲法法律,美國民主的政策是,無論多麼不得人心的言論都必須得到保護。1969年,法院終於完全取消了煽動誹謗罪之説,人們不再會因宣揚被多數人譴責為顛覆性的思想而遭受起訴。

* * * * *

在抗議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高潮時期,許多公民自由論者擔心,美國的這種交戰狀態是否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那樣,再次讓壓迫言論的勢力抬頭。很多人擔心會發生最糟糕的情況,但令他們意外的是,這個國家從容地處理了反戰抗議。這並不是意味著所有美國人都喜歡抗議人士的言論,或者他們不想禁止有些人的言論或甚至把他們關入監獄。然而,他們接受了這樣一個觀念:在民主制度下,人們有抗議的權利──高聲地、有時還是以粗野的方式;但是,在圍繞美國是否應置身東南亞這個問題的重要辯論中,必須讓所有人發表意見。

愛荷華州德梅因市13歲的瑪麗‧貝絲‧廷克(Mary Beth Tinker)等中學生當時佩戴黑色袖章上學,以示抗議越南戰爭,校方以他們的行動干擾學習為由將他們停學。而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造成任何干擾,而是校方擔心,如果學校被視為准許學生在校進行反戰抗議,會引起市民反響。

最高法院在針對與越戰相關的最重要案子之一的裁決中表明,就政治言論而言,中學生在跨進校門後並沒有喪失他們的憲法權利。相反,學校如果確實是培育公民意識的場所,就需要給學生機會,讓他們懂得,他們有權利表達不受歡迎的政治觀點而不受學校當局的懲罰。

瑪麗貝絲廷克的話

那是個有自己活動內容的青少年組織。……我們決定戴黑袖章上學。那時候(1965)反越戰運動開始擴大,雖然還遠遠沒有達到後來的程度,但全國各地有相當一些人參加。我記得一切都是那麼令人激動;所有人都為這個了不起的信念攜起手來。我還小,但我仍可以成為其中一分子,而且仍然有重要作用。這不僅僅是成年人的事,小孩子也受到尊重:我們有話要説時,人們注意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計劃了戴袖章上學這件小事。計劃在進行中,我們沒認為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完全不曉得會有那樣嚴重,因為我們已經舉辦過一些其他的小型示威,什麼事也沒發生。……

我們戴袖章的前一天,這件事不知怎麼在我的代數課上被提起來。老師非常氣憤,他説,如果班裏的任何人戴袖章上學,就將被趕出他的課堂。我們接著就得知,學校行政當局作出決定,禁止佩戴袖章。……任何戴袖章的學生都會被停學。

第二天,我去上學,整個上午都戴著袖章。同學們議論紛紛,但都很友好,沒有惡意。我午飯一過就坐進了代數課教室。老師走進來,每個人都好像在悄聲議論;他們不知會發生什麼事。然後一個人來到教室門口説,瑪麗廷克,你到走廊裏來。然後他們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

校長態度相當惡劣。之後他們就把我停了學。

[經西門和舒斯特爾成人出版集團自由出版社許可翻印,引自彼得‧埃倫斯編寫的《他們信念的勇氣》。彼得‧埃倫斯1988年版權所有。]

多年以後,反對另一屆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人在抗議時焚燒美國國旗,並立刻遭到逮捕。他們的辯護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裁決,他們的行為,雖然在多數美國人看來值得痛斥,但仍然屬於"象徵性的政治言論",因此受《第一條修正案》的保護。也許,那個案子中最有趣的意見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的解釋。他説明瞭為什麼雖然他同上百萬美國人一樣痛恨燒國旗的行為,但他仍然認為法院必須判這樣的人無罪。

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對"德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的贊同意見(Texas v. Johnson, 1989)

客觀事實是,我們必須有時作出自己不喜歡的裁決。我們那樣裁決是因為那是正確的,即根據我們所理解的法律和《憲法》必須得出那樣的結論。我們是如此信守這一程式,以至除極少數案例外,我們絕不會對結果有遲疑或表示厭惡;這可能是因為擔心那樣做會破壞主導裁決的重要原則。本案屬於那種極少數案例之一。……

雖然任何標誌所代表的往往都是我們自己賦予它的意義,但國旗一向被用來表達美國人的共同信念,對法律與和平的信念,對人類精神所寄予的自由的信念。今天這個案子迫使我們認識到堅持那些信念所需付出的代價。國旗保護蔑視它的人,這一點雖然痛苦,但至關重要。

雖然法院的這個裁決曾招致一片抗議聲浪,但慢慢地,隨著理性聲音的出現,抗議聲逐漸消失。對言論自由的最旗幟鮮明的辯護,來自前越戰戰俘詹姆斯‧沃納(James H. Warner)。

詹姆斯沃納1989711日寫給《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信

當我(從越南獲釋後)走出機艙時,一抬頭看見了國旗。我屏住呼吸,眼淚奪眶而出,我含淚向國旗敬了一個禮。我對國家的愛從來沒有像那個時刻那樣強烈。……我不能讓自由打折扣。見到燒國旗讓我心痛,但我不與那些想懲罰燒國旗的人為伍。……

我記得在(北越人進行的)一次審訊中,他們給我看一些抗議越戰的美國人燒國旗的照片。"看,"那個軍官説,"你們國家的人抗議你的事業。這證明你是錯的。"

"不,"我説,"這證明是我正確的。在我們國家,我們不害怕自由,即便這意味著有人不同意我們的意見。"那個軍官立刻跳起來,臉色怒得發紫。他用拳頭砸著桌子,尖叫著讓我閉嘴。就在他咆哮的時候,我驚訝地在他的眼裏看見了痛苦和畏懼的神色。我從沒有忘記過那個神色,也沒忘記過我使用他手中的武器──那張燒國旗的照片──回擊他所帶來的滿足感。……

我們不需要修改《憲法》去懲罰那些焚燒我們國旗的人。他們燒國旗是因為仇恨美國和畏懼自由。有什麼能夠比針鋒相對的自由思想更能刺痛他們呢?傳播自由。…… 不要畏懼自由,它是我們手中最好的武器。

布蘭代斯大法官70多年前的教誨産生了效果──回擊壞言論的方法是更多言論,從而使人們得以了解、辯論和選擇。

* * * * *

如果人們一般能夠對政治言論自由給予接受,那麼對其他類型的言論呢?《第一條修正案》是否像雨果‧布萊克大法官(任職于1937年至1971年)所解釋的那樣絕對,以至政府不得審查或懲罰任何類型的言論呢?還是説,是否有某些言論不在"言論條款"的保護傘之下?作家、藝術家、商人、偏執狂、抗議人士、網際網路記者發表的任何言論,無論多麼冒犯或令人不安,是否都得到《憲法》的保護?對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在這些問題上沒有社會共識;也沒有最高法院針對各種言論的明確裁決。隨著公眾情緒的變化,隨著美國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和開放,隨著新興電子技術越來越滲透到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第一條修正案》的含義像過去常見的那樣,再次發生變化,特別是在非政治性言論方面。

1940年代早期,最高法院以相當明確的語言宣佈,《第一條修正案》不保護淫穢或誹謗言論、爭鬥言論、或商業言論。但法院在最近幾十年裏受理了所有這些方面的案子;雖然沒有對這些言論給予全盤保護,但確實把很多內容納入了"言論條款"的保護範圍。對法官的裁決不乏批評意見,而且可以保險地説,如果法官為這些問題絞盡腦汁,那麼在公眾輿論方面也同樣充滿了迷茫和不同意見。而這是應有的情形。最高法院不可能指望人們對法官的裁決俯首聽命。相反,法院常常反映出社會和政治風俗的變化;最高法院的法官在盡力辨明制憲者的初衷的同時,還必須努力把初衷的精神運用到現代生活的現實中來。這一點有時候不難做到。但是,即使在法院作出艱難和有爭議的裁決時,例如燒國旗一案,也必須有一定的公眾理解為基礎,也就是,他們了解為什麼有必要作出這樣的決定,以及這個決定與更廣義的現代生活的連帶關係。

法院和人們所面對的難題是,如何劃分受保護與不受保護言論的界線。有些方面,如給淫穢言論下法律定義,一直沒有得到公眾的支援,原因是,淫穢這個概念本身就不是客觀和容易定性的。正如法院所指出,一個人的淫穢之詞對另一個人可能是抒情詩;冒犯這個人的言論,不一定冒犯那個人。但是,這屬於《第一條修正案》所要保護的內容嗎?藝術表現方式,特別是在它們背離當今的美學或道德標準時,是《第一條修正案》的制定者有意保護的對象嗎?

同樣,美國20多年來一直都在辯論所謂金錢對選舉程式的侵蝕。曾經出現過多次努力,旨在控制競選籌款和用款方式,並限制個人捐獻的數額。但是,多年前,最高法院裁定,資金從某些意義上來説是言論,當用它來進一步表達政治主張的時候,不可對它實施限制。由此,人們看到又一個有待澄清的問題,這就是,言論自由的觀念究竟可被延展到什麼範圍而不至與其他同樣寶貴的民主觀念──如公平選舉──發生抵觸。

或許,美國人民和司法制度正在面臨的最艱巨任務,是確定《第一條修正案》將如何保護新型電子技術。萬維網(Worldwide Web)是否只是霍姆斯大法官所説的思想市場的又一種形式?鋻於也許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一個家庭都能接觸到網上資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上網向全世界表達自己的觀點,《第一條修正案》是不是變得沒有意義了?

在美國,人們在繼續就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很多問題展開辯論──在法庭、國會聽證會、總統委員會、大學、公共論壇,也在個人家庭中。在人民的各項權利中,沒有哪一項比言論自由更受珍視,更容易受到觀念變化的影響。但大多數美國人認識到,就像布蘭代斯大法官所指出的,他們作為公民的責任,使他們不僅有機會提出不受歡迎的觀點,而且也必須聽取其他人表達他們的觀點,只有這樣,民主程式才會有效。霍姆斯大法官説過,《第一條修正案》不是為了保護與我們一致的言論,而是為了保護我們所痛恨的言論。雖然這一點並不總令人舒坦,但人們承認它千真萬確。

________

相關讀物:

Lee C. Bollinger & Geoffrey R. Stone, Eternally Vigilant: Free Speech in the Modern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Zechariah Chafee, Jr.,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Michael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ry Kalven, A Worthy Tradition: Freedom of Speech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Cass R. Sunstein,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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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國會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 
── 
《合眾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________

新聞自由是人民的一項寶貴權利,但它與人民享有的其他自由不同──它既是個人的權利,也是機構的權利。它不僅指個人有權利表達意見,而且也指文字和廣播媒體有權利發表各種政治觀點和採集、報導新聞。因此,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如20世紀美國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述:"新聞出版自由不是特權,而是一個偉大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確,隨著社會發展日益複雜,人們越來越需要通過報紙、廣播、電視來了解世界的新聞、輿論和政治觀點。新聞自由重要性的一個標誌就是,當反民主勢力一旦控制國家,他們的第一個舉動往往就是壓制新聞。

托馬斯傑斐遜論新聞自由的必要性(1787)

我們政府的基礎是民意,最首先的目標應是保持那項權利;倘若要我來決定我們是應該有政府而沒有報紙,還是有報紙而沒有政府,我會毫不遲疑地選擇後者。

* * * * *

言論與新聞自由的起源幾乎相同,因為根據英國法律,批評政府的言談,無論書面還是口頭,都可受到懲罰。無論出版內容屬實與否,政府視批評本身為禍害,因為它對政府官員的正直可靠性提出質疑。向真正的新聞自由──人們可以不擔心政府報復而發表自己的觀點──的發展不是平坦的。18世紀中期偉大的英國法律評論家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宣稱,新聞自由雖然關係到一個自由國家的本質,但它可以、也應該受到約束。

《英國法律評注》─ 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1765)

褻瀆、不道德、謀反、分裂、煽動叛亂、或惡毒誹謗一概受英國法律懲罰,……按照正當理解,這絕沒有侵犯或踐踏新聞出版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實係一個自由國家之基本實質;但其含義在於不對出版實行預先制約,而並非意味發表犯罪言論不受懲罰。每一自由人無疑有權利在大庭廣眾暢所欲言;禁止這樣做乃是破壞新聞出版自由。但一個人若公開表達不正當、有危害或不合法之詞,則必須為其冒失承擔後果。

但是,"褻瀆、不道德、謀反、分裂、煽動叛亂、或惡毒誹謗"的定義是什麼呢?實際上,它們完全任憑政府下定義,説到底,任何對政府的政策或領導人的哪怕是溫和的批評,都會導致坐牢或更惡劣的後果。依據這種主觀判斷,真相完全無足輕重。

美洲殖民者將英國普通法帶到了大西洋彼岸,殖民地的官員如同故鄉的主人一樣容不得新聞出版自由。1735年,紐約皇家總督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指控報紙發行人約翰‧彼得‧曾格煽動誹謗,因為曾格對總督把一位在一個重大案件裏作出對總督不利的裁決的法官撤職提出批評。按照布萊克斯通闡述的傳統原則,曾格有權利發表他的批評意見,而現在必須承擔其後果。但是,曾格的律師,安德魯‧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説服陪審團定曾格無罪,理由是,曾格所發表的情況屬實。雖然後來又經過了很多年,"屬實"才成為被英美法律接受的反駁誹謗罪指控的絕對依據,但這個案子成為一個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先例。由於美洲地區的陪審員不肯給公開真相或甚至發表觀點的人定罪,因此,皇家官員很難在殖民地提出煽動誹謗罪的起訴。到了獨立戰爭時期,儘管有成文法律,但殖民地出版商皆無拘無束地對王權和皇家總督進行抨擊。

鋻於幾乎所有美國新成立的州在獨立時都採用英國普通法,包括其中對新聞出版的規定,因此,很難説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新聞出版條款"("Press Clause")的起草人是否有意採納曾格案的教訓。1789年國會在美國與法國的短暫衝突中通過的《煽動叛亂法》,允許在對有關誹謗美國總統和政府罪的指控作出反駁時,把真相作為辯護的依據。但這一法律在實施中被蒙上了一種對傑斐遜派共和黨人的敵意和黨派對立色彩。聯邦黨人的法官實際上不理會有關真相辯護的規定,而是效倣他們的英國同行,只要言從口出即當誹謗處治。例如,佛蒙特州一家報紙的發行人馬修‧萊昂(Mathew Lyon)批評約翰‧亞當斯總統"無止境地渴求荒謬的炫耀,愚蠢謅媚,自私貪婪"。為此,他被罰款$1000美元,並坐牢四個月,直到籌齊資金支付罰款為止。

《煽動叛亂法》于1801年失效,在其後的一個世紀裏,除了內戰時期制定的一些限制以外,聯邦政府從沒有任何違反"新聞出版條款"的行為。誹謗從刑事案件逐漸基本變成了民事案件,一些名人自己提出民事訴訟,以保護個人聲譽。國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另一項《反叛亂法》,就像在前面"言論自由"一章中所指出的,與這一法律有關的案件主要被作為言論自由問題處理,並且導致採用"明顯而現實的危險"這一判斷標準。但是,就新聞自由而言,其重大發展是直到1930年代初期──也就是預先制約的理念重新復活時──才開始。在發展真正的新聞自由的過程中,報界發現最高法院是強有力的同盟;正是最高法院把《合眾國憲法》的《第一條修正案》中所包含的"或新聞出版自由"幾個字變成了保護新聞自由的強大盾牌。

* * * * *

"新聞出版條款"的現代法學理念始於1931年"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Near v. Minnesota)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子。儘管初看上去,這個案子好像不外乎重申了布萊克斯通有關預先制約的學説,但是實際上,它是將那一學説發展、進而形成強大和獨立的新聞業的第一步。

明尼蘇達州通過一項類似于其他州的法律,准許將"惡意、造謠中傷或誣衊性的"刊物作為公害予以禁止。但在這個案子裏,通過這項法律的目的是為了關閉《星期六新聞報》(Saturday Press)。這家報紙除了刊登對黑人和其他族裔的種族攻擊言論外,還刊登了一系列揭露地方政客和商界領袖腐敗行徑的文章。州法院欣然關閉了《星期六新聞報》,但是這家報紙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首席大法官查理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把《第一條修正案》的"新聞出版條款"應用於州政府(以前只被用於國會),並且重申這一觀點:除非在戰時緊急情況下,任何政府都不得對報紙的憲法權利──出版──加以限制。這並不意味著報紙不能因其他原因而受懲罰或不能被人指控誣衊而受起訴。但是,這個判決為30多年後的兩項重大發展奠定了基礎,而那兩項發展構成了現代新聞出版自由的支柱。

第一項發展起源於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那時,大多數州的法律沒有關於設立預先制約的規定,但是,如果刊登的內容是惡意的或者哪怕只是有誤,法律便允許提出誣衊人格的民事訴訟。當時,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倡導民權的活動人士和警察發生摩擦,一些民權組織和個人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刊登了一整版題為《聽一聽他們高漲的聲音》的廣告,詳述民權工作者面臨的困難並請求資助他們的事業。廣告雖然沒點阿拉巴馬蒙哥馬利市警察局局長沙利文(I.B.Sullivan)的名字,但沙利文對《紐約時報》提出起訴,理由是,廣告中有事實錯誤,破壞了他的公職聲譽。地方陪審團判沙利文獲勝,要求《紐約時報》向他賠償50萬美元。

沙利文控告報社不是因為事實誤差很大(廣告中有一句話説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7次入獄,而實際是4次),而是因為南方人把新聞界當作民權鬥爭中的對手。每次有示威人士挨打或被逮捕時,報界都不僅向全國而且向全世界報導。《紐約時報》不僅是全國領先的報紙,而且也是最大和最成功的報紙之一。如果能重罰它(50萬美元在1964年是一筆鉅額),較小的和沒有那麼成功的報紙就會在報導民權運動時三思而行。換言之,如果允許這個判決成立,就將對《第一條修正案》保護的新聞出版自由權利造成"令人寒心的"嚴重影響。

最高法院不僅推翻了這個判決,而且遠遠超越了從英國繼承的無預先制約的原則;它取消了對刊登涉及政府官員及其公職表現的報導的一切處罰,除非報社明知消息不屬實、但為惡意中傷政府官員的名聲而照樣刊登發佈這一消息。這個裁決雖然沒有允許報紙刊登一切,並仍使公民個人有權提出誹謗訴訟,但它確定了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一個重大問題,即新聞界能夠完全地、無拘束地對政府和政府官員進行報導。雖然時而會有疏忽性的錯誤,但這沒有關係;法院的解釋是,"緊追"新聞的過程中常會出現錯誤。但公民需要知情,以誹謗為由威脅報刊履行其職責是不能被容許的。

小威廉布倫南(William Brennan,Jr.)大法官關於"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的意見書(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1964)

我們是基於全國深深信奉的一項原則來考慮此案的,這項原則就是:對公共問題的辯論應該是無拘無束的、活躍的和廣開生面的,而且其中很可能包含對政府和政府官員強烈的、刻薄的、有時不愉快的尖銳攻擊。此案中的這個廣告,作為表達不滿和對我們時代的一個重大公共問題的抗議,看來顯然是合乎憲法保護的。問題在於,某些事實陳述上的錯誤和被告提出的誣衊指控是否使它失去憲法的這一保護。歷來對《第一條修正案》所提供的保障的權威性解釋,都從不承認對證明真相這一點存在任何例外──無論是由法官、陪審員、還是行政官員來證明──尤其不能責成説話人證明真相。'憲法保護'不要求證明所發表的思想和信念的真實性、受歡迎程度或社會實用性。……有損政府官員的名聲不比事實有誤更能夠成為壓制自由言論的理由。……對政府官員行為的批評,不因為它一針見血和因此降低了政府官員的聲譽而失去憲法的保護。

形成現代新聞自由的第二個支柱,是所謂"五角大廈文件"案("Pentagon Papers" case)。案子是由一份國防部文件被反對美國捲入越戰的一名政府文職僱員偷出公布於眾而引發的。文件是1967年佈置進行的大規模歷史回顧的一部分,不涉及與當時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有關的秘密情報。但是,文件的確暴露了導致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當政期間美國進一步捲入越戰的決策思維及判斷錯誤。雖然當時是新一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坐主白宮,但他反對發表這些文件,理由是它可能對國家安全利益産生不利影響。

《紐約時報》于1971年6月13日開始發表五角大廈文件。當政府很快從法院獲得禁止發表的臨時禁制令時,《華盛頓郵報》開始刊登它獲得的五角大廈文件的抄本。在政府到法院去禁止《華盛頓郵報》之後,《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拾起了接力棒。由於下層法院對能否確實施加這種預先制約性質的禁令意見不一,也由於政府希望儘快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最高法院同意從速受理這個案子。雖然司法審理經常被人指責為速度緩慢,但最高法院法官這次行動神速。他們在星期五同意受理此案,第二天就聽取口頭辯論,在其後的星期二,也就是《紐約時報》開始刊登文件後的第17天,作出了裁決。

裁決以前所未有的最明確的語言指出,政府無權審查報紙或阻止披露可能引起難堪的資訊。其中三位大法官認為,政府本來就根本不應從下級法院獲得禁令,並批評下級法院寬容這類預先制約的企圖。雖然法院沒有説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設制預先制約(在諸如戰時緊急狀態下明顯具有敏感性的資訊仍然被列為例外),但是顯然,五角大廈文件的材料不屬於例外。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對"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的贊同意見(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 1971)

這些披露可能産生嚴重影響。但那不是給新聞出版施加預先制約的理由。……《第一條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禁止政府對難堪資訊的普遍壓制。全國正在圍繞我們在越南的勢態展開大規模辯論。對公共問題進行公開的辯論和討論,與國家健康極其攸關。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法院的意見。退役將軍、前駐越南大使馬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r)表達了政府內部許多人對法院裁決的不滿。他説,一個公民的知情許可權于"那些他作一個好公民和盡其職能所需要知道的事",只此而已。但是,法院裁決的根本目的,其實就是讓公民履行自己的義務。道格拉斯大法官指出,全國正在圍繞美國在越南扮演的角色進行重要辯論,如果不許公民得知重要的資訊,他們怎樣盡公民的義務和明智地參與辯論呢?

* * * * *

但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其他主要報紙並不是個人,而是大企業,擁有數以千計僱員和數百萬美元的資産。給予新聞出版機構──它們往往具有商業實體形式──這麼大的自由度與人民權利呈什麼關係呢?對此人們有必要回憶一下"言論自由"一章裏談到的布蘭代斯大法官論公民義務的一段話:"公共討論是一種政治職責;這應該是美國政府的一項根本原則。"但是,為了參加這種討論,為了履行作為公民的職責,人們必須掌握資訊。準確的資訊不總是直接來自政府,但卻可能來自獨立的消息來源,而維護自由與民主,就是要靠這些來源能夠完全獨立和無所畏懼。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論新聞(1841)

伯克言,議會有三權;但就座于彼端記者臺者為第四權(FourthEstate),且重要性遠勝於三權之和。這並非比喻,亦非妙語;而是實在的事實──此時此刻對我們非常重要。

伯克稱新聞出版業為"第四權"的意思是,新聞對公眾輿論具有的影響力使它成為管理國家時的一個重要資源。今天,我們對新聞自由的作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仍將它視為一種準社會機制。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大法官認為,新聞自由是揭露腐敗和保持政治程式公正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最高法院同事威廉‧道格拉斯也表達過同樣的看法,他説,新聞出版落實了"公眾知情權。知情權是民治的關鍵"。

波特斯圖爾特大法官論新聞出版自由的作用(1975)

"新聞出版自由"的保障,從根本上説,是《憲法》的一個機構條款。《權利法案》中的其他大部分條款針對的是保護個人的具體自由或具體權利。……"新聞出版自由條款"("Free Press Clause")為機構提供了保護。

新聞界履行其機構角色的一個範例涉及刑事司法制度。除了在其他章節中討論的對被告權利的保護之外,公民需要知道實施司法程式的效力。審判是否公正?是得到迅速處理、還是受到拖延以至造成磨難?然而,一般人沒有時間去地方法院旁聽審判,也沒有時間連續多個小時收看有線電視轉播的某些審判。他們是從新聞報導中獲得消息,無論是從早報,還是從晚間電視或廣播新聞。如果禁止新聞界旁聽審判,那它就不能提供這一對"民治至關重要"的訊息。

但是,如何兼顧公平審判的需要呢?如果罪大惡極,如果地方民情高漲,如果過度的輿論會影響挑選組成公正的陪審團,那麼是否應該把新聞界排除在法庭之外?根據最高法院的裁決,回答是否定的。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E. Burger)認為:"預先制約言論與出版是對《第一條修正案》所保護的權利的最嚴重和最不能容忍的侵犯。"法官手中有各種各樣處理這類情況的辦法,包括對被告和原告律師的禁令、把開庭地點改到一個不太情緒化的地方,以及將陪審員隔離等等。

有關新聞界報導審判的要案是1980年的"裏士滿報業公司訴維吉尼亞州案"(Richmond Newspapers, Inc. v. Virginia)。由於一家自由媒體的努力,這個案子鞏固了人民知情的權利。在這個案子中,一個人因謀殺被捕,但各種各樣的問題導致三次審判無效。於是,當第四次審判開始時,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一致認為,應該不將審判對旁人和新聞界公開。

當地報紙提起訴訟,向法官的決定提出挑戰。最高法院在其作出的重要裁決中,平衡了《第一條修正案》與《第六條修正案》(The Sixth Amendment)──新聞出版自由的權利與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的關係,法院認為,二者相輔相成。《第六條修正案》保障"及時和公開審判"的含義是,不僅保護被告不遭受秘密的私刑審判,而且還保護公眾旁聽和目睹審判的權利。鋻於維吉尼亞州,或甚至裏士滿市的全體民眾,顯然不可能都去旁聽審判,因此,必須允許新聞界旁聽和報導審判,協助確保審判公正進行。

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關於"裏士滿報業公司訴維吉尼亞州案"的意見書(1980)

《權利法案》是在審判應予公開這一悠久的歷史背景下産生的。當時,公眾旁聽審判的權利被視為審判程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願來多少就來多少的民眾前面"舉行審判被看作是"自由英國憲政的不可估量的優勢"。《第一條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和新聞出版等自由可以被理解為是對每個人出席審判的權利的保護,從而使那些明文規定的權利具有意義。"《第一條修正案》不僅限于保護新聞出版和個人言論,而且也禁止政府對公眾獲取資訊的來源施加限制。"言論自由意味著某種聽取的自由。在很多情形中,本法院都曾提到《第一條修正案》賦予的獲取資訊與觀點的權利。就審判而言,《第一條修正案》對言論和出版的保障本身就意味著禁止政府斷然關閉在《修正案》誕生以前就早已對公眾敞開的法庭大門。"因為《第一條修正案》的語言並非模棱兩可。……它必須被視為──按照一個熱愛自由的社會的解讀──用明晰的語言所能表達的涵蓋範圍最廣的一項規定。"

雖然這個案子涉及的是刑事審判,但其理念同樣適於民事審判。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任期1902年-1932年)曾説過,公眾監督是正當行使司法的保障。他寫道:"[民事]案件的審判應該在公眾的注視下進行,這不是因為一位公民與另一位公民之間的糾紛需要公眾關注,而是因為這是一個最佳時刻,讓那些行使司法的人應該永遠憑公共責任感行事、讓每一個公民滿意地親眼目睹執行公務的方式。"

近年來的技術發展把公眾出席旁聽審判的概念推入了一個新階段。雖然在法庭使用錄影機目前不屬於憲法權利,但許多州已經立法,允許轉播審判。當電視最初問世的時候,由於錄影機的體積、對燈光的要求和每人都需要接話筒等原因,轉播審判不切實際。今天,只需少數幾架幾乎不為人看見的小型錄影機就可拍下整個法庭,操作控制可在隔壁房間或在外面停放的一部麵包車裏進行。雖然轉播審判一開始只是試驗性的,但實踐説明,電視轉播審判頗受歡迎。一個叫作電視法庭(Court TV)的美國有線電視網,專門轉播審判以及律師和法學教授的評述。在這裡,媒體繼續扮演公眾與司法體系之間的仲介角色,而通過這種新方式,觀眾更好地了解到正在發生的情況。

(同樣,國會兩院的會議、國會聽證會和州議會會議,通常得到有線廣播網──尤其是公共事務衛星有線電視網(C-SPAN)──的轉播,這是媒體在民眾與政府之間發揮搭橋作用的又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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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條修正案》的"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條款"引申而來的"知情權",在美國政治與司法觀念中是一個較新的概念,但由此我們可以再次看到,民主體制和隨之而來的自由,不是靜止不變,而是隨著社會本身的變化而演變。"人民知情的權利"與新聞自由緊密相關,但它是以更寬廣的民主體製作基礎。如果我們把民主體制理解為亞伯拉罕‧林肯所説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那麼,政府的事務實際就是人民的事務,而這也是自由的新聞機構的角色與公民的民主關懷的匯合點。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人民和新聞界不必知道政府中的一切事務。顯然,有關國家安全問題、外交事務和制定政策的內部辯論,不必當即受到公眾審視。正如研究《第一條修正案》的權威人士、法學院教授羅德尼‧斯莫拉(Rodney A. Smolla)所述:"民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公開和透明的政府。然而,即便是最公開和民主的政府,在某些情形下,為良好地運作,也需要有某種程度的秘密或保密。"

雖然這聽起來合情合理,但其實卻包含著兩股相互競爭的勢力。一方面,所有層次的政府官員,即使是在民主社會裏,都不情願向新聞界或公眾傳遞資訊;另一方面,受公眾支援的新聞界經常希望獲取多於它理應得到的資訊。為解決這一矛盾,美國國會于1966年通過了《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通常簡稱FOIA)。這項法律是應新聞界和公共利益團體的要求制定的,新聞界和公共利益團體提出,旨在使公眾了解情況的現行聯邦法律經常帶來相反的效果。在對這項法律的解釋中,法院的一貫立場是,將資訊公布於眾屬於常規,聯邦政府部門必須對公民了解情況的要求作出及時和認真的答覆。繼聯邦法律之後,各州也都制定了類似的涉及州政府運作情況及檔案資料的資訊自由法規。

根據這一法律,公民個人和新聞機構都可以提出獲取資訊的要求,不過實際上,大多數要求是新聞機構提出的。個人,即便是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很難找到充足的線索作為按照《資訊自由法》索取資訊的根據;而報紙和電視臺擁有大批僱員,可以安排幾組人馬來處理一個問題,它們也擁有支付複印大量文件所需要的資金。顯然,新聞媒體,無論是文字還是廣播,都不可能調查政府的每一項運作,採訪每一個審判、報導每一次立法會議,但是,正因為這樣,新聞自由才對民主體制具有關鍵作用。個人可以受益於來自新聞社或地方報紙的多方報導,可以觀看電視轉播的聽證會或審判,甚至可以從網際網路的眾多新聞與評論網站獲益。自從人類脫離小村落生活模式以來,從沒有哪個公民──只要他/她願意──可以對政府的運作如此瞭如指掌。這種知識使他/她能夠明智地投票,簽署支援或反對某一提案的請願書,給立法院寫信,以及履行作為公民的一般義務。沒有新聞自由,就不可能做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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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聞界會不會走得太遠呢?任何自由走到極端都會導致限制。一方面,很多人拍手稱讚新聞界揭露政府的腐敗,另一方面,他們也哀嘆那種為獲取有關所有政府官員和公共人物的各種資訊而帶來的對個人隱私的侵犯。這種擔心是切實的,並主要通過法院得到處理。法院在擴大《第一條修正案》的保護範圍的同時,設立了一些限制。雖然新聞機構對每一條限制都鳴冤叫屈,認為它破壞了新聞自由享有的憲法保護,但從整體而言,這些制約表明瞭一個符合常理的態度,即新聞自由並非意味著它不受制于一切正常的社會制約。這些制約包括,在政府需要得到刑事起訴的證據時,限制記者將消息來源保密;當普通公民而不是政府官員受到誣衊時,追究民事責任;以及限制進入某些政府設施,如監獄。此外,新聞界抱怨,當美國展開軍事行動時,記者被拒絕前往第一線報導。也許,判斷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是問一問,如果將這些制約用於個人是否合理,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合理的,因為很難想像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允許任何個人在監獄四處行走,或信步戰場前線。我們雖然期待新聞界為我們採集資訊,但我們也認識到這是有限度的。

另外,還有批評指出,新聞界報導那些與政府官員履行公職的能力關係不大或毫無關係的事情,侵犯了政府官員的隱私權。近年來,特別是隨著網際網路和有線電視的發展,出現了無數關於包括總統在內的所有政府官員私生活的消息,同時,圍繞著這種報導趨勢將會走多遠或應該走多遠,也出現了活躍的辯論。這種公開示眾的做法令很多人感到不安,他們認為,在公、私之間應該有明顯分界,應該把公事行為置於光天化日之下,而對私人生活不予理會。其他一些人則認為,不存在這種界線;男男女女個人生活是什麼樣,非常能夠説明他們的道德品質,而這一點是人民投票選舉政府官員時有權考慮的因素。

1980年代末,記者發現一位計劃競選總統的國會參議員有婚外情。這個消息打破了這位參議員入主白宮的一切希望,他斥責新聞界説:"這不是200年前開國先父設想的情形。"許多人感到他説得在理。不過實際上,一些開國先父也曾被意在揭醜的新聞界追蹤過。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托馬斯‧傑斐遜都曾因有曖昧關係而受到報紙文章的惡言惡語,但他們誰都沒有想用壓制報紙聲音來解決問題。

漢密爾頓自己利用報紙來作出回應。他承認與瑪麗‧雷諾茲(Mary Reynolds)有關係,但同時駁斥了對他的其他指責。就在臨終之前,漢密爾頓為一個被審判法院判定誹謗罪的紐約出版商辯護。漢密爾頓對新聞自由的價值作了斬釘截鐵的辯護髮言,聲言:"新聞出版自由包含著基於誠意和合理目的公開事實而不受懲罰的權利。"在另一方面,傑斐遜選擇對有關他與自己的奴隸薩莉‧亨明斯(Sally Hemmings)有牽扯的指責保持緘默。但是,即使在他認為新聞報導百分之百充斥著對他和他盟友的謾罵的時候,他仍然堅信新聞自由對民主社會的必要性。他對一個朋友説:"他們的報紙充滿謊言、誣陷和放肆之詞,但我將保護其撒謊和誣陷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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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新技術給過去的常理帶來變化,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自由媒體的作用的看法。例如,很多年來,收音機和電視被視為受到較少保護的新聞媒介,因為當時人們錯誤地認為,無線電頻率對容載多少廣播臺有嚴格的技術限制。因此,國會決定,法院也同意,廣播頻率為公共所有,電臺被給予使用某一頻率播放的許可。作為取得許可的條件,廣播電臺和後來的電視臺必須遵從某些政府規定,而這些規定往往限制了他們採集新聞或播放觀點評論的能力。有線和衛星系統的發展打破了廣播媒介能量有限的概念,廣播媒體開始與傳統的印刷媒體並駕齊驅。

網際網路的出現又向人們提出了許多問題,而且近期內不會找到答案。有史以來,一個人第一次可以做到以極少的投資,將自己的觀點公諸於眾──不僅向當地民眾,而且向全世界!雖然一個人不可能有報紙或電視臺那樣的採集新聞的能力,但就發表觀點而言,他/她可以向任何願意傾聽的人慷慨陳辭。而且,還有一些人成立起網際網路新聞服務,即時提供專門的政治、天氣、股票市場、體育和時裝消息。除了印刷和廣播媒體以外,世界上現在有了第三支新聞隊伍:線上服務。

也許可以説,從人民權利這一角度來看,新聞從不會過剩。許多美國報紙在刊頭上都印有《聖經》的話:"你將得真知;真知將使你自由。"開國先賢相信,新聞自由是保護個人不受政府壓制之必需。布蘭代斯大法官認為,新聞自由提供了人們履行公民義務所需要的資訊。就權利的性質而言,也許它在任何其他領域的變化都不如在新聞採集和傳播領域的變化來得迅速,然而,其使命依然如故。《第一條修正案》的"新聞出版條款"繼續是維護民主和人民權利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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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Fred W. Friendly, Minnesota Ra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Elizabeth Blanks Hindman, Rights & Responsibilities: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Med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7).

Anthony Lewis,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Bernard Schwartz, Freedom of the Pres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2).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publication/2008/10/2008102...

隱私權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不得侵犯人民的人身、住所、文件和財物不受無理搜查沒收的權利,…… 
──《合眾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

不得把《憲法》列舉某些權利理解為否認或輕視人民擁有的其他權利。 
─ 《合眾國憲法第九條修正案》

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任何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任何州也不得未經法律正當程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産;…… 

── 《合眾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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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雖然經常被認為是絕對的,但卻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言論自由的含義是,人民通常有言其所意的權利,但是表達手段和表達機會隨著時間發展而變化,權利的性質也因此會發生改變。技術進步同社會和文化的演變一樣,會改變我們對某些具體權利的認識,進而對如何確定這些權利的含義産生影響。隱私權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它是一項《憲法》不曾提到、但法院和人民卻賦予其憲法地位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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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爵士(Sir 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論英國人個人居家安全之權利(1763)

最貧賤之夫可寓其寒舍而傲視王軍。寒舍或許單薄──頂可搖顫──風可穿堂──風暴可侵──雨水可進──但英王不能入內;英王全軍不得垮越那殘舍之門檻。

皮特的名言概括了直到最近仍被很多人視為隱私的核心,即在自己家中不受外界打擾、不受政府權勢侵犯的權利。在美國,《合眾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確立了人民享有居家安全的權利這一概念,而《第三條修正案》(The Third Amendment)規定的軍人不得佔據私宅的條款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概念。將隱私定義為不受窺探、個人行為或事務不受眾人觀望和評論是工業時代的發明。歷史上,其實直至18世紀,隱居、隔絕以及個人空間等意義上的隱私概念,除了富人或貴族以外,是為人們聞所未聞的。大多數人的住所窄小簡陋,全家人經常睡在一間屋內。的確,作為法律概念,"隱私"原指的是沒有經過一個人許可而盜用其名字或畫像的一種中傷。

但是,隨著西方社會逐漸富裕起來,隨著中産階級的擴大,人們有能力住上更大的房子,一家人能各有自己的空間,隱私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如今它變成一個人的個體感問題,人們認為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外的作為純屬自己的私事,與任何他人無關。無論政府還是媒體,實際上無論任何人,都沒有理由知道他們的私生活。

隱私,從其現代意義上説,與人的個體感緊密相連,指的是個人的而不是團體或社會的權利。政治學家羅達‧霍華德(Rhoda Howard)曾經寫道:"沒有隱私,一個人就不能形成脫離了他或她的社會角色的、作為一個有內在價值的人的個體感。"相反也一樣:沒有個體感,就不會有對隱私的需要。

隱私,與大多數權利一樣,直接與民主相關。人類既有與他人交談交往的需要,也有對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的需要。隱私不是與世隔絕,而是自願選擇的清靜或與自己喜歡的某些人在一起。例如,獄中的單人監禁不是隱私,但獨自或與朋友一起在山間漫步則可以構成我們使用這個詞的場景。獨自一人時,我們可以避開政府或市場的壓力而思考。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充分理解自由與隱私的關係,在他描述極權主義的經典小説《1984》(1984)中,隱私被取消,代之以無處不在的政府的眼睛。

雖然《憲法》沒有具體提到隱私,但開國先輩顯然了解並重視這一概念。例如,在獨立戰爭還沒有開始的幾年前,馬薩諸塞曾頒布一項消費稅,要求每個房主向收稅官報告家裏上一年的飲酒量。人們立即提出抗議,因為他們相信,一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他在家裏的所作所為不關政府的事。


抗議馬薩諸塞消費稅的傳單(1754)

英國憲法的精髓是,一個人應有居家安全;他的住所常被稱為他的城堡,根據法律,除非經他本人同意,即使警察也不得進入,涉及刑事案的情況除外。

隱私概念也出現在約翰‧洛克、托馬斯‧傑斐遜和其他開國先賢的政治哲學中。《聯邦主義者文集》中的《第10篇》和《第51篇》(Federalist Papers, No.10; No.51)頌揚了隱私觀念,《憲法》確立的自由是一種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無論《第四條修正案》有哪些其他含義,它明確保護個人有在自己的家裏不受政府無理侵入的隱私權。雖然隱私一詞沒有被直接提到,但這並不是唯一一個通過寓意而不是直言而保護的權利,而且為確保不使人們誤解,麥迪遜在《第九條修正案》裏指出,對某些權利的列舉絲毫不意味人民放棄了其他未提到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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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紀中期,如果任意找一個普通美國人解釋隱私的含義的話,其回答無疑注重在住所不受侵犯這點上。自內戰結束後,美國城市接收了上百萬移民,這使生活環境變得更加擁擠。空間成為現代城市之寶,隱私的概念隨人們生活條件的變化而開始變化。技術也威脅到隱私,如電話可以使人不入他家之門而進入他家。過去,一個人必須親臨某人的家才可交談;如今,只需撥個電話。其他技術發明,如廉價相機和便宜窗玻璃等,可以使人看到他人宅內,窺視別人的事。

19世紀末對隱私最大的威脅來自日報的興起。日報編輯發現,下層人愛看有關富豪名流的社會生活新聞。新型大眾媒介現在不僅使這些人的生活被公布於眾,而且通過揭露私人瑕疵,還可敗壞聲譽。因此,起初,隱私法主要涉及聲譽,通過法律防止閒事家和記者等以羞辱方式把一個人的私生活公開。

正是這種對名聲的威脅致使兩位年輕的波士頓律師,塞繆爾‧沃倫(Samuel D. Warren)和路易斯‧布蘭代斯,于1890年撰文,敦促把舊式普通法禁止侵犯隱私的涵蓋範圍擴大,使之包括從工業革命中産生的現代形式。雖然法律學者和其他一些人士討論了這項提議,但當時沒有發生多少變化。美國人仍正在適應技術給生活帶來的變化,尚未意識到現代化生活會帶來的干擾。

但是,從1920年代起,最高法院開始將隱私看作一項憲法權利。即使當時所涉及的問題似乎與目前的關注不太相干,但法院的裁決為今天的憲法定義奠定了基礎。在一個案子裏,法庭譴責政府人員在沒有恰當搜查令的情況下沒收私人文件。威廉‧戴(William R. Day)大法官的解釋是,如果警察可以這樣對待一個公民,那麼"不如也將《第四條修正案》所宣佈的一個人的[居家]安全權利從《憲法》中取消"。

除《第四條修正案》以外,《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也為隱私權提供了法律根據。按照法院作出的解釋,"正當程式"不僅指主要與刑事案件有關的程式上的權利,而且還包括有關個人自由的"實質性的"權利。因此,詹姆斯‧麥克雷諾茲大法官在一個推翻禁止教外文的州法律的案子中表明,這一自由的含義"不僅是不受人身制約的自由,而且也包含個人訂合約、從事各種常規職業、結婚、定居和養育子女、按自己良心需要敬奉上帝的權利,以及往往享有普通法歷來所承認的對自由人正常謀幸福至關重要的那些寶貴權利"。 麥克雷諾茲列舉的內容──婚姻、育子、良心──從根本上説都是私人事務。

對這方面影響最深遠的論述來自一個由電話新技術引發的案子。警察搭線竊聽他們懷疑有犯罪活動的人的談話。當被告提出電話竊聽侵犯了他們受《第四條修正案》保護的不遭受無令搜查的權利時,多數法官認為竊聽裝置是設在建築之外,因而不構成搜查。

但是有些法官持不同意見。雖然路易斯‧布蘭代斯大法官──也就是35年前那篇論隱私經典文章的作者之一──在這個案子中代表的是少數派不贊同意見,但是,他對整個隱私問題的觀點以及對具體電話竊聽問題的觀點,日後佔了上風。

路易斯布蘭代斯大法官對"奧姆斯特德訴合眾國案"的不同意見(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1928)

每當電話線被竊聽時,線路兩邊人的隱私受到侵犯,他們之間關於任何話題的一切交談,儘管是正當的、保密的和不應被洩露的,都可被偷聽到。……

我們的《憲法》制定人致力於保護有益於追求幸福的條件。他們認識到人的精神、人的情感和人的思想的重要。他們懂得,生活中只有一部分痛苦、喜樂和滿足感源於物質的東西。他們努力讓美國人得到信仰、思想、感情和感覺上的保護。他們賦予人們不受政府打擾的權利──這是在所有權利中內容最廣泛和最受文明人珍視的一項權利。為保護這項權利,必須將政府對個人隱私的一切無理侵犯,無論採用哪種手段,視為違背《第四條修正案》。

布蘭代斯認為,《第四條修正案》的制定者未具體使用"隱私"一詞無關緊要,他們沒有提到電話竊聽也與實質無關。他們怎麼可能呢,電話尚未發明!布蘭代斯等人所追求的不是字詞的字面意思,而是制憲者的意圖──政府應該不干涉人民個人的事。干涉的方式不是關鍵,關鍵在於事實上造成了干涉。

布蘭代斯的觀點最終獲勝,而且在1960年代,法院裁定,竊聽確實違反憲法保護的隱私權。正如波特‧斯圖爾特大法官所解釋的,《第四條修正案》保護的是而不是地點。在人們可以合理期待享有隱私的情況下,如在自己家中,他們可以運用《憲法》提供的保護,確保自己的隱私。

另一個不同技術領域的變化觸發了1960年代中期一個有關隱私權的主要案子;這個案子成為一切有關隱私問題的現代討論的基礎。19世紀,康涅狄格州的道德衛士使州建立法律,禁止使用避孕工具或傳播有關避孕工具的資訊。到1960年時,雖然大多數人都無視這項法律,但這條規定仍存在於法典中,計劃生育診所擔心社會保守派有朝一日會起用這項法律。而情況正是這樣:一個反避孕組織導致康州政府對一個家庭計劃組織經辦的傳播避孕知識及工具的診所提出起訴。

由於1930年代的法院危機──當時羅斯福(Roosevelt)政府指責法院把正當程式法作為一種推翻法院所不喜歡的立法的手段,對實質性正當程式的運用一直有限。直到1965年,最高法院仍對使用《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式條款"感到猶疑。而且,《第四條修正案》不適於這個案子,因為政府起訴的對象不是私宅,而是醫療診所。不過,法院在1965年的"格裏斯沃爾德訴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中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人們希望政府參與關於家庭計劃的私人決定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這是個人問題,是私人的決定,是政府不應介入的事務。道格拉斯大法官在推翻州法律、維護診所傳播避孕知識的權利時説,隱私,即使沒有被直接提到,照樣享有布蘭代斯大法官等前輩所宣告的那種憲法保護。他説:"《權利法案》的具體保障有外延涵蓋,它們源於那些保障,並因之而具有生命力和實際意義。…… 各種保障共同形成隱私的範疇。"道格拉斯的意見雖有創造性,但沒有直接論及正當程式這一重要的憲法概念。然而,幾年之內,經幾個案子之後,法院的確採用了這一概念,即"正當程式條款"所保護的自由權益是隱私權的憲法根據。

繼格裏斯沃爾德一案確定避孕知識以及是否採用它屬私人事務之後,法院在幾年後涉及婦女墮胎權利的"羅訴韋德案"(Roe v.Wade,1973年)的裁決中,將隱私權的範圍擴大。這是半世紀以來最具爭議的一項最高法院裁決。反對墮胎的人認為,法院完全誤釋了《憲法》;而維護選擇權利的人則認為,法院採取的支援墮胎的立場是對隱私概念和對《第十四條修正案》中較為具體的自由權益的合邏輯的延伸。在隨後的一些案子中,法院及法官都曾重新討論過這個問題,雖然基本分歧仍然存在,但許多人,甚至那些沒有把握確定是否應准許墮胎的人,都同意奧康納大法官的意見。


桑德拉奧康納大法官關於"東南賓州家庭計劃組織訴凱西案"的意見書(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1992)

《憲法》對存在著政府不得進入的個人自由領域給予保證。…… 自由之核心,是個人有權利就存在、意義、宇宙和生命奧秘等概念作出自己的定義。若受政府強制,對這些事物的看法就無法表現出個人做人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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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觀念的最新變化以及科技對這一變化的作用表現在,個人自主的權利開始擴大到包含拒絕接受醫療的權利,實際就是有權利選擇死亡。1990年,最高法院面臨一個從未審理過的問題:人是否有結束生命的權利。實際上,這對整個國家而言都是一個相對新的問題,是30年來醫療技術突飛猛進發展的結果。在60年代會因嚴重事故和疾病而死亡的人,如今有了生路。然而,這種技術有很大的局限性,也産生一些負面的後果。有些通過這種新技術而維持"生命"的人可能無生活品質可言,他們也許決定寧願死也不願被捆在醫療機器上過活。

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相信,基於《第十四條修正案》"正當程式條款"對個人自主權的保護,《憲法》保護人們有死亡的權利。他認為,過去很多項裁決都肯定了這項原則, 即"有自主能力的人具有憲法保護的自由權益,拒絕接受不想要的醫療"。幾年內,死亡權利作為一個新的隱私表現形式,被納入了所有50個州的成文法和司法規定,國會還通過了患者權利法案,要求受聯邦資助的醫院服從病人提出的拒絕治療的囑託。


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關於"華盛頓訴格盧克斯伯格案"的意見書(Washington v. Glucksberg, 1997)

"正當程式條款"所保證的不只是公正程式,它所保護的"自由"也不只是不受人身約束。我們對很多案子的裁決都是,除《權利法案》保護的具體自由外,"正當程式條款"專門保護的"自由"包括結婚、生子、管教養育子女、婚姻隱私、採用避孕、身體健全和墮胎的權利。我們還設定,並有力地表示,"正當程式條款"保護拒絕非本人所要的救生醫療的傳統權利。

目前,圍繞這一新的隱私概念的涵蓋範圍正在展開重大辯論。大多數人認為,患有致命疾病的人如果選擇不接受治療,應該允許他們這樣做;但還有一些團體認為,個人自主權的概念應該擴大到包含由醫生協助的安樂死。他們提出,生命屬於個人,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作什麼選擇,無論是選擇生或死,應該由其個人決定,這是一樁事。這個觀點尚未獲得廣泛接受,它在目前是一個重大政策性問題。但兩派仍一致認為,作為受保護的一種隱私,個人自主權是一項權利。


《隱私權》─ 塞繆爾沃倫和路易斯布蘭代斯(1890)

即時照片和報業已侵入私人和家庭生活的神聖領域;"密室的悄悄話變成屋頂公告"的預言,有可能因大量技術裝置的出現而成為現實。

布蘭代斯大法官關於電話竊聽案的意見書和他在此案之前所撰寫的文章向人們發出了不祥的警告:技術將使政府不僅能夠竊聽人們的電話或甚至口頭交談,而且有朝一日不必入戶便可審閱人們的文字資訊。布蘭代斯當時擔心的是政府對技術的利用,而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開始看到,這種對隱私的威脅不僅來自政府,也來自其他方面。這給隱私權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本書中所討論的幾乎各項權利的初衷和一貫目的都是保護個人不受政府的侵犯。言論自由保證政府不得壓制不受歡迎的意見或懲罰發表那些意見的人;宗教自由保證政府不得確立宗教或限制與他人信仰不同的人的信教自由;新聞出版得到不受政府審查的保護;被告人的權利則要求政府遵守刑事審判的公正程式。《憲法》或《權利法案》均未涉及當非政府方面觸犯個人自由時應如何處理。國會在一些民間勢力威脅有色人種的公民自由時採取過行動,但我們現在──而且不僅在美國──所面臨的是被許多人稱為"資訊時代"的隱私問題。

技術再一次威脅到人們控制自身資訊的能力──這次是以電腦和網際網路的形式。僅舉一個現象為例。在美國,大多數有健康保險的人買的是私人公司的保險。為使這些公司償付醫生的費用,醫生必須填表詳細寫明病情的性質、進展和治療手段,如醫藥或手術等。這個資訊被存入電腦,年復一年,這些資訊積累成非常詳細的個人健康檔案。

無疑有些人員需要使用這些資料。保險公司必須確定保險申請沒有弄虛作假,申報的服務屬實。如果一個新醫生接管了某一病人,他可能需要閱讀病人過去的病史。但除此之外,還有任何人有權查閱他人的醫療記錄嗎?未來的僱主可以嗎?尋找關於未來客戶總體資料的保險公司可以嗎?為尋找某一疾病治療手段而建立數據庫的醫療研究人員可以嗎?電腦數據庫一旦設置,幾乎不可能做到完全保密。而且,許多收集自身商業客戶資料的公司──如信用卡公司──認為這些資料屬於他們,他們可以不經個人許可自由出售或散發這些資料。個人的病例或財務檔案屬於誰──其本人,還是他/她與之交往的公司?

隨著人類基因圖譜和DNA分類等領域的發展,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可以獲得更多個人資訊的時代。無疑,DNA檢驗是刑事偵探中的一大進步,不僅協助證明一些肇事者有罪,而且也幫助證明遭到誤控、或許甚至已被定罪的無辜者的清白。

但是,一些研究人員認為,一個人的DNA所包含的一些標誌能夠顯示這個人是否易患某些疾病,甚至顯示這個人是否易産生某種社會行為。誰應該有權了解這些資訊呢?應該把某一基因排列所指的遠未具有統計確鑿性的可能性作為作決定的基礎嗎?誰是自己人體資訊的主人?這難道不也是一種隱私嗎?然而,在目前,侵入這一隱私地帶的主角不是政府,而是從事生物研究的私人公司。

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應用正迅速變得與電話和電視一樣普遍。網際網路被譽為是有史以來所創造的最了不起的公共講壇,任何人,無論貧富,都可以讓他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但是,任何一個擁有電腦的人都知道,個人電子信箱不斷遭到討厭的電文和服務站主頁接二連三的廣告的侵擾。駭客既能侵入私人電腦,也能侵入辦公電腦,電腦病毒既可給個人也可給公司造成慘重損失。然而,這不僅是個經濟損失問題。一個人難道不應能夠把自己的電腦當成是書寫和發送私人信件的個人工具嗎?除電腦主人以外,什麼人有權利決定哪些資訊、哪些郵件、哪些廣告,無論有用與否,可登上個人的電腦螢幕?

今天,美國人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的人所談論的隱私權,是一個儘管也許已有上百年之久、但卻正以同威脅它的技術幾乎一樣快的速度演變的概念。人們擔心"老大哥"──借用奧威爾對無所不在的政府的稱呼──將過多地掌握關於他們的情況,並使這些資訊對他們不利。但是,讓人們感到同等擔心的是,商業、醫療機構、以及可能通過網際網路匯集的資訊給他們造成傷害的犯罪分子對隱私構成的威脅。

國會試圖通過制定《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等一些法律條例來保護資訊隱私。但問題在於,資訊量的擴展速度呈指數上升,遠非控制和管理手段所跟得上。如今可得到的資訊是如此之多,以至一個聰明人只需能上網和掌握某人的社會安全號碼,便可以獲得有關那個人的各種資訊,包括交通罰單、信用記錄、購物習慣等等,而且一旦得到足夠的資訊,甚至可以"盜竊"那個人的正式身份。文明的人們仍然十分珍視不受打擾的權利,但對如何在新的資訊時代保護這一權利,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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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Ellen Alderman and Carolyn Kennedy, The Right to Privacy (New York: Knopf, 1995).

David H. Flaherty, Protecting Privacy in Surveillance Socie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Richard F. Hixson, Privacy in a Public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hilippa Strum, Privacy: Th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1998).

Alan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aeum,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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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有權利……得到公正陪審團的迅速、公開的審判……並被告之所受指控的性質和原因;有權利與對方證人對質;有權利用強製程序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證人並得到辯護律師。    ── 《合眾國憲法第六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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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道,評價一個社會的方式,可以是看它如何對待最不得人心的公民;而被控犯罪的人,顧名思義,屬於這類公民。他們被控破壞了社會規約,奪走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或財産,確實犯下這樣罪行的人將自己置於了社會契約之外,是名副其實的"非法之徒"。但是,在我們將這樣的人投入監獄、開除社會、甚至剝奪他們的性命以前,我們要極其確定他們確實犯了被指控的罪,也就是對他們有罪"已不存在合理的置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採取這種謹慎的態度有兩個原因。首先,也是極顯然的原因是,要避免對一個人造成永久性傷害。如果被告沒有犯罪,那麼必須通過法律作出判斷,從而使無辜的人不受懲罰。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要避免社會遭受損失,避免使人民的自由權遭到侵害。一個腐敗的司法制度,一個被官方用來懲治政治反對派或讓罪犯逍遙法外的制度,削弱人民對政府和社會的信任,而這種信任是民主社會的根本。如同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就不能有自由社會一樣,沒有公正對待犯罪被告人和確保他們權利的司法制度,就不會有民主。

這並不是説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完美無缺;實際與理想之間常有差距,任何社會都是如此。但是,憲法《第五條修正案》(The Fifth Amendment)和《第六條修正案》作出的規定不斷提醒人們什麼是理想,並使那些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有權利針對不利他們的判決向高一級法院上訴。

鋻於刑事司法制度的運作在民主制度中非常重要,因此,享有迅速和公開審判的權利所關係的不僅是受犯罪指控的個人;它也是一項公眾的權利,也就是,讓人民有機會審視這個制度的運作狀況,判斷其中是否存在嚴重問題。而且,出任陪審員是公民的一項重要職責,其重要性也許僅次於投票。確定某人無辜或有罪以及某人是否應承擔民事賠償,是普通公民被要求承擔的唯一一項政府職責。擔任陪審員是一種受教育過程,需要運用法律,因此,陪審員必須學習和理解有關法律及其對相關案子的作用。


《美國的民主》亞歷克西-托克維爾(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

"陪審團不僅是讓人民當家的最能動之舉,亦是教他們當好家的最靈驗之舉。"

公正審判的權利包含很多方面。雖然在某一情形下一個方面可能比另一方面重要,但它們都是我們反覆提到的"一套權利"("bundle of rights")的組成部分。例如,審判時可提出的證據種類受制于《第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即警方必須在有正當原因時才可搜查私宅,並在採取實際搜查行動前必須取得搜查令。如果警察沒有按照這些憲法規定行事,他們獲得的證據就不可被用於審判。如果警方未能向嫌疑人説明他/她所具有的憲法權利,其供詞則被法庭視為無效。如果拒絕讓一個受到犯罪指控的人請律師,那麼不言自明,就不可能有伸張正義的公正審判。

對有些人來説,所有這些保證過於袒護罪犯,他們認為,一位精明的律師能確保其委託人──即使是有罪的委託人──不受懲罰。雖然偶爾在有些重頭案裏,明顯有罪的被告得以開脫,但如果我們著眼于整個制度,它的效力還是非常之好。有關審判前調查和逮捕的規定,使警方的工作品質更高,更加專業化,進而在實行逮捕時,往往都會有充分的、以合法手段獲得的證據,定罪機率高,使犯罪者罪有應得。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刻意限制政府獨斷專行的憲法框架中進行的。

* * * * *

陪審團審判,從根本上説,是為了確定真相。一個人確實做了政府指控他/她做的事嗎?過去,確定真相的方式有很多種,並經常包括可怕的肉體折磨。例如,幾百年前,被告可能要通過經受肉體折磨請求上帝證明其無辜。一個人可能被投入水中,看他是沉沒(無辜)還是漂浮(有罪);如果無辜,但願是還在活著的時候被打撈上來。在歐洲,騎士階層經常採用格鬥審判,他們相信上帝會讓無辜者的臂膀強勁,使他戰勝誣告者或真正的罪犯。

受美國人如此高度重視的陪審團制度的起始時間不得而知。在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以前,撒克遜法律要求一個確定和已知的控告人公開面對被告;聽審是公開的,社區鄰里人的在場保證了公正。在"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後引進大陪審團的做法;它源於諾曼"誓證法"("recognition by sworn inquest")制度,即選12名騎士擔任"證人",公開查究英國新統治者關心的事項,其中可能包括稅率問題,或家仆欠主人的封建義務等。

早在12世紀,那些提出某些土地所有權訴訟案的人向國王法庭(King's Court)提出申請,請求召集證人來確定事實──或通過他們本人掌握的情況,或通過向其他人調查了解;法庭達成的完全一致的裁決意見即被作為定論。後來,國王法庭中涉及確定事實的其他問題也被以類似的方式處理,由騎士組成的一組證人變成了陪審團。最初,陪審員不僅判斷事實,而且也可能因其對地方習俗和人事的了解而充當證人。但到了15世紀初,普通法法庭的法官限定,陪審員只擔當單一的職能,也就是按照訴訟中提出的證據確定事實。

到了美國獨立戰爭年代,陪審團審判已是每個殖民地所承認的權利。殖民地居民把它看成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基本保護。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警告議會,如果英國企圖限制陪審團審判,美洲殖民地將會造反。但是,英國議會1765年的《印花稅條例》(Stamp Act)卻恰恰是如此行事:它把審判走私被告人的責任轉交給海事法庭,由海軍軍官在沒有民事陪審團的情況下作出判決。


約翰亞當斯論《印花稅條例》(1765)

但最惡劣之發明乃是將海事法庭權力令人不安地擴大。那些法庭由法官一人主事!與陪審員毫不相干!法律與事實均由同一法官決定。

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功能不同的兩類陪審團:大陪審團(grand jury)和小陪審團(petit jury)。大陪審團負責決定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提出對一個人的某種罪名的起訴(正式指控),小陪審團則負責聽審實際案件。兩種陪審團的規模、運作方式和證據標準不一樣。

目前在美國,一個大陪審團可有24人之多。它可能被要求調查一個複雜的案件或者僅僅就是否向法院提交起訴書作出決定。如果是調查案件,檢方律師將叫證人出庭,而陪審團或提出一份詳述其結論的報告,或對他們認為可能有罪的人提出起訴。大陪審團的程式相當靈活;它可以聽取一般審判所不能聽取的證據,如傳聞類的證據,其決定起訴的標準是基於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如果有足夠的證據讓大陪審團的成員相信當事人可能犯了罪,他們就可以決定起訴。當案件最終付諸審判時,小陪審團使用的標準要嚴格得多。


《英國法律評注》─ 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1765)

但就斷定和校準事實而言,一旦將此委託給任何一判官,偏見與不公便大有迴旋餘地──或通過求不實之證,或通過對某些情形予以巧妙壓制、對另一些情形加以誇大改動、將其餘情形排除。故以抽籤方式從中層選出理智和正直的、人數足夠的陪審員,乃是真相之最佳調查人,公共司法之最可靠監護人。世上最有權勢者必得小心翼翼不公然侵害他人權利,因為他知道其行徑將受到直到審判時辰才被指定的12個中立人的審查和裁決,且一旦確定事實,必將受法律制裁。據此,人民應有的那部分普通司法行政權被保留在人民手中,不使其受到有財有勢公民的左右。

大陪審團制度經常被視為是對抗暴君的重要堡壘。儘管英國遠在12世紀就已經有大陪審團,但王室也可以自行提起刑事指控。對這一特權的濫用導致了英國17世紀反斯圖亞特王室(Stuart monarchs)查理一世(Charles I)和詹姆斯二世的平民起義以及美洲殖民地居民18世紀反喬治三世的起義。在《獨立宣言》裏,殖民地居民列舉了他們認為被英王侵犯了的那些權利,其中重要的一條是被告的權利。美國革命領袖指出,法官判案順英王之意,審判受操縱,拒絕採用陪審團,審判地點被遷至遠方──所有這些都是對自《大憲章》沿襲下來的法律正當程式的嘲弄。《合眾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確保大陪審團制度,具體體現出只有人民的代表才有權利提出刑事起訴的原則。大多數州的憲法都有類似的規定。雖然英國于1933年廢除使用大陪審團,代之以法院文書準備起訴書,但它仍然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個雖非全國一律、但被普遍使用的程式。

小陪審團通常有12人,但有些州的陪審團人數少一些。如同大陪審團成員一樣,這些陪審員是從登記投票的公民中選出。陪審團審判的程式要求相當確切,並且立足於無罪假設,即被告在被證明有罪之前是無辜的。被告沒有責任證明自己無罪;證明被告有罪的責任在政府一方,而對於重罪,即最嚴重的罪行,證明有罪的標準是達到"已不存在合理的置疑"。在聯邦法庭和大多數州法庭,有罪裁決必須是基於全體一致的意見。如果只是多數陪審員投票定有罪,則導致所謂"陪審團懸而不決"的結果,進而將由另一個陪審團重新審判。

"被證明有罪之前是無辜的"("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不是一句空話。從中引伸的憲法規定和程式規則旨在矯正政府對個體公民的明顯優勢。在大陪審團階段,檢察官必須以有分量的證據證明被告可能犯了罪。這一點類似于警方在取得搜查許可前被要求做到的有"合理根據"("probable cause")。大陪審團不必絕對知道被告是不是確實有罪,而是只需判斷是不是存在合理的可能性;實際有罪與否由小陪審團決定。

審判時,檢察官首先陳述案情,檢方的每一個證人可以受到辯方律師的反詰問。政府必須出示合法獲得的證據,並且不可使用某類證據,如傳聞,即證人的證詞完全基於從別人那裏聽來的情況。另外,不得提及本案範圍以外的事情,如被告在其他時候的觸法行為。掌握不利於辯護人的證據的證人必須出庭,因為根據《憲法》,被告有權利與對方證人對質。在檢方陳述結束後,如果辯方認為政府未能使案子成立,可要求法庭立即駁回指控。這種情形很少出現,但偶爾確實發生,它提醒政府,缺少根據的指控不為法庭所容。

辯方在檢方之後作陳述,其證人也可以受檢方的對質。根據《憲法》,辯方有權迫使能為辯護人無辜作證的證人出庭。辯方不需要證明被告無辜,只需要證明對其有罪存在合理的懷疑。

以上所述僅屬概括性介紹,實際的審判程式規則相當複雜。這就是《憲法》為什麼要確保犯罪被告人有權利獲得律師協助辯護的原因之一。

* * * * *

拜倫懷特(Byron White)大法官關於"鄧肯訴路易斯安那州案"的意見書(Dunncan v. Louisiana, 1967)

曾有人問到,〔陪審團審判〕是否屬於我們一切公民和政治體制所基於的自由與公正的根本原則之一。……我們認為陪審團審判是美國司法體制的根本。……聯邦《憲法》和州《憲法》中對陪審團審判的規定反映了有關運用政府力量的一個根本決定──不把決定公民性命和自由的大權交給一個或一組法官。

遺憾的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現實經常不盡理想。在工作重壓下的檢察官、公派律師(免費提供給貧窮被告人的律師)和法官,經常使用"訴辯交易"("plea bargaining")方式,即被告同意認罪,以此換取減刑。這種做法節省政府的審判時間和費用。另外,儘管審判是有規則的,但它很少像人們在電視或電影裏看到的那樣一板一眼。會出現迷惑不清和延誤的情形,不見得每個律師都能言善辯,法官也不總是司法智慧的典範。不過,儘管如此,美國的司法制度無論是從理想的理論而言,還是從時有瑕疵的運作來看,都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制度給予犯罪被告人更多的保護。如同所有自由一樣,公正審判權也在不斷發展,順應社會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和完善。

的確,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陪審團制度經歷的變化就會發現,在憲法框架之下發生變化其實屬於常規,而非例外。托馬斯‧傑斐遜在18世紀末指出,"12位誠實人(陪審員)的判斷力"增加了公正裁決的機會。他當時也許應該説"12位誠實和有財産的白人",因為美國的陪審員一向是從登記的選民中挑出。正如投票權隨著歷史發展而擴大(見第十二章)一樣,曾在充分參與政府和履行法律職能方面遭到排斥的人們的權利和責任也逐漸擴大。就像最高法院在1940年所指出的:"我們對什麼是合理的陪審團的認識,是與我們對民主社會和代議政府的基本觀念一道和諧發展的。讓陪審團真正代表社會……屬於已經確立的一個傳統。"

將財産定為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這在美國歷史上早就受到譴責,因此,到了1830年代,再沒有任何州把擁有財産作為投票或當陪審員的先決條件。但是,儘管內戰結束了奴隸制,南方的一些州仍試圖僅以種族原因把黑人排斥在陪審團之外。1879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西維吉尼亞州拒絕黑人參加大、小陪審團的法律。但由於投票資格當時被視為是州法的範疇,南方各州設計出各種剝奪黑人投票權的策略,設法阻止黑人當陪審員。如果投票登記名單上沒有黑人,那麼陪審團名冊上就也不會有黑人。

但是,隨著民權運動在1940年代開始發展,反對阻止黑人當陪審員的呼聲在聯邦法庭引起共鳴。從一定程度上説,當時整個國家對種族問題的認識和理想正在發生變化,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動蕩則使之産生實際成果,最終使美國黑人贏得了全部法律權利。正如法庭一再強調的,禁止某些群體的成員擔任陪審員不僅是對那些群體的歧視,使他們不能充分承擔公民責任,而且也剝奪了犯罪被告人享有的自由審判的一個基本成分──由與其同等的人組成的陪審團。

多年來,在法庭審理的案件中,不僅有來自被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排除在陪審團名冊外的人提出的起訴,也有一些被告人的申訴──他們説,禁止某些群體參加陪審團是剝奪被告人的法律正當程式。


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關於"彼得斯訴基夫案"的意見書(Peters v. Kiff, 1972)

當社會上任何一個大的明顯群體被拒絕在陪審團之外時,就是從陪審團中取消了人性的很多特徵和人類經歷的多樣化,其範圍無人知曉,也許也是無法知曉的。並不需要將那些被排除的群體視為一個和諧的投票階層便可斷言……排除他們使陪審團失去了觀察人類事件的一個視角,而這對任何可能展現的案情也許有著始料未及的重要性。

被拒絕在陪審團以外的最大群體是婦女。即使在1920年婦女獲得投票權以後,她們仍被排除在陪審團之外,理由是,她們的主要責任是照顧家務和家人。雖然婦女已經可以投票,但是男人嚴重的偏見繼續使人認為,婦女在刑事審判過程中可能聽到的"赤裸"資料會使她們"脆弱的感官"受刺激。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關於"巴拉德訴合眾國案"的意見書(Ballard v. United States, 1946)

如果掉換位置,假設所有的男人都被有意和一貫地排斥在陪審團之外,有誰能説陪審團真正代表社會?事實是,兩性不可相互代替:僅由一個性別組成的社會環境和由兩個性別組成的社會環境不一樣;一個性別與另一個性別之間的微妙相互影響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現象。……如果一個性別受到排斥,那麼一種品味、一種特質就被喪失了。排斥一個性別確實會降低陪審團的社會代表性。

婦女最終贏得了充分進入陪審團體制的權利,沒有證據顯示這對她們造成任何傷害。相反,如同所有那些權利得到擴大的群體的情形一樣,這加深了她們同公民地位相連的責任感。

* * * * *

如我們所視,陪審團制度首先和主要旨在保護犯罪被告人的權利。道理是,一個人的公民同胞──與其同等的人──最有資格判斷有罪或無辜。第二,陪審團審判制度是民主社會的根本,因為它要求個人承擔一項嚴肅的責任;可能沒有其他任何場合能使一個人對民主運作過程獲得如此的了解。但是,陪審團審判還有第三個原因:使整個社會得到法律制度正常運作的保障。

沃倫伯格首席大法官關於"裏士滿報業公司訴維吉尼亞州案"的意見書(1980)

現代英美司法刑事審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有可靠歷史記載之前的時代。……對當前目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在其整個發展歷程中,審判始終是對所有願意旁觀的人開放的。……鋻於這種做法有著從未間斷、從無爭議的歷史,並且是基於幾百年至今都站得住腳的道理,我們的結論只能是,審判公開是我們司法制度下的刑事審判的固有本質。

《第一條修正案》,連同《第十四條修正案》,禁止政府"限制言論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訴冤請願的權利" 這些明文保證的自由有一個共同的實質目的,即確保在與政府運作有關的事務上交流自由。顯然,難以找出任何一個比刑事審判方式對人民更加重要的政府領域了。

《權利法案》是在審判應予公開這一悠久的歷史背景下産生的。當時,公眾旁聽審判的權利被視為審判程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願來多少就來多少的民眾前面"舉行審判被看作是"自由英國憲政的不可估量的優勢"。《第一條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和新聞出版等自由可以被理解為是對每個人出席審判權利的保護,從而使那些明文規定的權利具有意義。……就審判而言,《第一條修正案》對言論和新聞出版的保障本身就意味著禁止政府斷然關閉在《修正案》誕生以前就早已對公眾敞開的法庭大門。"因為《第一條修正案》的語言並非模棱兩可。…… 它必須被視為,按照一個熱愛自由的社會的解讀,用明晰的語言所能表達的涵蓋範圍最廣的一項規定。"

我們認為旁聽刑事審判的權利在《第一條修正案》的保證中不言而喻;沒有旁聽這種審判的自由──這是人民行使了數百年的權利──就會"抽空"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的重要內容

雖然很多人整個一生也不會出席旁聽一場審判,但他們有權利出席旁聽。一些人甚至會説,他們有責任這樣做,因為,如果説永久警惕是自由的代價,那麼就應該對這個被很多人視為的民主社會的重要機制給予不懈的監督。

* * * * *

與人民享有的幾乎所有其他自由不同的是,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一直受到嚴重批評,而且需要受到全面審視。今天人們並不希望用格鬥或者用那種由法官判決且無復議可言的秘密法庭來取代陪審團審判。自由和公正審判的理想是伸張正義;批評人士提出,目前的制度負荷過重,無法使審判真正做到自由和公正。

這種批評意見認為,目前制度的效果很差。審判太多,許多審判涉及的是能夠、也應該由更有效方式處理的輕罪。法院的日程安排過滿,被告人經常要等幾個月、也許甚至幾年才能出庭。常言道,耽誤公正等於沒有公正。公派律師的工作量過大,不能為受他們幫助的窮人提供真正有效的協助。公訴人則面對著過多的審判和人手不足,從而願意作訴辯交易,而這常常懲罰了那些犯罪較輕的被告人,使罪行嚴重的被告人得以只受最低限度的懲罰。

即使一個案子進入了審判階段,陪審團一定是判定事實的最佳方式嗎?過去,用陪審團的部分理由是陪審員熟悉當地情況,認識受害人和被告,了解事實,因此能夠作出公正的裁決。今天,陪審團從數百平方英里範圍內的千百萬登記選民中産生。陪審員很少認識被告人,而且如果他們認識反而會被除名,理由是,私人相識可能會對他們的判斷産生不當影響。在反壟斷和有關股票操縱與欺騙的案件裏,一般公民能夠真正理解其中牽涉的經濟和財會問題嗎?

有沒有使刑事司法制度更有效的方式呢?畢竟,在陪審團審判的發源地英國,只有百分之一的民事審判和百分之五的刑事審判由陪審團決定。"法官審判",即由一個或一組法官進行的沒有陪審團參加的審判,省時間、省經費,鋻於它對公眾開放並可以受上訴法院的審核,許多人認為這種形式公正、高效。而且,在涉及複雜法律問題的案件上,法官比一般人有更好的判斷能力。

出於這些考慮,在美國的民法領域中正出現一個走向中立仲裁的趨勢,也就是,當事雙方同意接受一個局外方的裁決。仲裁號稱速度快,因為它不會受到過於擁擠的法庭日程的拖延;它是公正的;在涉及到生意上的糾紛時,它可以讓當事者根據他們所在的生意市場規則作決定。

最後,批評人士指責陪審團以易於搖擺而著稱,當他們認定被告有適當理由幹某件事時,就會不顧法律,他們也會受到精明律師的左右。

所有這些批評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確性,其實,美國今天的刑事和民事司法制度採用多種形式。有法官審判,也有仲裁。而且,警方的出色工作常帶來如此有説服力的證據,以至被告未經陪審團審判就會認罪。至於那些不理會法律、按感情投票的所謂不軌陪審員的情況,是大量依賴普通公民作決定的制度偶然出現的缺陷。另外,美國歷史上還發生過"陪審團廢棄法律"("jury nullification")的情形,因為他們認為法律本身不公正。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前,地方陪審團曾拒絕給被控走私的同鄉定罪,理由是,他們認為英國的貿易法和航運法不公正。

但是,假如由於認為陪審團審判的制度有缺陷而將其廢除,那會是對民主政府本身的打擊。對於那些認為法官審判或者(在民事案中)採用仲裁方式對他們更為有利的人來説,他們是可以選擇法官審判或仲裁的。然而,對很多人來説,他們證明自己無辜的唯一希望,是面對與他們同等的陪審員,政府在這裡必須將其罪行確定到"已不存在合理的置疑"的程度才能定罪。

另外,僅僅從效率高低來批評陪審團制度的人,沒有認識到陪審團的重要性並不局限于判斷有罪或無罪。隨著社會日益複雜,很多人擔心普通公民越來越與政府脫節,正在失去對日常民主程式的參與感。在所有公民義務中,幾乎只有擔任陪審員這一項義務繼續既給人以責任感,同時又帶來參與感。

由與自己同等的人組成的陪審團給予自由和公正的審判繼續是人民的一項重要權利,其中既包括受到犯罪指控的人,也包括被召集來確定事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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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Harry Kalven, Jr., and Hans Zeisel, eds., The American J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6).

Linda K. Kerber,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Ladies (New York: Hill & Wang, 1998).

Godfrey D. Lehman, We the Jury: The Impact of Jurors on Our Basic Freedom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7).

Leonard W. Levy, The Palladium of Justice: Origins of Trial by Jury (Chicago: Ivan R. De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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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權利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不得侵犯人民的人身、住所、文件和財物不受無理搜查和沒收的權利。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並經宣誓或保證,且具體指明將被搜查的地點和將被扣押的人或物,否則不得頒發搜查逮捕令。  ──《合眾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

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任何人不得受到死刑罪或可導致公民權被剝奪之罪的審判;……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被置於有可能喪生或受體罰的處境;也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中作不利自己的自證,不得不經法律正當程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産……   ──《合眾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

在一切刑事案訴訟中,被告人有權利得到公正陪審團的迅速、公開的審判……並被告之所受指控的性質和原因;有權利與對方證人對質;有權利用強製程序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證人並得到辯護律師。   ──《合眾國憲法第六條修正案》

任何州也不得未經法律正當程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産;……   ──《合眾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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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將陪審團審判看作是被告人的權利之一。而且,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也是社會整體的權利──一個既屬於個人也屬於全體人民的權利。但是,除非陪審團審判是按照確保對人人公正的法律進行,否則它便毫無意義;專制制度已經再清楚不過地顯示了這點。如果在審判中法官允許使用非法獲得的證據、被告人無法請律師、被迫作不利於自己的證詞或無法讓對自己有利的證人出庭,那麼這個審判就不符合法律正當程式的要求。《權利法案》的起草人不僅通過他們在殖民地時期的經歷,而且也從大不列顛自1215年簽署《大憲章》以來一直致力於擴大法治的歷史中,深深了解這一點。

今天,我們傾向於強調權利與個人自由的關係,但是,即使那些最被確認屬於個人的權利──如被告人的權利──仍然具有其社會基礎。在美國歷史上,確立權利的目的不是為使個人不受社會常規的約束,而是為了推動負責任的自由,為了使所有人不遭受專制的壓迫。在自由言論方面,《權利法案》確定出一個可以自由發表不同意見的空間,這既是為了個人利益,也是為了社會利益。任何類型的權利針對的都是防止日常生活受到大權在握的中央政府的無理干擾,因此對社會具有保護作用。權利既解放個人,也解放社會。

在被告人權利這點上,《憲法》確立了有關正當程式的基本規定。200多年來,這些規定的具體內容在地方、州和聯邦法院不斷得到完善;其中許多內容涉及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甚至有些人會説是單調的程式細節問題。但正如費利克斯‧法蘭克富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所言:"美國的自由史在相當不小的程度上是程式史。"他的最高法院同事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持同樣觀點並曾指出,無論"正當程式"可能有其他什麼含義,程式公正"是不可打折扣的要求"。

什麼是法律正當程式呢?對這一點沒有截然一致的看法;在200年來的司法審判中,法院不僅認為它包含程式上的權利,而且也認為它包含實質性的權利。在這篇文章裏,我們將法律正當程式視為《憲法》──按照法院的解釋和立法的充實──對刑事司法制度公正性的保護。這不意味著每個案子的每個被告人都得到一模一樣的對待;而是指每個被告人,無論受到何種指控,都有權經過一定的程式,確保他/她最終得到公正的、根據法律進行的、公開的、讓公眾對這個制度的公正性感到放心的審判。這聽起來容易做到,但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刑事審判歷史表明,真正實現並不容易;只有在對人民權利有信心的民主社會才會形成這種制度。軍事司法出於其必要性而與此不同──本文談的絕大部分案例屬於民事司法。

* * * * *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被告人權利的概念在美國已經比在英國進步得多。我們觀察一下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後通過的第一批州法就會發現,它們包含的一系列權利具有驚人的現代含義,如:合理保釋的權利、不得使用法庭外的供詞、了解所受指控的權利、死刑案件由大陪審團起訴的權利、由陪審團審判等等;其中多項權利後來被納入了1791年的《權利法案》。但《權利法案》在1920年代以前只適用於聯邦政府,大部分刑事案件是在州法院根據州法審判。因此,在20世紀初期,美國存在著兩種刑事司法程式。

一方面,有為數不多的聯邦罪案(即由國會立法確定的罪行)受到為數不多的聯邦調查人員的調查,並根據《權利法案》的嚴格規定在聯邦法院審判。而且,從較早時期開始,如果被告極度貧困請不起律師,法院會指定當地律師協會的律師代表被告。至少在聯邦一級,關於正當程式必須包括律師代表的概念在20世紀初就已經確立。

另一方面,由州法院審理的州罪案(即由州立法確定的罪行)是由地方或州警察調查,由地方或州地區檢察官在州法院起訴,只有州法適用於這些案件,聯邦權利與之無關。令人哀嘆的是,大多數州當時沒有多少關於程式權利的規定,即使有也沒有嚴格實施。搜查經常是在沒有搜查令的情形下進行;被捕的人可能在無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受到警察逼問;如果他們沒錢請律師,審判時可能就沒有律師;在許多州,被告人沒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如果他們決定不出庭作證,這種緘默可以被當作他們有罪的"證明";如果被定罪,他們往往沒有上訴的權利。

因為美國是聯邦制,不僅聯邦政府與州的法律不同,州與州的法律也不同。在那些《憲法》未明確規定聯邦法律優先的方面,慣常的做法是讓各州有自行處理的很大自由度,包括犯罪調查和起訴。直到20世紀初,聯邦法院一直認為,《憲法》沒有賦予它任何審議州的審判程式或結果的權力。應該看到,許多州的程式規定對個人權利具有同聯邦政府的程式規定一樣的保護作用;但各州之間差異很大──有些審判無論放在任何情況下檢驗都不失公正,而有些則只能被視為對司法正義的嘲弄。屬於這後一類型的一個案件終於促使聯邦法院介入,並在後來半個世紀中使美國的刑事司法程式得到重新確定。


費城律師威廉羅爾(William Rawle)的發言詞(1825)

最無辜的人,當受到公訴和審判之可怕的嚴峻壓力時,有可能無力為自己申辯。他也許根本不知道如何與對方的證人對質、指出他們證詞中的矛盾或誤點、並通過正當地引述它們以及運用自己的證詞予以反駁。

1931年在阿拉巴馬州被指控強姦兩名白人女孩的八名黑人青少年("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也許是無辜的,但在大蕭條時期種族氣氛緊張的南方保守地區,他們無疑沒有為自己辯護的知識和能力。所有八個人都被審判、定罪,在不到一天的虛假審判中被判死刑。被法官指定為他們辯護的律師不過是在法庭上露面走了個過場。當這個踐踏司法正義的消息傳到北方一些報社時,民權組織立即志願提供有力的上訴法律顧問,他們成功地將案子轉入聯邦司法體系中,並一直將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

雖然最高法院法官對這種審判情況竟被視為公正感到震驚,但他們作出裁決的根據並不是《第六條修正案》有關確保法律顧問的條款,而是《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式條款。那個審判的全過程是對司法的嘲弄;法庭著眼于沒有律師顧問,而實質問題是,沒有律師代表被告人就不能有公正的審判,就不能有法律的正當程式。


喬治薩瑟蘭(George Sutherland)大法官關於"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的意見書(Powell v. Alabama, 1932)

受聽案子的權利,如果不包括讓律師聽案的權利的話,在很多情況下沒有什麼意義。即使有頭腦和受過教育的普通人也少有或時常沒有法學專業技能。如果被指控犯罪,他一般沒有能力自行判斷指控能否成立。他不熟悉證據法。沒有律師的協助,他可能在沒有正當罪名的情況下遭到審判,被根據不確鑿的或與案情無關的或不能用的證據而被定罪。即使他有極好的辯護理由,但他缺少為辯護進行充分準備的技巧和知識。他需要在整個訴審過程中的每個階段有律師指導。否則,他即便無罪也面臨被定罪的危險,因為他不知道如何確立自己的無辜。若對有知識智慧的人都如此,那麼對無知的人和文盲或那些智力低下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有兩點引人注目。第一,它使聯邦法院承擔起一個新使命,即監督州的刑事司法制度,其所依的根據是專門針對各州的《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式條款"。聯邦法院的使命當時不是──也從來不是──要使每個州的刑事審判程式同一化,而是要確定,對《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式權利應該給予哪些最起碼的保護。例如,有些州的陪審團由12人組成,而另一些州在某些類型的審判中使用的陪審團人數較少。最高法院認為,只要審判和陪審團保持最基本的公正標準,這些差異是允許的。

第二,"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確立了這樣一條規定:在可能導致判處死刑的案件中,律師提供有效協助屬於憲法要求所必須。在這個案子中,律師僅做到露面而已,沒有為所代理的人作任何辯護,實際還不如根本沒有出席。最高法院裁定,被告不僅必須有律師,而且律師必須提供真正的協助,也就是,按照法院的説法,有效的法律顧問。

但是,在裁決"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時,法院仍堅信聯邦體制;它雖願意擴大監督職能,但對此緩而行之,法官們只有在遇到十分不軌的案件、感到不可無視其對正當程式的踐踏時才會出面。例如,1936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對三名黑人的定罪,這三個人是在遭受嚴刑拷打後提供的殺人供詞。在1936年的"布朗訴密西西比州案"中(Brown v. Mississippi),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斥責州政府使用逼供是違反正當程式。酷刑"是對正義感的背叛",也與"在我們人民的傳統和意識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被視為根本"的原則背道而馳。

法院這次仍然不能將《權利法案》所明確給予的保護延伸,而是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式條款"作出裁決。法院明確表示,各州享有決定審判程式的極大靈活性;只要他們採用的程式符合正當程式理想所要求的公正原則,他們甚至不必須採用陪審團審判。

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關於"布朗訴密西西比州案"的意見書(1936)

雖然一個州可以不採用陪審團審判,但這不意味著可以用折磨取代審判。不得用酷刑室取代證人席。

雖然"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導致確立了在死刑案件中州政府必須提供法律顧問的規定,但它沒有解決在不涉及死刑的重罪案中是否必須為貧困被告提供法律顧問的問題。這個問題直到1963年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吉迪恩訴溫賴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出現時,才得到裁決。

流浪漢克拉倫斯‧厄爾‧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被定犯有搶劫檯球廳罪。在審判時,他堅持自己的無辜並請法官為他指派一名律師,因為他相信《合眾國憲法》保證他有這個權利。法官回答説,根據佛羅裏達州的法律,他在此案中沒有請律師的權利。吉迪恩極力為自己辯護,但被主要根據間接證據定罪。在獄中,吉迪恩利用圖書館搜尋上訴途徑。他先是上訴到佛羅裏達州最高法院(被駁回),而後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

吉迪恩的"貧民上訴"("pauper's appeal")遞交到最高法院時,正值厄爾‧沃倫(Earl Warren)首席大法官主持的法院經歷著一場"正當程式革命"。在沃倫大法官的領導下,最高法院正在確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式條款還"包含"哪些存在於《權利法案》中的其他正當程式規定。法院尚未確定《第六條修正案》有關法律顧問的權利是否被包含在內,而吉迪恩的上訴給法院提供了作出這一決定的機會。法院與每次接受貧民上訴時的做法一樣,為吉迪恩指派了律師,而他得到的是華盛頓最出色的律師之一阿貝‧福塔斯(Abe Fortas)。福塔斯本人後來成為最高法院的一員。(律師事務所視受最高法院委託提供這種服務為一種崇高的榮譽,儘管準備這種案子可能要開銷數以千計美元,而律師事務所並不能得到補償。)

在口頭辯論中,福塔斯使大法官確信:除非被告人──無論其財力如何──能夠得到律師服務,否則就絕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審判,也絕不會符合正當程式的要求。法院同意這個論點,在裁決中把這項基本權利擴大到所有受重罪指控的人。幾年後,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領導的法院,把這項保護擴大到有可能導致囚刑的輕罪案。

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論吉迪恩一案(1963)

如果不是佛羅裏達州一個名叫克拉倫斯厄爾吉迪恩的不知名囚犯坐在他的牢房裏用鉛筆給最高法院寫了一封信,如果不是法院花功夫在每天肯定是成捆的郵件中的這一份簡陋的上書裏尋找它的法律依據,美國龐大的法律機器會一成不變地運轉。

而吉迪恩寫了那封信,法院審查了他的案子;他在得力辯護律師的幫助下重新受審,被判無罪,在無辜受罰兩年後獲釋出獄──整個美國司法史的進程由此而改變。

* * * * *

律師的作用被認為是保護被告人權利的關鍵,但如果不是因為有一套保護被告人權利的成文法律,僅有律師用處不大。例如,在刑事案審判中能夠出示哪些證據,是受到有關保護財産不受非法搜查和沒收的《第四條修正案》的制約的。它再次反映出開國先輩由於在18世紀英國統治的殖民地的生活經歷而形成的擔憂。

雖然英國法律要求警察搜查民宅時要有搜查令,但英國在殖民地的政府採用了被稱為協助令(writs of assistance)的空白搜查令,使警察有權力搜查幾乎任何地點、任何東西。空白搜查令遠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統治下的都鐸王朝(Tudor)時期就存在,到了18世紀初,人們對它的廣泛使用給予越來越多的抵制。批評家抨擊空白搜查令是"全體人民身上的奴隸標誌,使每個人的住宅都可被陌生人進入和搜查。"但是,政府繼續使用這種搜查令,使之成為英王政府和美洲殖民地居民之間發生摩擦的重大根源。空白搜查令的問題在於,它沒有具體對象。例如,1763年在英國,內政大臣發出一個特別令狀,下令"認真搜查"諷刺刊物《北方不列顛人》(The North Briton)的作者、印刷人和出版商,並沒收他們的文章。然而,令中沒有任何具體姓名。後來至少有5家住宅遭到搜查,49人(大多無辜)被逮捕,上千冊書籍和文章被沒收。這種搜查令在英國遭到廣泛反對,因而逐步迫使政府限制了它的使用。

首席大法官查理斯普拉特爵士(Sir Charles Pratt)論空白搜查令(1762)

用無名搜查令進入人家以便取證,這比西班牙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更惡劣;[這是]任何一個英國人都不會願意按其生活一小時的法律。

儘管在母國受到限制,但空白搜查令在殖民地仍廣為使用,構成殖民地居民對英國的重要抱怨之一。馬塞諸塞殖民地議會成員詹姆斯‧奧蒂斯(James Otis)在反對協助令的一個著名演講中,指責這種做法"違反了法律的根本原則,居家的權利。…… [它是]專斷權力的最惡劣工具,是英國法典中最損害英國自由的一條。"獨立戰爭後,各州頒布了各種限制使用這種搜查令的法律,當詹姆斯‧麥迪遜起草《權利法案》時,《第四條修正案》進一步明確了對使用搜查令的限制。

根據《合眾國憲法》,警方要取得搜查令或逮捕令,必須顯示他們掌握針對要逮捕的具體人或要搜查的具體地方的證據。必須做到具體──人必須有名有姓,而不是僅稱"住在那幢房子裏的男子。"警方必須具體説明他們要搜查什麼──違禁品、毒品、武器──而不能只説他們要搜查一個嫌疑人的住所。為取得搜捕令,警察必須有《第四條修正案》所説的"可成立的理由"。這並不是説要出示某幢房子內有違禁品或某個人確實犯罪的絕對證據,而是要求警方必須顯示這個人極可能做了非法的事,搜查這個地方極可能找到某一罪證。

《第四條修正案》沒有對實施這些要求作出規定。多年來,州警實際上經常在沒有任何搜查令、或有搜查令但沒有真正顯示可成立的理由的情況下,搜查私宅。法院規定,聯邦執法人員必須遵守《憲法》的高標準,並確立了所謂"排除規則"("exclusionary rule")。根據這一規則,在沒有正當搜查令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不能在審判中使用。當聯邦法院將《權利法案》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州一級的時候,也將"排除規則"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州警察和州法庭審判。

湯姆克拉克(Tom Clark)大法官關於"馬普訴俄亥俄州案"的意見書(Mapp v.Ohio, 1961)

[沒有排除規則,]不受無理搜查的保證只是"一紙空文",在極其寶貴的人類自由的永恒權利中毫無價值,不值一提。同樣地,沒有這個規則,隱私不受州政府侵犯的權利會如此短命,如此全然脫離不受蠻橫手段強行取證的理念,以致不能被本法庭尊視為"寓于法定自由概念中的"一項權利。

雖然"排除規則"受到一些批評──卡多索大法官曾有一段著名的話説,由於有這條規則,"罪犯將會因地方警察的粗心失誤而逍遙法外"──但是人們還是普遍認為,這是執行《第四條修正案》規定的唯一方式。這使大權在握的州政府必須依法辦事,如未能這樣做,它不可能用非法取得的證據起訴一個人,即使那人確實有罪。雖然在有些人看來這似乎過分,但它是為了達到一個更高的目的──確保警察行為得當。

* * * * *

《第六條修正案》所確定的請律師權利也經常與一些學者所稱的《第五條修正案》中的"偉大權利"聯繫在一起,即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作"不利自己的自證。"這個權利起源於反抗中世紀教會法庭的審問程式和英國的秘密私刑審判。到17世紀末,"無人須自證己罪"(nemo tenetur prodere seipsum)的準則已得到英國普通法法庭的承認,其含義也更加廣泛,即一個人不必回答關於自身行為的任何提問。政府可以起訴一個人,但不可以要求這個人為這個過程提供協助。北美殖民地將此作為普通法的一部分繼承過來,許多州把它寫進了各自早期的權利法案。麥迪遜在起草聯邦《權利法案》時,自然而然把它包括在內。

這項權利在1950年代早期受到嚴厲批評。當時,國會的"非美國活動"("Un-American Activities")委員會舉行類似司法調查的聽證會,調查美國的共産黨活動,一些證人拒絕在聽證會上回答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問題,理由是有自證己罪的可能。因此,在公眾意識中,"啟用第五條"("Taking the Fifth")被與共産黨人聯繫在一起,有些評論人士稱,真正無辜的人在刑事審判或調查委員會面前作證和講實話不會猶豫。一些大眾刊物也發表文章,談論是否應修改這項憲法權利,因為它被説成是只保護罪人。

但是,如同19世紀末以來一樣,法院繼續對這項權利給予廣義解釋,即不自證己罪的權利適用於任何刑事案,並也適用於證詞有可能以後被用於刑事庭的民事案。這個權利不是絕對的;人們不可以拒絕按指紋、驗血、錄音或提供其他物證,也不可拒絕接受酒精程度測試──即使這些可能導致被證有罪。但在審判時,被告有權保持緘默,法官或檢察官針對被告人保持緘默所作的任何不利評論,都屬違反被告的憲法權利。

* * * * *

雖然被告不能被迫作證,但他/她可以自願坦白,坦白可以被用作證據。實際上,許多因感情或毒品導致的刑事案肇事者並非職業罪犯,他們願意主動坦白。舊普通法中的反對使用酷刑、威嚇、誘惑或許諾取得供詞的規定,在1884年重新被法院確認為憲法的一個內容。在現代時期,儘管有1950年代的"紅色恐懼",但最高法院仍在繼續完善這一標準,以便更好地指導警方如何在履行職責時遵守《權利法案》。

法院強調坦白必須自願,不得用體罰或精神摧殘的方式強取。後來法院又把《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與《第六條修正案》請律師的權利連在一起,所基的理由是,只有在被告人首先獲悉他的權利,包括保持緘默的權利以後,其供詞才可被用作證據。

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大法官關於"埃斯科韋多訴伊利諾伊州案"的意見書(Escobedo v. Illinois, 1964)

我們的《憲法》將平衡點落在讓被告人有獲得法律顧問、避免自我陷罪的權利上。……任何值得維護的制度都不應害怕被告人在被允許請教律師後,會了解並行使這些權利。如果行使憲法權利會有礙于執法制度的效力,那麼這個制度有非常嚴重的問題。

1966年,最高法院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中作出了劃時代的裁決。在此之前,警方和下級法院希望有一條明確規則,幫助他們確定什麼叫滿足憲法的全部要求,而法院通過米蘭達一案説明瞭這一規則。用首席大法官沃倫的話説,被捕的人必須被以清楚和毫不含糊的語言告知其具有保持緘默的憲法權利、並且當場所説的任何話今後可在法庭上被用作對他不利的證詞。此外,警察必須讓嫌疑人知道有請律師的權利,以及如果他/她沒錢請律師,政府會提供律師。如果警察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持續審問,那麼,首席大法官警告説:"政府一方有重大責任顯示,被告人是明知和明智地放棄了不自我陷罪和請律師的權利。"

對米蘭達案的裁決引發了一陣指責法院呵護罪犯的批評聲浪,但是不久,米蘭達案決定的根本正確性變得有目共睹。國內較前衛的警察局很快紛紛宣佈,他們採用這種做法已經多年,而且這樣做並沒有損害調查或破案的效力。希望坦白的罪犯還是會坦白;在其他情況下,缺少供詞不過是使警方在追查罪犯和給其定罪的過程中必須提高效率。針對那種認為這個裁決鼓勵犯罪的説法,司法部長拉姆奇‧克拉克(Ramsey Clark)説:"法院的裁決不導致犯罪。"許多檢察官持相同意見,用一位檢察官的話説:"法院在裁決和程式方式上的變化對犯罪率所産生的影響,大約同阿斯匹林會對腦瘤産生的影響一樣。"

一個人要犯罪,法院──以及《憲法》──基本無能為力。法院所關心的,也是社會所關心的,是當警察逮捕一名嫌疑人時,那個人不會未經法律正當程式而被監禁或被判處死刑。預防犯罪是立法和執法機構的責任──它們具有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根本職責。但是,在美國這些必須在《憲法》確立的範圍內行事。由於美國的制憲人十分了解法院會如何受當權者的左右,因此他們以最大的努力來使法院在解釋和運用法律上完全獨立。

鋻於美國制憲人曾目睹刑法可以如何被統治者用來迫害政治反對派,因此他們作出了關鍵性的決定。他們不僅為被告人提供了構成正當程式的一整套權利,其中包括受社會同胞公正和迅速審判的權利,而且堅決要求整個制度要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受到犯罪指控的人在未被確鑿無疑地證明有罪以前是無辜的。在民主社會,沒有任何一個被控有罪的人需要證明自己無罪。相反,證罪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且還必須做到令人信服。

會不會有一些行蹤極其隱蔽的罪犯讓警察無法立案而得以逍遙法外呢?回答是肯定的,這是我們為堅持正當程式的制度所付的代價之一。偶爾會有一個罪犯逃出法網,但我們的目的是確保不讓任何無辜的人誤受懲罰。這個制度不是盡善盡美,但它的確以理想為準則。要保護人民的權利,民主國家中的正當程式就不能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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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David J. Bodenhamer, Fair Tri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cob W. Landynski, Search and Seizure and the Supreme Cour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6).

Leonard W. Levy, Origins of the Fifth Amend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Melvin I. Urofsky, The Continuity of Change: The Supreme Court and Individual Liberties, 1953-1986 (Belmont, CA: Wadsworth Press, 1989).

Samuel Walker, Popular Justi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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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産權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任何人……不得不經法律正當程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産; 私人財産,如無合理補償,不得被徵為公用。  ──《合眾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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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認為,財産權似乎是一個陳舊的概念,是按個人財産決定地位的舊時代的遺跡。在那種時代,大部分財産歸一小部分人所有,擁有財産不僅意味著財富和社會地位,而且使人享有政治和經濟實力。那是一個大多數人幾乎無産或者完全無産的時代──例如,婦女一結婚就失去了對她們可能擁有的財産的控制,因此,政府和社會是在少數特權階層的控制之下。我們大多數人會喜歡如今的情形:財富分配比較廣泛;一個人的地位既與財富有關,也取決於個人成就;婦女不再受過時觀念的束縛;投票權得到普及,而不是再以擁有土地為資格條件。

但是,擁有和享受財産一直是人民權利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起草《憲法》的費城會議上,南卡羅來納州的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提醒各位代表説:"財産定然是社會的主要物質。"代表們其實並不需要太多提醒,因為這些制憲人都相信,尊重個人財産權是社會契約的關鍵內容。不僅他們在《憲法》裏為保護這些權利設置了制度性保障,而且不久,各州在《權利法案》中增添了重要的條款以加強對這些權利的保護。此外,開國先賢的意圖不僅是保護土地或有形的資産,而是也保護財産──不動産或動産,有形財産或無形財産──所含的一切權利。他們認為,財産是"其他每一項權利的保障",因為如果沒有不受政府任意干涉地擁有、使用和享受個人財産的權利,就不會有任何形式的自由。

財産權在今天對美國人民依然重要。享有自己創造、購買或哪怕作為禮物而得到的財産的權利──知道政府除非按照嚴格法律程式,不可能將其拿走──為人們提供了物質保障,而且與言論和隱私等相對抽象的自由相輔相成。經濟權利遭受威脅的人與言論自由或投票權受到限制的人一樣,都是在受暴虐政府的蹂躪。在討論權利時,法律學者常提到"一套權利",他們的意思是,所有權利都是緊密相連的。即使我們不再相信財産權是所有其他權利的基礎,我們也仍然確信,自由就像是一個天衣無縫的整體,構成它的每一項權利都與其他項權利的完好無損密切相關。言論自由無疑是這樣,財産權也不亞於它。

* * * * *

擁有土地──最具體、也是在共和國早期最重要形式的財産──從來不意味著對它擁有絕對控制,也不意味著財産所有人享有任意使用財産的權利。源於英國普通法的傳統一向對財産有限制規定。例如,普通法有關公害的規定表明,産權人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得給鄰居的權利帶來不合理的影響。常規習慣也往往允許在非封閉式的私人土地上狩獵,或要求土地的主人開放前往河邊湖畔的通路。對商用財産也有規定,例如:客棧、渡船和客車在英國和北美殖民地都受到多種規章限制。政府可以、也確實徵收個人財富稅。雖然大多數人承認稅務對實施政府服務的重要性,但稅收屬於從個人手中拿走財産。對私人財産權最嚴重的一種干涉大概要屬政府對土地的徵用權──它使政府可以強迫把私人土地轉讓給政府,用於築路或造運河等公共目的。

鋻於充分保護財産權和給財産權帶來限制的公共需要相互矛盾,因此,對政府干涉財産權的限度從來不是十分明確,也並非沒有爭議。久而久之,財産本身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比如:雖然一塊土地仍舊是一塊土地,但對於諸如購股權或品牌保護或電腦軟體改進等應如何看待呢?)於是,如同美國歷史上的歷來做法一樣,人們要求法院對憲法有關財産的各種概念的含義作出解釋。有時候,法院是捍衛財産權的先鋒,其裁決被譽為是給保護經濟自由、促進競爭和保護私營體制提供了必要保障。反對派則批評説,這些裁決阻礙了非常必要的、旨在保護社會弱勢成員的改革,並且批評法院的決定損害了正在起步的福利體制的發展。

在主張充分保護被視為不可觸動的財産權的法院保守派意見與主張必須用制約或甚至轉讓的方式限制財産權的改革派意見之間確實時常出現較量,但是,如果只著眼于這些較量,我們會忽視財産權在美國歷史上的真正意義。大多數爭執涉及商業財産和勞工合同,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它們多限于約從1870年代到1930年代的美國工業化轉型時期。經過那些較量,一些基本問題得到裁斷。商業財産權是重要的,但在需要保護普遍福利的時候會有限度;個人財産所有權往往必須服從政府保護弱者或弱勢群體的需要。

但是,美國人將財産作為一個人的社會相關性的尺度,始終對它有強烈的興趣和熱愛。這並不是像許多批評家所指責的對錢財的貪圖。例如,許多人並不是從財産角度看待擁有房子,而是把它視為實現對夢想和社會地位的追求。這種對財産的眷戀起源於建國時期,當時大批移民來到新世界並不是為淘金,而是為了獲得自己耕種的、屬於自己的土地。

美國農民書信──赫克托-聖讓克雷弗克(J. Hector de St. Jean Crevecoeur, 1782)

當我一踏上自己這片土地,富足、專有權和獨立的妙想便油然生起。寶土啊,我對自己説,是哪條法律使你有了不動産擁有人的財富?若不是明確擁有這片土地,我們美國農民如何以是?它讓我們食有糧,穿有衣,物産豐盛之極。我們最上等的肉、最淳厚的酒、我們蜜蜂産的蜂蜜都來自這片貴土。無怪乎我們要珍惜這個所有權,無怪乎那麼多從未能將這般地盤稱為己有的歐洲人橫渡大西洋來謀幸福。往日荒蕪之地被我父輩化為田園樂土,作為回報,它確立了我們的一切權利;基於它,我們有了地位、自由和做公民的力量。

財産機會驅使許多人移居新世界。到了16世紀,不列顛諸島和西歐地區已無"空"地。每畝地都已有主,或歸私人或屬王室。長嗣繼承權法和不動産限嗣繼承法意味著,地産必須原封不動地遺留給長子,沒有土地的人基本無權可言。偉大的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對那一時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深深影響了宣佈脫離英國統治獨立並撰寫《憲法》的那一代美國人。《獨立宣言》反映了洛克關於政府和個人權利的許多思想,《憲法》包含了他關於財産權的理論。

洛克認為,私有財産源於自然法規,在政府出現以前就已存在。因此,擁有財産的權利不依賴於國王或議會的意志;相反,政府的主要效用是保護財産權,因為財産權是一切自由的基礎。正如英國政治作家約翰‧特倫查德(John Trenchard)1721年所解釋的:"所有人都熱心於獲得和維護財産,因為財産是獨立的最好支柱,而所有人都熱切渴望獨立。"沒有財産權,其他的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人民創建政府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自由和地産",也就是他們的財産。鋻於擁有和享受財産的權利源於自然法規,政府是為保護財産以及源於財産的自由而存在。

在馬利蘭定居的德國移民文章摘要(1763)

此地法律使人人安享其財産,最貧賤者不受最強勢者之欺壓,亦不會遭受無償的掠奪。

這一傳統在新世界甚至比在舊世界更強大。殖民地居民熱衷拜讀洛克的文章以及其他宣揚財産權的重要性和提倡限制政府對財産權的干涉的其他17和18世紀英國作家的作品。美國律師認為,普通法是以保護財産為核心的,並且從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威廉‧布萊克斯通撰寫的《英國法律評注》中找到支援這個觀點的依據。布萊克斯通曾暢感道:"對私有財産法律的敬重"如此之強,"以至容不得對它有絲毫的侵犯。"約翰‧亞當斯在1790年所宣稱的"不保財産,即無自由",也充分反映出這個傳統。


1784年的《新罕布希爾州憲法》(New Hampshire Constitution, 1784)

人人皆有某些天賦的、根本的和固有的權利;其中包括享受和維護生命與財産的權利──一句話,追求與獲得幸福的權利。

* * * * *

因此,就像《憲法》中的其他條款一樣,有關財産的各項條款不是憑空制定的,而是反映了啟蒙運動的理念承傳以及殖民地的具體經歷。美國的建國者相信財産的重要性。他們為貫徹這一理念而建立了對政府的限制,並防止出現他們所説的在英王統治下遭受的那種掠奪。雖然與高聲疾呼"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獨立宣言》相比,《憲法》看起來也許是一份相對保守的文獻,但是,它對這些權利給予同樣的保護。宣佈脫離英國獨立和參加獨立戰爭的那一代人,也是批准《憲法》的一代人;1776年在《獨立宣言》上簽名的許多人,11年後也在《憲法》上簽字。這兩份文獻不是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一份文獻宣佈這個國家因喬治三世國王踐踏英人的權利而反叛,另一份文獻則確立政府機制用以保護那些權利,包括擁有財産的基本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制憲人明文規定保護財産,但他們沒有把擁有財産作為擔任公職的條件。《憲法》唯一對國會議員或總統資格的要求是年齡、住地和國籍。當時,許多州確實對參加投票設有一些財産要求,但學者們發現,這種要求沒有阻止什麼人投票。很多地區的情形是,要麼人們擁有參加投票所要求的不多財産,要麼地方當局不理會這一規定。僅在幾十年後,對投票人的財産要求便被"傑克遜時代"(Jacksonian Era)的偉大民主改革浪潮蕩滌無存。

* * * * *

《憲法》 對財産的規定共有四類。第一類限制新的全國政府管制個人和州財産權的能力。國會不得頒布"剝奪財産和公民權利的法案"("bills of attainder"),即不得立法不讓犯叛國罪或其他某些罪行的人將財産傳給自然繼承人而由政府沒收其財産。上述規定旨在防範在英國過於經常出現的濫用權力現象──國王為霸佔有錢貴族及其近親的全部地産而宣佈他們犯有賣國罪,或者議會利用剝奪財産法而剝奪某些團體或個人的財産。

另外,國會不得對不同州的港口給予厚此薄彼的待遇。國會可以對進入國家的商品施加關稅,但不得徵收出口稅,進而確保國家任何一個地區的生意得失都不會因聯邦政府政策有失偏頗而受影響。這後一部分規定來自殖民時期的經歷,因為一些殖民地由於英國議會的貿易法案給某一殖民地的港口以優惠,或對某殖民地施加出口稅,而使他們的商品在帝國市場處於不利地位。

《憲法》中的第二類規定加強了聯邦政府對州際貿易和對外商務的管轄權,並包括廣泛的稅收權。這些權力雖然似乎與財産權相矛盾,但實際上卻有助於財産權,因為制憲人的目的是要制約州政府。在1781─1788年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期間,州與州之間經常發生經濟戰,對鄰州商品設關稅障礙,或收買外商船主以使他們用此港而非彼港。這類做法嚴重破壞地方商業,新的《憲法》規定保證了所有種植人和製造商具有進入國內外市場的平等機會,並且不遭受歧視性的關稅。

保護財産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授權國會"為促進科學和有益藝術的進步,對作家和發明家的作品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專利權保護"。這項條款保護的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智慧財産權",而它其實始於更早幾年。在與英國分裂以後,美國作家和發明家就不再能依賴皇家政府早先頒發的專利與版權。儘管人們普遍不贊同壟斷(這是對英國在茶葉和其他主要産品上實行帝國政策的反應),但是美國人認識到,作家和發明家需要特殊保護。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缺少提供這些保護的權力,但督促各州給予保護。北卡羅來納立即以版權法響應,並宣佈"對文學財産的保護須十分注意鼓勵天才。"1784年,南卡羅來納通過了《鼓勵藝術和科學法案》(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and Sciences),這是全國第一個普通專利法。但是,在邦聯體制下,一個州可以無視另一個州的法律(包括專利和版權);《憲法》所制定的針對全國的規定則為智慧財産權所有者提供了所需要的保護。

第三類規定是對州的限制。1780年代,一些州的立法機構應民眾要求,曾經制定了解脫債務法或發行了很快就變得一錢不值的紙鈔。另外,如上所述,一些州的法律規定,徵收對外國或外州商品的進出口稅,嚴重阻礙了獨立戰爭後的經濟復甦。各州被明文禁止發行貨幣和徵收進出口稅,也不得頒布剝奪財産法。對私有財産最有力的保護,也許是一條關於禁止任何州制定"妨礙履行合同"的法律的條款。這些合同可以是債主和債務人之間、地主和租賃人之間、甚至政府與私人之間的契約。(最高法院在其最有名的裁決之一,"達特茅斯學院案"〔"Dartmouth College Case"〕中確立,給私立院校的憑照相當於合同,一旦頒布,不得被州政府打折扣。) 在新共和國最初數十年裏,"合同條款"("Contract Clause")是引起最多法律訴訟的一項《憲法》條款,而最高法院則嚴格維護這一條款對州的限制。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在費城會議上引發多少討論;代表們已目睹州政府造成的問題,決心不讓州政府再有那樣做的權力。


《聯邦主義者文集44篇》─ 詹姆斯麥迪遜(Federalist No.44, 1788)

剝奪財産和公民權利之法案、追溯既往之法律、及有礙履行合同義務之法律,皆違背社會契約之首要原則及合理立法的諸項原則……。因此,會議極恰當地增添了這項維護個人和私人權利的憲法保障;我敢斷定,他們這樣做出於對符合選民利益的真實情緒的確切了解。他們作出非常正確的推斷……需要進行某些徹底的改革,以排除圍繞公共措施的猜測,鼓勵審慎勤儉之風,使社會有規可依。

第四類保護規定涉及在美國已不復存在的一種財産形式:奴隸財産。到1787年,所有南方殖民地都牢牢確立起奴隸制,這些州的代表明確表示,除非新《憲法》明文保護奴隸制,否則他們不加入合眾國。為建立合眾國,與會代表向南方的大部分要求作了讓步。因此,最初起草的《憲法》授權國會頒布法律,拘押逃亡奴隸,但不授權國會干涉國內販奴貿易。費城會議的代表,無論是來自北方還是南方,都不曾料想,奴隸制問題日後會變得如此激烈、造成如此分裂,以致要經過一場幾乎摧毀合眾國的內戰,才消除了被南方稱為的他們的"特別制度"。

人們在最早的《憲法》裏找不到一條公開確認各項財産權的具體條款。這不是因為制憲者不重視財産──要記得約翰‧拉特利奇曾説過"財産定然是社會的主要物質",而是因為他們相信財産會通過他們建立的體制、對聯邦政府的有選擇的授權、以及對州和聯邦政府權力有針對性的限制而得到保護。他們相信,一切個人自由,包括財産權,都可以通過對政府實行一定的限制而得到最佳保護,正因為這樣,《憲法》中最初沒有權利法案。

* * * * *

但是,在批准《憲法》的辯論過程中,人們強烈呼籲增加這樣一個權利法案。一些州把立即通過保護人民權利不受國會干涉的具體措施作為該州批准《憲法》的條件。詹姆斯‧麥迪遜提議增加一段概括性的話:"政府為民眾利益而設,應為民眾利益而為;民眾利益包含享受生命和自由,有權利獲得和使用財産,廣而言之,有權利追求和得到幸福與安全。"但他的與會同事希望有更具體的規定,《權利法案》中的《第五條修正案》有兩條直接涉及財産的條款──任何人"不得不經法律正當程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産; 私人財産,如無合理補償,不得被徵為公用。"

《第五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式條款"直接承襲了《大憲章》有關"土地法"的規定,它可能是《憲法》不僅對財産權,也對個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護。但這個保護還有更深的含義。如果政府所必須做的一切不過是按章辦事──而國會可以頒發這些章法──那麼,政府相對很容易侵犯個人自由。但是,法院對"正當程式條款"的解釋是,它不僅包含程式上的權利(即政府必須遵循的方式),而且還包含實質性(substantive)權利(即源於"自然法"和英國法律傳統的對政府本身的限制)。腐敗或獨裁政府操縱立法機制竊取人民財富和限制人民自由而聲稱自己是在依法行事的例子,不幸在歷史上層出不窮。"正當程式條款"的根本意思是,國會不得制定這樣的法律,因為它違背貫穿整個憲法結構的精神──保護個人自由,其中包括財産權。

《第五條修正案》的"徵用條款"("Takings Clause"),是對財産的又一個強有力保護。所有人都認識到,政府有時需要取得部分私人財産以滿足重要的公共需要,如街道、公路、運河或聯邦軍事設施等。但修正案否定了當時在歐洲實行的無補償直接充公的做法。在封建社會,所有土地理論上屬於王室,被國王的各封侯所佔有。由於政府在那個制度下擁有所有土地,因此似乎沒必要為拿走原本就不屬於"封侯"的土地而補償他們。即便在封建制度成為歷史以後,政府可無償徵用土地的觀念仍屬常規。在美國,到了制憲時期,人們已經堅信,個人完全擁有自己生活和勞作的土地。不錯,政府曾擁有西部大片疆土,但是,根據先是由邦聯議會(Confederation Congress)通過、後來又經憲法確立的國會再度通過的法律,政府的土地一經出售,政府就喪失了與這塊土地有關的一切權利。政府如因任何原因需要獲得私有財産,必須支付費用。

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關於"諾蘭訴加利福尼亞海岸委員會案"的意見書(Nollan v. 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 1987)

如果説,把公共地役權設置到私有地産上不構成徵用財産,而"不過是對使用地産有所限制",那就是完全抽掉了所用之詞的本義。國家徵地權的主要用途之一,確實是為了保證政府有能力要求轉讓産權,但條件是政府出資。我們一再裁定,就財産歸其所有者私人使用而言,不讓他人使用的權利是"通常被視為財産的那套權利中最基本的權利之一。"

雖然《第五條修正案》的條款當時僅適用於聯邦政府,但許多州的權利法案都採納了《第五條修正案》的用語。我們知道,美國是聯邦制政體,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權力。許多州甚至在1791年以前就已經有權利法案,但幾乎所有的州都補充或修改了自己的憲法,使之包含"正當程式"和"徵用條款"的內涵,甚至詞句。各州的這種做法加強了財産及其相關權利在國家憲法和法律體制中的重要位置。20世紀以前,負責推動築路、修運河之類的經濟建設項目的是州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州憲法中的規定確保在這些建設過程中,尊重每個産權人的權利。

* * * * *

在19世紀和在20世紀早期,圍繞財産權的性質,以及如何在私有財産所有人及商人的權利與州政府為緩解工業化帶來的某些嚴酷影響而行使的管理權之間取得平衡,出現過一場大辯論。在司法體系內尤為如此。許多法官似乎持不折不扣的洛克觀點,即絕對不應採取任何干涉個人財産權的做法。

大法官約瑟夫斯托裏(Joseph Story)關於"威爾金森訴利蘭案"的意見書(Wilkinson v. Leland, 1829)

如果財産權只取決於不受任何制約的立法機構的意志,那麼,這個政府難以被認為是自由的政府。自由政府的根本準則似乎是應將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産視為神聖。

因此,保守派法院一直限制州立法機構和國會對諸如工資與工時法、工廠安全制度、公用事業價格管制和累進稅收制等進行改革──如今所有州已普遍實行這些措施。改革勢力直到19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才最終獲勝。這不意味美國人民放棄了財産權,而是表明,在圍繞個人自由出現的巨大變化中,財産權的分量變得相對化了。自1937年起,全國和法院都更加注重個人自由權利,特別是《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的含義。這是偉大的民權革命的開端,言論、新聞出版、宗教和被告人權利的含義,也都從這時候起迅速擴展──所有這些都在本書其他章節中一一得到介紹。雖然有些人認為,財産權已被侵蝕到無足輕重的程度,但是實際情況相反;對財産的保護仍是美國生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即使美國人不再視財産為"對其他每一項權利的保護",但財産仍然對他們如何看待人民的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歷史學家中長期存在的一個辯論是,為什麼美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工業革命的衝擊力在美國其實與在西歐和大不列顛英國一樣。美國的礦工和工廠勞工與他們在"舊世界"的同行的勞動條件同樣艱辛,勞動所得僅夠貧苦度日。但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工人聯合形成了強有力的工會,並且迅速發展成強大的左派政治運動,而這在美國從未發生。雖然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曾經出現過很多社會主義的團體,但從來沒有形成一個把工人要求和政治權力相結合的主導組織。即使在20世紀初的頂盛時期,社會主義派人士也僅僅在1912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100萬張選票,而後始終再未達到這個數目,包括在大蕭條的困難時期。

一個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解釋是,在世界許多地方,勞工和有産者將經濟世界視為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即如果一個群體的人要改善他們的命運,勢必要以其他群體為代價。無産者要變成有産者,勢必要拿走控制在有産者手中的財産,將其被轉到無産者的手中。雖然古典派經濟思想家總是將人的勞動力作為一種財産,但實際上,普通勞動者很少能控制自己的勞動、勞動條件或報酬。

但是,在美國,過去一直有──其實現在也仍然有──足夠的空地,使所有辛勤努力的人擁有財産。從一開始,不僅農民,而且手工業者,甚至非技術工人,都希望擁有産權。在美國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後作為獨立國家的300年中,西部地區有著大片遼闊、空閒的土地,隨時任人定居和耕耘。政府的政策鼓勵個人擁有土地,因此,政府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出售公共土地,並且在修建全國橫貫鐵路期間,為鐵路用地提供補貼。鐵路部門隨之以低價出售這些土地,從而使更多的人到新邊疆置地安家。

美國不存在那種困擾很多歐洲社會的階級和等級制度。美國沒有掌控巨産的世襲貴族,也沒有按傳統被限制在社會最底層的體力勞動階層。許多人是在17和18世紀作為契約僕役來到美國的,他們按照契約當一定年數的農場做手或家庭傭工,然後獲得自由。在很多情況下,主人在僕役的契約期滿獲得自由時,以土地、農具和種子作為支付,使他們得以開始新生活。雖然昔日的契約僕役並沒有都擁有大片土地,但有些人確實成為大土地主,許多人也的確有了自己的農場,享受到埃克托爾‧聖約翰‧克雷弗克在1782年頌揚的那些權利。儘管從1780年代至今美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擁有土地一貫是一切背景的美國人的追求。大多數勞工不希望成為支援社會主義黨派的更有勢力的無産者,而是希望成為小業主、獨立手工業者、有自己僱員的僱主、新興中産階級的一員,尤其是希望像有錢人一樣,成為房主和地主。

《美國的民主》亞歷克西-托克維爾

對財産的熱愛,在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比在美國更深沉和專注,也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有如此多數人對有礙于擁有財産的學説表現得如此不感興趣。

美國之所以能夠出現德-托克維爾所描述的情況是因為美國本身獨特的條件。即使在19世紀末期邊疆逐步消失以後,美國仍有著可讓個體家庭蓋房造屋的大片土地。在1950年代訪問美國的人,對美國星羅棋佈的大片獨棟住宅社區讚嘆不已,這些社區的居民屬藍領和白領階層。自美國建國起,擁有自己的房産始終是美國人的夢想。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通過旨在便利人民買房的政府計劃,鼓勵和支援這個夢想。在美國,財産是繁榮的中産階層民主社會的基石。

* * * * *

21世紀伊始,我們面對的"財産"形式,從有形和熟悉的到虛擬和奇特的,不一而足,令人眼花繚亂。但是,財産的基本原則沒有變,社會、政府、特別是法院的職責之一,是確定應該如何對待傳統和全新形式的財産。從1950年代初開始的權利大發展,不僅改變了我們對言論與宗教自由的觀點,也改變了我們對財産的看法。只舉一個例子:當今州政府為公民提供包括社會福利、老年退休金、失業救濟和健康保險等一系列有形的福利。很多人如今將它們視為公民有充分權利享受的一種財産權。

20世紀下半葉,公民權利和環境保護運動導致形成的法律,大大加重了對傳統概念的財産權的壓力。餐飲業主不再可以歧視性地選擇服務對象,商業和私人財産産權人常常必須承擔環境保護項目的費用。政府規章涉及所有經濟行業,那種認為産權人可以完全隨心所欲地對待自己的生意和財産的舊觀念,在社會上受到進一步衝擊。這種現象導致一些評論家認為,財産權已被拋進了"法律垃圾箱"。

這種觀點也許有其道理,但這只是在財産權被視為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才成立,而美國或英國的法律從來不曾確立這一點。即使約翰‧洛克頌揚財産具有作為其他權利的保障的首要位置時也承認,這在使用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説,美國歷史某個時期對財産權過分地採用了"自由不干涉主義",那麼,另一個時期則可能被採用得太少。過去20年來,面對現代政府的合理關注和這些關注對財産權産生的影響,聯邦法院一直在力求在兩者間形成新的平衡。


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對"多蘭訴泰格德市案"的不同意見(Dolan v. City of Tigard, 1994)

在我們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有一點是確定的,這就是:對新城市發展造成的水災、地震、交通堵塞或環境危害影響的預測是不確定的。當對這些影響的程度存在疑慮時,需要避免危害的公共利益必須優先於[産權人的]私人利益。如果政府能夠説明,它對土地使用許可所設置的條件合理、公平並有助於實行有效使用土地的計劃,那麼就應有有力的推論根據可以認為那些條件是正確的。説明那些條件對[財産]的經濟價值造成不合理影響的責任,完全在於反對政府做法的一方。

上述這些問題,有些是隨著今天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而産生的:發展雖然對經濟有好處,但卻會影響空氣和水的品質。普通法將河流污染的責任歸咎於那些向河裏傾倒廢物的産權人。如今,對空氣或水的破壞往往不能被歸咎於一個人或一家公司,而是許多方面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行為共同造成的後果。我們如何解決──而不是追究──治理費用問題?採取限制産權人傳統享有的財産權利的做法,對私産利益,特別是對那些對較大的環境問題至多不過産生有限影響的産權人,構成多大懲罰?正如大法官雨果‧布萊克多年前指出的,設立"徵用條款"的目的,"在於禁止政府強迫讓一些人獨自承擔──若公平而論──應由社會整體所承擔的責任"。這屬於21世紀初的辯論之一,但僅僅是之一。

在自由實業體制下,財産具有多種形式,每一種形式對不同的利益群體有著特定的價值。民意測驗顯示,70%以上的美國人高度重視財産權。重視財産權的傳統觀念使美國人受益200多年,而現在的挑戰是,如何將這種觀念所基於的根本價值觀用於新的情形和新的財産形式,從而既保護産權人,也保護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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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Bruce A. Ackerman,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James W. Ely, Jr.,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roperty Rights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rrest McDonald, Novus Ordo Seclorum: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5).

Ellen Frankel Paul and Howard Dickman, eds., Liberty, Proper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William B.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merica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publication/2008/10/2008102...

平等的法律保護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任何州……對在其管轄內的任何人不得拒絕給予平等的法律保護。   ──《合眾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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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以來,給予所有人平等法律保護的憲法規定對美國一些偉大的社會運動起了關鍵作用,使美國的有色人種、婦女和其他群體獲得了平等的法律權利。就理念而言,它是美國《憲法》中最崇高的表述之一;就實踐來看,它的影響力非同一般。沒有它,美國不會取得過去50年來的社會進步,許多美國人可能仍在遭受使他們淪為二等公民的制度化的歧視,不能投票或享受所有的權利。《第十四條修正案》在1868年被納入《憲法》,但是,對"平等保護"定義的廣義解釋是經過將近90年才開花結果。

* * * * *

當托馬斯‧傑斐遜將"人人生而平等"寫入《獨立宣言》時,他指的不是社會或經濟的平等主義。他和開國一代人認為,社會本身的性質決定,不可能有社會上或經濟上的一致均等,因為人的能力和素質不同。他們不希望拉平社會,而是希望給予每個人發揮自己最大能力的機會。為創造這樣的機會,人人(當時他們只想到男人)在法律前必須平等;不可以實行富人一套法律、窮人另一套法律──儘管開國先父忽略了當時明顯存在一套適用於白人的法律和另一套針對奴隸的法律的現實。一代人以後,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的民主黨人在談論平等時,也同樣指的是建立在法律平等待遇上的機會平等。

有趣的是,《憲法》和《權利法案》原文都沒有提到平等機會,而且,直到內戰結束前,人們沒有認為有這種需要。後來,當失敗的邦聯各州明顯表現出無意公正對待新獲自由的奴隸時,國會作出回應,通過了《合眾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禁止所有州不僅不得拒絕任何公民的法律正當程式,而且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公民平等的法律保護。

大法官斯坦利馬修斯(Stanley Mathews)關於"益和訴霍普金斯案"的意見書"(Yick Wo v. Hopkins, 1886)

保障平等的法律保護乃是致力於對平等法律的保護。

然而,"平等保護"的含義從一開始就時常模糊不清,這也許是因為《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制定者沒有給我們留下確切的解釋。另一方面,"平等保護"可被理解為,無論是否合情理,一切法律都應被一成不變地用於所有人。這種認為法律不能以任何方式、形式或方法區別對待個人和群體的極端觀點會變得很愚蠢。要求申請駕駛執照的人達到視力測驗標準顯然對盲人或有視力障礙的人不利,然而這是一種適當形式的區分。

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關於"羅默訴埃文斯案"的意見書(Romer v. Evans, 1996)

《第十四條修正案》關於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護的條款,必須與一種實際需要並存,即大多數法律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需要[將人]分門別類,進而帶來不利於這類或那類群體或個人的結果。…… [法院]力圖在原則與現實之間作出調和,它提出,如果一項法律既不影響基本權利,也不是專門針對易受懷疑的一類人[弱勢公民],那麼,只要它合理地與達到某種正當的目的相關,我們就將維持立法分類。

所有法律都有賴於某種分類,在很多情況下,法律僅適用於某些人而不適用於另一些人;人們可能會在同一條法律下受到不同的待遇。例如,政府僱員的退休金額絕對會因級別、工齡和工資級別而有所區別。刑法和民法的刑量顯然根據若干情形而有所不同。例如:兩個被判同樣罪的婦女,比如殺人罪,可能因案情不同而得到非常不同的刑量。正如我們不希望法律公然以年齡、身高、性別、種族或宗教等原因而帶有歧視性一樣,我們也不希望法律不顧情況地強迫對所有人一刀齊。

《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起源──作為重建內戰後邦聯各州的藍圖──在很多年裏決定著法院對它的解釋。儘管這個修正案在文字表面並沒有提到種族,但所有人都清楚,國會提出這一修正案是為了保護過去的奴隸不受歧視,除此別無其他意圖。哈倫大法官形容《憲法》是色盲的著名言論,十分貼切地表達了這種意圖。


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倫(John Marshall Harlan)"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不同意見(Plessy v. Ferguson, 1896)

從《憲法》的角度,在法律的眼裏,這個國家沒有上等的、佔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公民。這裡沒有等級。我們的《憲法》是色盲的,既不認識也不容忍在公民中劃分階級。

雖然獲得自由以後的奴隸及其子孫的生活現實並不一貫是這樣,但哈倫大法官的話表達了一種理想。勝利的北方聯邦,在掃除奴隸制並將崇高的情感納入《憲法》後,進入了一個經濟開拓和工業發展時期,棘手的種族問題被留給南方自行處理。結果是,其後60多年一直存在著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制度化歧視,在英文裏這也被稱為"Jim Crow",即對黑人的種族歧視。"Jim Crow"這個詞來自當時"滑稽説唱團"(雜耍)中由一個白人演員裝扮黑人的臉書化角色。後來這個詞在南方流行開來,意指種族隔離。

隔離──按照州和地方法律形成的白人與黑人的合法隔離──最終將被"平等保護條款"取締,但在當時,在憲法類用語中幾乎沒有這一條款的蹤影。除了某些涉及歧視的極端案件,法院一般拒絕將這個條款寬泛地應用於種族關係方面;而且,法院視整個《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用途有限,拒絕將它用於其他情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在1927年曾將"平等保護條款"形容為"憲法辯論中通常的最後依據",也就是説,它對總體法律制度影響甚微。

這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發生變化,而且屬於歷史上那些具有諷刺性的發展之一。給"平等保護條款"注入活力的,並不是公開歧視有色人種的某個案件,而是涉及偷雞的盜賊比表現形式較之文雅的盜用資金的罪犯受到嚴厲得多的處罰(絕育)的案件。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對所有重罪犯嚴格執法而唯獨將富有的盜用資金犯除外,這公平嗎?答案顯然是不公平。他提出,這種由社會等級造成的懲處上的嚴重差別,完全違反了平等保護法。道格拉斯大法官隨後建議,法院應該嚴格審視任何違反"平等保護條款"的侵犯了基本權利的法律。這一分析結果為二戰後幾十年中所進行的偉大的民權革命創造了條件。

* * * * *

美國的大蕭條時期使人們對政府應有和不應有的職能産生了新的認識。面對1930年代出現的要政府採取行動以減輕經濟蕭條影響的需要和1940年代要政府在戰時採取衛國行動的需要,那種認為聯邦政府不應多干預經濟的舊觀念被淘汰。同時,新一代律師和民權活動人士開始思索,政府──尤其是法院──可能為結束種族隔離扮演什麼角色。給他們帶來鼓舞的,不僅有法院推翻排斥黑人在初選中投票的一些案子,而且也有法院發表的意見,如"所有只對一個族群的民權給予限制的法律都直接受到懷疑"。這一模式被用於不只一個案子中。

1953年,隨著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提名厄爾‧沃倫擔任美國首席大法官,所謂"平等主義革命"的條件開始成熟。與傑斐遜和開國先賢一樣,沃倫和法院的其他法官並不希望消除由才智和勤奮導致的差別。但是,他們從憲法角度出發,不能繼續容忍由法律上的不平等或由不平等對待某些群體所造成的人為的不平等障礙。

關於這一原則的最卓越論述,來自最高法院20世紀作出的一項無疑是最重要的裁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年)。在十多年時間裏,法院一直在逐步削弱對黑人的隔離歧視──這些歧視在很多地區形成了對黑人與白人的合法隔離,法院認識到,它在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支援隔離是錯誤的。在布朗案中,法院向種族隔離提出正面挑戰,宣佈這種做法違反憲法的平等保護規定。

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關於"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意見書(1954)

公立學校中純粹按種族而將兒童隔離──即使學校設施和其他"有形的"因素可能平等──是不是構成了剝奪少數族裔兒童平等受教育的機會?我們認為是。……我們得出結論,在公共教育領域"分而平等"的學説無立足之地。隔離教育設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這種隔離是拒絕給予平等的法律保護的一種表現。

通過宣佈"隔離教育設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沃倫似乎表示,種族隔離違反了在一切時候、一切場合給予"平等保護"的憲法規定。這也就是説,法院宣佈,種族歧視自1868年以來就是違憲的,在普萊西等一些案子中作出的相反判決是錯誤的。

但是,沃倫表達的意思還不僅如此,而且正是其中更深一層的含義,對有關平等保護的解釋産生了重大影響。憲法含義隨時間和情況的發展而變化。19世紀初,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教導美國人民要始終記住《憲法》的意圖是"要適用於各種人類事務的危機。"這種所謂"活憲法"概念不是被所有學者或法官所接受,但是,"平等保護條款"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它的運用,可能也包括它的意義,已經隨時間發生了變化。

《屬於美國:公民權利平等與憲法》─ 肯尼思卡斯特(Kenneth L. Karst,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 1989)

如果説"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反映了美國公民文化的變化,那麼它也導致了更多的變化。"布朗案"是最高法院20世紀作出的最重要裁決。今天,它不僅是一項關於學校、甚至不僅是關於隔離的裁決。"布朗案"是我們禁止等級制的《憲法》原則的最具權威性的象徵。

布朗案使美國昔日的種族關係不復存在。萌芽中的要求恢復失去權利的努力由此獲得新生,發展成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1963年8月,20萬人在林肯紀念堂前參加了民權集會,聆聽馬丁‧路德‧金富有詩意的演講:隨著法律給予平等的保護,"有朝一日在佐治亞州的紅山坡上,從前奴隸的兒子和從前奴隸主的兒子將兄弟般地同桌共坐。"

馬丁‧路德‧金和約翰‧肯尼迪總統對平等保護的理解,與先人傑斐遜和傑克遜的理解沒有很大差異──都是希望把平等保護擴大到其他族群。他們希望所有美國人受到的待遇都是基於其個人的能力、才智和品德,而不是膚色、性別或宗教信仰等偶然因素。經肯尼迪總統提議、由約翰遜總統簽署為法律的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含有同樣的主題思想。人是有區別的,但法律必須一視同仁。

布朗案和其他一些司法案,1964年的《民權法案》,其實整個民權運動,都表達了一個主旨,這就是:沒有平等的法律保護,少數族群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公民權,而沒有這一點,只能有有限的民主。也許有人會説,有民主才可能有權利;但同樣正確的論點是,有個人權利民主才能運作。對"平等保護條款"的現代解釋的核心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必須不分種族、性別或宗教地將每個人作為個人──而絕不是相互可換的齒輪──來對待,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有資格與其他人一樣,按功過受到無歧視的待遇。

約翰肯尼迪總統向全國發表的關於公民權利的演説(1963611)

應使任何膚色的美國學生不必由部隊護送而到任何公立學校上學;應使任何膚色的美國消費者不必通過上街遊行而在旅館、餐廳、劇院和零售店等各種公共服務設施得到平等的服務;應使任何膚色的美國公民不受干涉、不必擔心報復地在自由選舉中註冊和投票。……簡而言之,每個美國人都應該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待遇,得到希望讓自己的孩子得到的待遇。但現在的情形不是這樣。

* * * * *

布朗案和民權運動的一個重要附帶成果是,它促使其他群體也開始要求平等,其中最大的群體是婦女。儘管婦女佔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在1960年代初她們仍然處於二等公民地位,尤其是在工作崗位,例如,被傳統排斥在某些行業之外,不得進入某些職業學校,工資大大低於從事同樣工作的男性僱員的工資等。婦女爭取通過法院獲得平等的努力沒有成功,大多數男性的觀點可能與布拉德利(Bradley)大法官在1873年表達的觀點相同:"婦女至高無上的歸宿和使命是完成作妻子和母親的崇高與善良的職責。這是造物主的法則。"

婦女運動在1964年取得了第一個重大勝利──《民權法案》在第七條中規定,禁止實行以種族、宗教、出生國和性別為由的就業歧視。在整個60年代裏,媒體接連刊登關於婦女運動及其爭取男女平等的報導。1972年初,國會以壓倒多數批准了以男女平等為出發點的《憲法》修正案──《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並送交各州批准(但未得到批准),在一年以後的1973年,國會通過了《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規定同工同酬。

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關於"弗朗蒂羅訴理查森案"的意見書(Frontiero v. Richardson, 1973)

我們國家有著長期和不幸的性別歧視史。這種歧視被傳統的"浪漫家長主義"態度合理化,它在實際中的體現不是尊重婦女,而是禁錮婦女。由於這類觀念,我們的法典逐漸充滿了嚴重的、傳統成見的性別區別。……當然,美國婦女的地位近幾十年確實有了顯著改善。然而,幾乎毋庸質疑的是──特別是鋻於性別特點的顯著性──婦女在我們的教育機構、就業市場,也許最明顯的是政治領域,仍然面臨普遍的、儘管有時變得更加微妙的歧視。

在民權運動的啟示下,婦女組織到法院向一條又一條歧視性法律提出挑戰,並且幾乎次次取得勝利。與社會其他機制一樣,法院也面對著這樣一個問題,即一方面要努力實現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同時承認,男女之間實際存在的差異也許使保留一些家長式規定具有合理性,即使它們違反嚴格意義上的平等保護標準。不過,對於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歧視,法院迅速採取了將其終止的行動。

1979年,在首席大法官伯格領導下的法院採取決定性步驟,致力使《憲法》像應該做到種族色盲一樣,做到性別中立。法院推翻了要求丈夫但從不要求妻子支付贍養費的一項州法。用布倫南大法官的話説,只要這種區別帶有"性別成見"就必須予以取消,這項法律反映的成見是,男人總要擔負掙錢和撫養妻子的義務,而妻子的責任是管家。在另一案中,法院推翻了一個聯邦項目中的規定,因為這項規定允許父親失業的家庭得到福利,而不考慮母親失業的家庭。

儘管婦女在法庭上取得了這一切進展,但她們仍沒有得到希望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而實現的完全法律平等。這項《修正案》規定,"法定平等權利不得以性別原因被美國政府或任何州政府剝奪或限制",並授權國會立法實施。國會最初在1972年初把修正案送交各州;幾個月內大約有一半的州予以通過。之後,反對修正案的團體開始大力遊説,修正案遭到擱置。贊成修正案的勢力設法把批准時限從1978年延長到1982年6月,但即使到了那時,也只有35個州予以批准,比需要的數額少3個。

反對修正案的意見包括從公開的男子沙文主義到聲稱取消保護性法律會傷害婦女的多種聲音;反對派中的有些人宣稱《平等權利修正案》會要求男女共用一個廁所,而提倡州權的人則擔心它會是聯邦政府用來脅迫州政府的又一根棒子。然而,就憲法法律而言,鋻於《第十四條修正案》已經保證"平等的法律保護",很難説一個平等權利修正案會對現行法律産生多少作用。當然,它會把性別分類提高到與種族分類平行,進而要求對男女有別的法律給予最高一級的司法審核。

大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關於"合眾國訴維吉尼亞州案"的意見書(United States v. Virginia,1996)

維吉尼亞州拒絕給予女性在維吉尼亞軍事學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受教育的機會──軍事訓練和發展文職領導能力的特殊機會,這是不是使"有能力達到弗軍院對所有學員的要求的"女性……被拒絕了《第十四條修正案》保證的"平等的法律保護"……無論[弗軍院的]安排為該州男兒提供了多麼優厚的條件,它沒有為該州的女兒提供絲毫。這不是平等的保護。

不過,在實際中,法院已經達到了婦女希望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實現的很多目標。《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在泛指"人"的時候,使用的不是"man"("男人")這個詞,而是性別中立的"person"("人"),法院對使用這個詞的嚴格要求,取消了美國法律上對婦女最公然的歧視。婦女的情況在許多方面和有色人種的情況相同,即其權利不得受到由政府支援的歧視。但是,法律對改變社會態度是無能為力的;儘管存在於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以前的傳統態度已經消失很多,但強大的殘余依然存在。

雖然婦女和有色人種是"平等保護條款"新解釋的最大受益者,但其他群體也提出了從憲法上獲得平等的要求。殘疾人、同性戀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取得使他們不受歧視的法律保護。《美國殘疾人法》(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 1992年)為有身體或精神障礙的人帶來了成為社會中的正式成員的廣泛可能性。雖然同性戀團體沒有達到他們追求的目標,如,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但法院和許多州立法機構一貫主張,不能在法律上有針對男女同性戀者的歧視,同性戀者也慢慢開始更多地進入社會主流。

* * * * *

如果"平等保護條款"的唯一用意僅在於確保政府公平地實施所有的法律和不制定歧視性法律的話,那麼,這個條款固然重要卻不會具有像它在最近半個世紀裏所産生的那種影響。法院和立法機構知道,平等保護是公民權利中的根本概念,如同《第一條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一樣。正如一個人若不能自由演説和聽到不同意見便無法履行公民職責一樣,一個人若受到歧視性的歸類,也無法成為一名完全的社會成員。

"平等公民"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尊重,也就是,一個人承認另一個人在社會契約和公共事務中的平等地位。任何非理性的羞辱,無論基於種族、性別或宗教原因,都等於把有那種特徵的人視為下等。與此相關的是社會參與的價值。如果少數族群被一律打上劣等的烙印,多數人怎能認真對待他們對公民生活的參與呢?再者,如果把少數族群的成員劃為行為不負責之類,又怎麼能指望他們有負責任的行為呢?

平等公民的這三項價值──尊重、參與、責任──是一個民主社會全體公民應有的特徵。當然,無法將社會或經濟平等立法化;也很少有人願意那樣做。但是,法院和立法機構要努力做到的是,至少在以下三個被視為"根本"的方面,沒有任何人或群體受到歧視。

第一,有投票權,這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權利和責任之一。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是民主社會的標誌,能夠投票既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也有重要的實質意義。它是我們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和作出重要公共決策的手段,就像2000年總統選舉所顯示的,即使為數不多的選票也會對選舉結果産生影響。否認任何人或任何群體的投票權,就是降低了選舉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意義。因此,甚至在布朗案以前,法院已經開始抨擊排斥少數族群投票的機制。

第二,經法院審理的權利。這一點與投票權類似,也就是,它給人以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在關於公正審判和被告人權利的章節裏,我們已經討論過為什麼民主社會那樣努力地確保刑事司法制度的公平。如果阻止某些群體得到經法院審理的權利、如果將黑人或婦女排斥在陪審團之外、如果一個人僅因其膚色而遭受處罰,那麼制度的公正性就遭到了破壞。許多──但不是全部──推動確立被告人權利的案子涉及有色人種的被告人,法院發出的資訊很清楚:平等的保護意味著刑事和民事司法體系都要實行待遇公正。

第三個被視為具有根本性的方面涉及婚姻和家庭;在自由社會裏,這與尊重、責任和參與緊密相關。婚姻和養育子女是一個人的地位、社會自我認識和法律責任的組成部分,同時也被視為個人最隱私的決定,政府應極少或者不予介入。法院不僅推翻過基於種族類別的法律,也推翻過基於財富類別的法律。一個人不得因為貧窮而被拒絕結婚或離婚。早在1920年代,最高法院就開始確定不得受政府干涉的家庭責任和家庭決定權的範圍;在1960年代,對"平等保護條款"的新解釋使這些得到進一步保護。

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關於"洛文訴維吉尼亞州案"的意見書(Loving v. Virginia, 1967)

除了可惡的種族歧視以外,這種劃分顯然不具有任何重於一切的合理目的。維吉尼亞州僅禁止涉及白人的跨種族通婚,這一事實顯示,種族分類必是為維護白人的至高無上。我們一貫確認,以種族為由來限制公民權利的措施不具憲法合法性。毫無疑問,單純基於種族類別而對婚姻自由實行限制違反"平等保護條款"的核心內容。

這是否意味著政府一向不得介入這些根本方面嗎?答案顯然是,政府可以介入,但只能在有涉及重於一切的政府利益的情況下,而且即使這時,政府也必須採取步驟,確保其規章不對任何一個群體造成不公平的影響。因此,比如説,政府可以對投票或結婚設置最低年齡要求,但這必須被用於所有群體,而不能只被用於少數族群。對擔任陪審團的人員可以有規定,但這通常是基於投票選民名單;如果投票選民名單故意排斥了任何一個群體,陪審團也同樣受到不良影響。平等的法律保護意味著,一個人既具有投票也具有擔任陪審員的權利和責任;法律正當程式意味著,被告人將得到與其同等的陪審團的審判,因此,如果被告人屬於有色人種,那麼陪審團名冊必須準確反映出社區的人口結構。

平等保護還意味著,所有人,基於個人興趣和財力,必須有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自由,甚至是在那些通常被認為屬於私人所有的領域。1964年的《民權法案》將在餐廳、旅館和劇院一類的"公共場所"的種族、性別或族裔歧視定為非法,即使這些場所可能屬於私人所有。1964年以前普遍實行的法律是,業主有權決定其服務的對象,因此可以將黑人、婦女、天主教徒或其他群體拒之門外。《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任何州政府"不得歧視,多年來人們將此理解為,私人的歧視不受公法約束。1960年代,法院和國會認識到,雖然拒絕讓一個人使用這類公共設施可能沒有違反《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文字,但是,若認為在並非所有公民都享有旅行、住宿、餐飲和文化便利的情況下人們能夠平等履行公民權利,那無疑是對《第十四條修正案》實質精神的嘲笑。

* * * * *

英國哲學家傑裏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在19世紀末討論抽象的平等時表示,追求平等沒有止境,何以為終?要求平等的人是不是非到所有人都並排站在同一條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水準線上而不罷休?

這從來不是《第十四條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的意圖。對許多人來説,美國似乎是所有社會中最平等的社會。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又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説:"美國富人沒有架子;窮人沒有奴性;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立足於平等。"但是,美國從來不是一個平均主義社會;無論有錢人還是窮人都從不曾要求地位全然劃一。相反,美國強調的是機會──聰明和勤奮的人獲得成功的能力──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男人、女人、富人、窮人、白人、有色人、盎格魯薩克遜人或拉丁人,都享有平等法律的平等保護。這些是他們作為美國公民所享有的權利。但是,平等權利概念的更深含義在於平等的公民義務,也就是説,它不僅包含權利,也包含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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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Alexander M. Bickel,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Kenneth L. Karst,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san Gluck Mezey, In Pursuit of Equality: Women, Public Policy, and the Federal Cour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Donald G. Nieman, Promises to Keep: African-America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ul M. Sniderman et al., The Clash of Rights: Liberty, Equality, and Legitimacy in a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publication/2008/10/2008102...

選舉權

2008.06.23

(本文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節之一)

合眾國或任何州不得以種族、膚色或過去做僕役為由剝奪或限制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

──《合眾國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1870)

合眾國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別為由剝奪或限制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

──《合眾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
(The Nine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1920
)

合眾國公民在大選和其他選舉中的投票權……不得因未交任何人頭稅或其他稅……而被剝奪或受到限制。

──《合眾國憲法第二十四條修正案》
(The Twenty-four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1964
)

合眾國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不得以年齡為由剝奪或限制18歲或18歲以上的合眾國公民的投票權。

──《第二十六條修正案》
(The Twenty-six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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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之言是對民主制度的最精闢表述。"而要實現"民治"的政府,必須由人民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沒有自由與公正的選舉,就不可能有民主的社會;其實,如果政府官員不必自始至終對選民負責,也就沒有對其他任何權利的保障。所以,投票選舉權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個人自由,而且也是自由政體的基石。

什麼人擁有這份權利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長期問題。投票權的逐步擴大──從只限于有財産的白人男性擴大到年滿18歲的幾乎所有人──是貫穿美國歷史發展的一個主題。與此相關的另一主題是,在聯邦體制可行的條件下,確保所有選票分量相等。但是,美國人往往把選舉權視為理所當然,因而未給予它應有的充分運用。有接近兩億公民具有投票資格,但有太多的人視自己的一票無足輕重。而2000年總統大選出現的勢均力敵局面提醒人們,每一票都舉足輕重。

不過,如果因此認為擴大選舉權是一個必然的或一帆風順的過程,那可就錯了。雖然美洲殖民地的居民確實相信自由選舉,但他們認為,投票權應只限于擁有財産的男子,理由是,這些人的財富使他們更理解社會的需要。選舉權雖然對實行民主和保護個人權利至關重要,但它的歷史卻是充滿衝突。

《美國的民主》─ 亞歷克西-托克維爾

一旦一個國家的人開始向投票資格提出挑戰,可以肯定,這項資格遲早將被完全廢除。這是最永恒的社會行為規律之一。投票許可權越放寬,越感覺有必要進一步放寬,因為在每一次新的讓步後,民主的力量得到加強,其要求隨著力量的增長而提高。那些在資格線以下的人的強烈慾望與在資格線以上的人的數量成正比上升。最後,例外變為常規;讓步一個接一個,沒有間斷、不會停息,直到實現普選權。

儘管被德-托克維爾稱為"規律",但普選權的發展既非筆直,亦非容易。為取消對財産的要求,傑克遜時代(1820─1840年代)曾出現過尖銳的政治搏鬥。擺脫奴隸地位的黑人的投票權,是經過一場幾乎把全國一分為二的血淋淋的內戰才取得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援婦女投票權的人基於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的讓世界安全發展民主的號召,抓住機會為婦女爭取投票權。同樣,黑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的犧牲導致法院開始清除為阻撓黑人投票而設置的障礙。1960年代越戰造成的大批年輕人喪生導致投票人年齡被降到18歲。在那之後,圍繞著改變由將近一個世紀來的人口流動造成的不合理的州議會選區劃分,出現過一些曠日持久的聯邦訴訟,目的是很多州要使選票分配更加平等。擴大投票權的每一步進展都包含著艱巨的努力,通往普選權的路途既非短程,也不平坦。

約翰亞當斯就選舉權致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的信(1776)

用來説服你接納所有無産男人應同有産男人一樣投票的道理……也將同樣顯示,你應接納婦孺投票;因為,一般而言,婦孺具有與那些毫無財産的男人同樣的良好判斷力和獨立思維。……毋庸置疑,先生,打開如此一個充滿歧見和爭議的泉源,猶如試圖改變投票人的資格一般危險;且永無休止矣。將會有新的要求;將會有婦女要求投票;12歲至21歲的孩子將認為他們的權利沒受到足夠重視;身無分文的男人將要求同任何其他人一樣在所有國家事務中有平等演説的權利。這將混淆和抹殺所有區別,削平所有等級。

亞當斯的觀點是在獨立戰爭和制憲時期普遍存在的觀點,《憲法》甚至沒有提到投票權。母國和殖民地都對投票設立了財産條件,並基於兩種觀念。第一,擁有財産,特別是擁有土地的人,為保護自己的財富而與維護社會和政府"利害攸關"。第二,只有有財産的人才具有決定政治事務以及挑選討論和決定這些事務的議會成員的"獨立性"。17世紀時的英國軍人和政治理論家亨利‧艾爾頓(Henry Ireton)寫道,自由的基礎是"選舉立法者的人是不依賴他人的人。"對於上層和中産階級的人來説,這種獨立只能來源於擁有財産。

這種"獨立"概念導致在投票中排斥婦女(她們隸屬丈夫)、年輕人(他們隸屬父母)、奴隸和僕人(他們依賴主人)、以及工薪階層的人(他們依賴僱主)。此外,一些殖民地禁止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以及印第安人投票。除此之外,一個人需要擁有多少財産才可以投票的標準不僅因殖民地而異,也在各殖民地範圍內因城鄉而異。住在城裏的人擁有的不動産可能比他們住在鄉下的親戚少,但他們擁有多得多的個人財産。總的來説,歷史學家估計,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男性成年白人可投票的比例大約是五分之三,這個數字比在英國高,但仍然相當低。

然而,獨立戰爭對民主産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許多支援者的預料。如果嚴格按照"無代表,不納稅"這句在1765年印花稅暴動後廣為流行的口號來衡量,許多納稅人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他們或者沒有財産,但仍然付購物稅,或者財産達不到投票的最低要求。《馬利蘭時事報》(Maryland Gazette)的一位撰稿人在1776年言稱:"一切自由之最終目的是享有自由選舉權。"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十分之八的殖民地居民實際上都被剝奪了自由。

這個邏輯並非為進行反抗的殖民地居民所不知。雖然亞當斯等保守派人士希望保持有限的選舉權,但對英王獨裁的反抗導致了對投票財産要求的同樣反抗。"無代表,不納稅"在州議會或地方鄉鎮議會同在英王和英國議會那裏一樣適用。如果只是以一個不民主的政體取代另一個不民主的政體,人們將不會為獨立而戰。在獨立革命期間,馬薩諸塞西部的公民宣佈:"任何人不得受未經他本人或他的合法代表同意的法律的約束。"

因此,財産資格的概念,至少在有些地方,讓位給納稅資格。如果人們納稅,那麼他們就應該能夠投票,只有通過投票才能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和剝奪人們的自由。結果,選舉權在獨立革命後雖確實有了擴大,不過仍然遠不夠普及,財産資格──無論是以不動産、個人財産或最低納稅線的形式──繼續使選舉權被限制了50年。

但擁有財産給人更大的智慧嗎?對自由的熱愛,或對公共事務的良好判斷力,取決於人的財富嗎?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也許是在1776年起草《獨立宣言》和1787年起草《憲法》會議上的最徹底的民主派人物,對此絕不以為然。

本傑明富蘭克林談選舉權

今天一個人有頭公驢,價值50元,他有權投票;但驢在下次選舉前死亡。與此同時,他本人變得更有經驗,對政府原則的了解以及對人生的認識更廣博,因此更能勝任選舉當權者──然而驢死了,他不能投票。各位先生,請告訴我,選舉權屬於誰?屬於這個人,還是屬於這頭驢?

在此後半個世紀裏,隨著擴大選舉權的鬥爭在各個州出現,富蘭克林的話被人們反覆引用。(從建國起直到內戰,投票資格由各州控制。即使今天,雖然有數條憲法規定和聯邦投票權法,但管理選舉的主要責任仍屬於州政府。)財産要求逐漸在一個州又一個州被取消,到1850年不復存在。到了1855年,納稅要求也被廢棄,至此,阻礙男性成年白人投票的經濟障礙所剩無幾。

學者把這種發展歸於幾個原因。一個是,推翻了許多經濟特權的傑克遜時代的民主改革。再有,美國向西部的擴展導致形成了一些新的州,這些州財富不多,以平等的邊疆精神當道。另外,在有較長歷史的州裏,工業與城市的發展壯大了勞工階層。勞工人士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可觀的個人財産,但他們要求參與政治進程。甚至在地主豪紳仍然主宰一切的南方州,城市的中産和勞工階層的擴大,也導致了對投票不受財産限制的要求。維吉尼亞州裏士滿的公民在1829年州憲法會議上提出請願,他們指出,一旦維吉尼亞州需要像過去那樣抵禦外來軍隊,人們是不會被按有無土地而加以區分的。

裏士滿市非世襲地産所有者的請願書(Memorial of the Non-Freeholders of the City of Richmond, 1829)

[財産要求]在同一社會的成員中造成可憎的區分;通過法律掠奪了很大一部分受這些法律約束、以鮮血和財物發誓維護法律的公民所具有的權利,並將其給予一個特惠階層,而這並非是基於這一階層的社會服務,而是基於他們的私人財産,這是個至高無上的特權……

危機時刻,他們不對維吉尼亞男兒作令人反感的區分。花名冊不經審核,不參照土地登記簿,不考慮剔除那些在自由人行列以外的人。如果説,沒有土地的公民在和平年代被從投票站恥辱地驅開,那麼在戰爭年代他們被起碼是慷慨地召集到戰場。

也許擴大選舉權的最大動力來自於政黨的興起。這些政黨推出了倡導這樣或那樣政治主張的很多候選人競選公職。在19世紀上半葉,民主黨在安德魯‧傑克遜追隨者的帶領下,動員城市選民,並領導了擴大選舉權和廢除財産要求的鬥爭。他們的對手輝格黨,本希望保留選舉許可權制,但因為認識到這樣做必敗無疑,也就加入進來,以期分享功勞和那些如今可以投票的人的選票。

但是,如果説到了1850年代,大部分21歲以上的白人男子都已經有投票權的話,那麼,仍還有兩個人數眾多的群體被排斥在政治程式之外:非洲裔美國人和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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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納州制憲大會代表的發言(1850)

按照我們對普選權的一般理解,我不反對。……但如果決議發起人的意圖是把選舉權擴大給女性和黑人,我反對。"所有21歲以上的男性自由白人,"──我理解這是界定普選權的語言。

南方黑奴的法律地位完全是由法律界定的,他們沒有任何權利,更談不上選舉權。即使是有自由的非洲裔美國人,無論他們住在北方還是南方,也不能投票。至於婦女,儘管通過了一些允許她們擁有財産和參與訴訟的改革立法,也仍被法律視為從屬於丈夫或父親,因而不適合投票。

南方州的奴隸制是經過了一場內戰才被廢除,為了使從前的奴隸得到合法地位和平等待遇,國家通過了三個《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修正案》(The Thirteenth Amendment)廢棄奴隸制度;《第十四條修正案》第一次把公民身份作為國民標誌,並將它授予所有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第十五條修正案》禁止任何州以種族為由剝奪投票權。

遺憾的是,奴隸解放所帶來的希望很快消失,南方各州不僅相繼設置阻止黑人投票的法律或程式性障礙,而且還通過隔離法律把黑人永久地定在劣等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軍隊的黑人和白人士兵為抗擊法西斯共同作戰時,人們才明白,一方面為海外人民的權利而戰,而另一方面卻因膚色而拒絕讓美國人享有這些權利,這是不成道理的。

二戰期間,最高法院審理了一起向南方司空見慣的清一色白人預選制度挑戰的案子。在預選中,一個政黨的成員選拔該黨參加11月大選的候選人。從1880年代到1960年代,由於共和黨在南方的勢力非常弱,贏得南方多數州民主黨預選的人肯定在大選中獲勝。儘管預選如此重要──也許是選舉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但南方各州維持著這樣一種虛象,即政黨是私人組織,因此可以不讓黑人加入,不讓黑人參加預選投票。1944年,最高法院打破了這一假像,並開始了使美國黑人可以要求合法投票權的歷程。

大法官斯坦利裏德(Stanley Reed)關於"史密斯訴奧爾賴特案"的意見書(Smith v. Allwright, 1944)

當預選成為選擇州和聯邦政府官員的機制之一時──它們在這個案子中是這樣──應該把在大選中用來判斷歧視和限權情況的做法同樣用於預選……美國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它的根本法律是給予所有公民參與選擇政府官員的權利,這一權利不因種族而受任何州的限制。這個使人民有選擇機會的權利不得因一個州在選舉中採用某種允許私人組織實行種族歧視的選舉程式而失效。憲法權利如果可以像這樣被間接地剝奪,它就無甚價值可言。

爭取黑人平等的鬥爭遠未結束。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馬丁‧路德‧金和瑟古德‧馬歇爾等人領導的偉大的民權運動,通過法院和國會向種族歧視發起抨擊。這些努力的成果包括,在投票權方面,誕生了1964年的《第二十四條修正案》,廢除了人頭稅(人頭稅要求人們通過繳稅取得投票權,從而使許多窮人,特別是黑人,無法投票);1965年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投票權法》(Voting Rights Act)。內戰後的《重建修正案》(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100年來第一次將得以實施,這項法律不僅禁止排斥黑人投票的做法,而且給予聯邦政府在各級實施這一法律的權力。

《投票權法》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因為它成功地為美國黑人爭取到了選舉權,而且還因為它有效地將大部分投票權聯邦化。在聯邦制度下,政府的許多職能由州政府負責,而在其他國家這些職能是由國家政府承擔的。如上所述,投票曾經是,而且在大部分程度上仍然是,受制于州的法律。在1870年以前,關於投票的所有規定都是由州設立的;而在那一年,《第十五條修正案》從理論上禁止各州以種族原因剝奪人們的投票權。在後來的修正案中,選舉權擴大到婦女和18歲公民,人頭稅得以廢除。《投票權法》則更推進一步,在明顯存在種族歧視方式的州裏,聯邦登記處接管了登記和投票機制,以確保少數族裔投票不受阻撓。雖然有些州仍受著這項1965年法律的限制,但選舉機器的日常運轉已大部分恢復由州政府管理。不過,儘管如此,各州現在必須按照國家標準和程式行事。

* * * * *

《塞尼卡福爾斯會議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1848)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所有男女生而平等。……

人類歷史是男人一再傷害和侵犯婦女的歷史,直接目標是建立對婦女的絕對專制。

他從不許她行使不可剝奪的選舉權。

他迫使她服從法律,而她對制定法律毫無發言權。

由於剝奪了她作為公民的這項首要權利──選舉權,使她在立法廳堂內沒有代表,因此他是在從所有方面壓迫她。

對於婦女從什麼時候開始爭取投票權沒有清楚的記載,但有證據顯示,一些州的婦女在獨立戰爭後偶爾參加了投票。一般認為,真正推動婦女普選權的最初力量是1848年《塞尼卡福爾斯會議宣言》。這份宣言公開抄寫了《獨立宣言》的很多內容,並以男人欺壓女人的罪孽取代了喬治三世對美國殖民地的所作所為。但是,1850年代的改革運動只對一項重大努力起到扶助作用,這就是廢除奴隸制,婦女在這個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當國會僅僅讓以前的奴隸獲得投票權時,婦女們感到自己遭到背叛。鋻於當時州仍然掌握著對選舉的控制,婦女開始為爭取投票權到州立法機構遊説。1869年,懷俄明領地允許婦女投票,但截至1900年,僅有四個州給予婦女政治上的完全平等。在1897年到1917年間"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中,婦女運動加大了馬力,倡導投票權的人士要求修改《憲法》。

當美國把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公開保衛民主的行動時,政治智慧告訴人們,美國無法在把國民派到海外去為一種理想作戰犧牲的同時,卻使國內二分之一的人口被剝奪了這種理想。原來反對修改《憲法》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現在贊成修改《憲法》;國會于1919年6月批准了一項憲法修正案。通過憲法修正案所必需的36個州,在不到一年裏確認了這項修正案,從而使婦女得以在1920年的總統選舉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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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法律實現了對每個成年人的投票權利的保證後,20世紀中期的下一個偉大成就是確保每個人的選票都有分量──這不僅是指在具體的數字統計中,而且也關係到相對於州裏其他選票的比例。《憲法》明確規定,每個州有兩名參議員,眾議院的人數則由必須每十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所確定的各州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確定。但是,《憲法》沒有規定這些眾議員席位應在每個州內如何分佈。起草《合眾國憲法》時,詹姆斯‧麥迪遜曾暗示應該做到公平合理,以便使一個人的選票在州和聯邦選舉中都與其鄰人的選票具有大約相等的分量。

有些州定期重劃他們的(聯邦)國會選區和州議會選區,以保證選民結構大致平等,五分之三的州對州議會的一院或兩院作經常性的重新劃分。但是,儘管1950年代出現過重大的人口變遷,有12個州30多年沒有重劃選區,造成各張選票分量的嚴重不一。例如,在小州佛蒙特,人口最多的議會選區有33000人,人口最少的有238人,但每個選區都向州議會選派一名代表。在加利福尼亞州,州參議員的洛杉磯選區含人口600萬,而州裏人口較稀少的參議員選區只有14000人。這種畸形大大減輕了城區選票的分量,使鄉村老選區的每一張選票具有超高的價值。當然,控制州政府的鄉村選區的代表沒有願望重劃選區,因為那樣做意味著他們要損失自己的權力。

鋻於無法讓州議員自行改革,倡導改革的團體轉向法院。他們的依據是憲法條文對"共和政體"(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的保證(第四條第4款)。但最高法院最初拒絕介入,因為它的傳統一向是將重劃選區視為法院範疇以外的"政治"問題,避免介入。後來,在1962年3月,法院接下田納西州城區選民提出的一個訴訟。田納西州憲法規定每十年重劃一次選區,但自1901年起那裏從未重劃過選區。法院同意傾聽這種案子的做法本身便導致許多州的立法機構主動重劃選區;在其他地方,改革人士在州和聯邦法院提出了數十起訴訟,以便強行實行選區重劃。

但由於美國採用聯邦制,在總統大選中,至今各個州的選票分量不相等。按照美國的制度,每個州具有一定數目的選舉團選票。所謂選舉團,是在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中一個根據選民投票情況而投票選舉總統的機制。小小的羅得島州在選舉團裏有三票,即與它在國會中的一名眾議員和兩名參議員數目相同,按人頭比例計算,羅得島州的一票比加利福尼亞或紐約等大州的選票有大得多的分量。聯邦制內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問題:州可不可以讓州兩院議會中的一院成為地理單位的代表──比如縣──從而像聯邦參議院代表各州那樣代表各縣?州可不可以在劃分選區時把某些歷史性的分界作為考慮因素?最高法院將採用什麼標準?

其實,法院在一個叫"格雷訴桑德斯案"(Gray v. Sanders, 1963年)的案子中所採用的標準是如此明確,並且運用起來相對簡單──一人一票──以至它不僅提供了司法指南,也令世人耳目一新。看待這個問題的所有其他模式似乎都會帶來一方與另一方的對立──鄉村與城市、老居民與新居民,而"一人一票"富於民主色彩。誰能反對讓每個人的一票與其他人的票得到同等相待呢?支援這個模式意味著維護民主和《憲法》;反對它似乎意味著卑鄙和狹隘。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美國所有的州都以公平的方式重新劃分了各自州以及國會選區。

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關於"雷諾茲訴西姆斯案"的意見書(Reynolds v. Sims, 1964)

一個公民的投票權利遭受多少損害,他的公民資格就被降低多少。一張公民選票的分量不得因其住址而定。……一個公民,一個合格的選民,不應因他住在城市還是農村而變得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這是我們的《憲法》"平等保護條款"明確有力的要求。……

歷史本身,或經濟,或其他類型的群體利益,都不是背離以人口為基礎的代表權的理由。……是公民──不是歷史或經濟利益──投票。是人──不是土地或樹木或牧場──投票。只要我們的政府形式是代表性政府,只要我們的立法機構成員是由人民直接選舉和直接代表人民的政府工具,自由和不受干擾地選舉立法議員的權利就是我們政治制度的根基。

* * * * *

按説,在廢除了財産要求和人頭稅,使有色人種、婦女和18歲的人有了投票權以後,爭取投票權的鬥爭便勝利結束了。但正如我們常常觀察到的那樣,民主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進程,我們確定民主社會中個人權利的方式也隨時間而變化。美國公民在19世紀20年代與在21世紀初的投票方式有很大區別。而且,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支援民主的英雄要擴大投票權和反對民主的惡棍要限制投票權的問題。

在美國的整個歷史中,社會中的所謂優良之士一直對出現烏合之眾統治存有擔心;這個主題始終貫穿于開國一代人的論述中。今天,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那些要"凈化"選舉過程的人當中。例如,簡化投票登記的努力經常被斥之為會招致選舉過程的腐敗。放鬆文化程度標準和把投票權擴大到沒有英文讀説能力的人被有些人譽為民主的勝利,但受到另一些人的攻擊,認為這有可能使對競選問題知之甚少的人受到宣傳鼓動者的操縱。

但奇怪的現象是,儘管我們擴大了選舉權,但美國人在總統選舉和其他選舉中的投票率是工業國家中最低的之一。以2000年的總統大選為例,只有不到50%的有資格投票的選民投了票。學者對為什麼投票率自19世紀末的高峰以後出現這種下滑有不同的解釋──那時的合格選民投票率經常達到85%或更高。有些歷史學家把投票率下降歸結于政黨在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性降低。其他人認為,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導致人們對主要靠電視和報紙廣告進行的競選戰喪失了興趣。當不投票的人被問到為什麼他們不投票時,回答是多種多樣的。有些人認為自己的那一票起不了作用,也有些人認為競選議題與他們無關,還有些人乾脆不關心──從美國為爭取普選權而經歷的長期歷史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令人悲哀的。

至今也依然存在有關技術和程式的問題。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佛羅裏達州的選舉官員廢棄了5萬張選票,主要原因是選票打孔不當以致無法辨清選民的票是投給哪一位候選人。當時,由於採用陳舊的所謂選舉團制度,整個選舉結果就取決於那個州的不到幾百張選票。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立即通過法院向這種程式提出挑戰,最後實際上是由美國最高法院把佛羅裏達州──和選舉──判給了喬治‧W‧布希。

這一次──而且並不是第一次──選舉團使贏得少數選票的人成為總統。美國人很了解選舉團的結構。它不屬於美國民主中最有效合理的組成部分;它是不信任讓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的那種時代的殘余。但是,選舉團制度在今天對於保證較小的州在聯邦制內的地位仍然是有作用的,改革它的可能其實很小。

與2000年選舉有關的點票問題遮掩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議題。雙方都希望公正點票;他們希望使每一張闔法和標記得當的選票得到統計,但在決定這些問題的技術標準上存在分歧。儘管媒體叫喊佛州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歧視少數族裔,但事實上最後被捨棄的大多數選票都是來自老年白人中産階層選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清楚應當如何在選票上作選擇標記。沒有人──那時沒有,現在也沒有──將這説成是一個要將成千上萬張選票廢棄的計謀;直到點票真正開始時人們才意識到制度太欠完善,佛羅裏達州在隨後一屆立法會議上制定了改革措施,保證不再發生此類失誤。

這種贏得多數直接選票的候選人不獲勝的情形,在美國是少有的,而人們能夠順利接受喬治‧布希為勝利者標誌著他們對美國選舉程式正常運作能力的信任。沒有發生街頭騷亂,沒有設置路障。民主黨候選人,阿爾‧高爾(Al Gore)接受了最高法院就如何清點選票作出的決定。

但是,2000年總統選舉的票差接近程度提醒了很多人──個人的選票確實起作用。在六個州裏,只要票數有不到百分之一的變化,就會改變選舉結果。也許,美國人因此而不會再把這項作為"經被統治者同意"這個理念的核心的重要權利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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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讀物:

Marchette Gaylord ChuteThe First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Right to Vote in America, 1619-1850 (New York: Dutton, 1969).

Linda K. Kerber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Ladies: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Hill & Wang, 1998).

Alexander Keyssar, 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Donald W. Rogers, ed., Voting an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Democra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Charles L. ZeldenVoting Rights on Trial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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