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的婦女

全球婦女問題和《北京行動綱領》
2012.09.10

目錄

序言: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國務卿
概述:應對全球性挑戰必須有婦女的參與
採訪梅蘭妮•弗維爾(Melanne Verveer)大使

第1章
概述:婦女與貧困(吉塔‧拉奧‧古普塔)
人物:羅姍娜•扎法——公益創業者賦予婦女力量(沙加特‧穆尼爾)
項目:宏都拉斯婦女合作社——種植咖啡,脫貧自立(麗杜‧夏爾馬)

第2章
概述:婦女與教育(羅瑞‧阿什福德)
人物:麗塔•康塞桑——巴伊亞街(瑪格麗特‧威爾遜)
項目:幫助婦女掌握新技術(勒妮•何)

第3章
概述:婦女與健康(羅瑞‧阿什福德)
人物:薩勒瓦•埃爾納賈卜——巴勒斯坦公共衛生活動家(內拉‧卡利爾)
項目:“母親互助組織”為艾滋病毒檢測陽性的婦女們提供幫助(馬婭‧庫莉奇)

第4章
概述:針對婦女的暴力(羅賓‧哈爾)
人物:舒蘇•納梅加比——聲討性暴力的鬥士(索朗熱•盧西庫)
項目:性別平等和打擊家庭暴力(覃裏雯)

第5章
概述:婦女與武裝衝突(戴安•馬祖拉納)
人物:扎伊納布•薩勒比——幫助婦女從戰爭中康復(喬安娜‧克羅茲)
項目:賴比瑞亞——女性維和人員打破陳規(邦妮‧艾倫)

第6章
概述:婦女與經濟(蘇珊娜‧賈爾伯特)
人物:盧布娜•奧拉揚——沙特女企業家為社區建設做貢獻(斯科特•博爾托特)
項目:培養婦女領導者是一場永續的接力賽(喬安娜L.克羅茲)

第7章
概述:女性在權力機構和決策中的地位(羅瑞‧阿什福德)
人物:蜜雪兒•巴切萊特——醫生、軍事戰略家、國家元首(凱倫•卡拉布裏亞)
項目:世界女性領導人理事會(勞拉•裏斯伍德)

第8章
概述:提升女性地位的制度性機制(莫娜‧莉娜‧克魯克)
人物:卡婕琳娜•列夫琴科——在體制內發揮作用(雅夫文‧赫裏博維特斯基和奧克薩娜‧佛羅斯蒂娜)
項目:婦女核心會議推進烏拉圭民主(埃裏克‧格林)

第9章
概述:婦女的人權(羅賓‧哈爾)
人物:西娜•范恩——昔日性奴幫助其他女性逃脫黑暗(埃裏克•格林)
項目:為女性建設安全城市(瑪利亞•簡恩和蘇金聶•金)

第10章
概述:全球視角中的婦女與媒體(卡洛琳‧拜爾利)
人物:安•穆爾——充分發揮女性的價值(喬安娜‧克羅茲)
項目:女性版(德博拉‧梅西)

第11章
概述:婦女與環境(凱特‧歐倫)
人物:亞歷山德拉•科羅列娃——對環保事業滿懷熱忱(阿列克謝‧米洛瓦諾夫)
項目:赤腳太陽能工程師(阿努‧薩克斯納)

第12章
概述:女童權利(羅賓•哈爾)
人物:博格勒茨•加布——破除舊思想,樹立新觀念(茱莉亞‧羅森巴姆)
改變觀念:消除葉門的童婚現象(達莉亞‧厄亞尼)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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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討論的回覆

序言: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國務卿

2012.02.27
國務卿柯林頓和翁山蘇姬 (AP Images)

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在緬甸仰光會見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本文是《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的序言,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1995年9月,我和來自189個國家的代表們一起,在北京參加了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這次會議是我一生經歷的巨大榮譽和亮點之一。

1995年的那次歷史性聚會吸引了具有各種背景和信仰的人,會議表達了我們對婦女權利的支援,並將婦女問題列為全球議程的優先事項。我們共同為改善全世界婦女和女童的狀況制定了行動計劃。

自從北京會議以來,世界各地的婦女權益倡導者、社會活動人士和政府根據這項計劃向婦女提供發展和改善自身狀況的機會。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成果:更多的女童開始上學、更多的婦女擔任政府職務、有更多的法律保護弱勢群體。

不過,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全世界還有億萬婦女因為習俗、法律等原因無法享受應有的權利。她們被排除在社會的公共生活之外,遭受暴力或無法獲得受教育、就業或駕駛汽車的機會。

這在道義上是錯誤的,它違反了最基本的公平和正義原則。但是,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另一原因是——它使各國無法真正增加就業,刺激經濟增長,並向全體人民提供創建美好未來的機會。當有一半的人口不能改善其生存條件時,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前進。

但是,當婦女被賦予權力,能夠行使她們的人權並獲得平等機會時,就會發生令人驚奇的事情。由此産生的益處不僅僅惠及每一位婦女,而會擴展到整個社區和國家。比如,延長女孩子受教育的時間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出生率下降,嬰兒死亡率下降,艾滋病毒感染、家庭暴力和殘害女性的現象都會減少。同時,在因暴力衝突而分裂的國家,當婦女參與制訂解決方案時,就更有可能實現持久的和平。婦女作為維和人員發揮了重要作用,北愛爾蘭和賴比瑞亞就是很好的例子。簡言之,婦女在全世界撫養家庭,建設社區,並把整個社會維繫在一起。

在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我們認為,提高婦女和女童的社會地位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明智的。婦女和女童往往是社區中尚未開發的最大資源,這使對她們投資成為推動國際發展和我們的外交議程的有力而高效的方法。

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阻礙婦女進步的各種問題,並向婦女提供必要的工具。比如,手機可以通過移動銀行為婦女提供安全存款的方法,或幫助她們與外地市場建立聯繫,由此改變她們的生活。然而,很多婦女不能利用手機以及手機提供的好處,所以我們建立了行動通訊合作夥伴關係(mWomen partnership),以縮小使用移動技術方面的性別差距。另外,全球清潔爐灶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正在為婦女提供安全、高效、無污染的爐灶,並使之成為標準做法。清潔爐灶將改善婦女及其家人的健康、她們所呼吸的空氣的品質以及她們的經濟狀況。

在每一次出訪過程中,我都會遇見一些了不起的女性,她們經常克服巨大的障礙來推動社區的改變。巴基斯坦的娜希姆•巴吉(Nasim Baji)僅靠10美元的小額貸款開辦了一家珠寶生産企業,現在這家企業在當地社區雇用了30名婦女。柬埔寨的西娜•范恩(Sina Vann)逃離性奴役之後為被強迫關押、出售的數千名女孩(最小的年僅4歲)的自由而奮鬥。我在2010年參觀了西娜開辦的救援中心,那些小女孩的勇氣和堅韌使我深受感動。

這本書講述了娜希姆和西娜的故事,以及正在各自社區領導變革的其他女性領袖、創新者、企業家、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的故事。

《今日世界的婦女》反映了自1995年以來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每一章對應我們在北京制定的12點行動計劃中的一點。該書還探討了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麼,以便婦女運用她們的智慧、愛心和能量為每一個國家造福,為社會帶來全面的惠益。

我希望,這本書中的故事能鼓舞您在自己的社區中採取行動,幫助我們向目標邁進。這些可以是非常簡單的行動,比如與他人分享此書中以及您自己生活中的女性的事跡。您可以成為當地婦女組織的志願者,或者創建自己的項目。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幫助確保您周圍的女孩在成長過程中感到安全、受尊重和充滿力量。

在北京,我們夢想實現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機會的世界——一個婦女的意見受到承認和尊重的世界。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和激情去努力實現這個夢想。攜起手來,我們能夠創造這樣的未來——婦女的權利得到毫無疑問、毫不動搖、始終不渝的承認,並且被視作全面、平等的人權。

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2009121日就任美國第67任國務卿。到國務院工作之前,她作為維權者、律師、第一夫人和參議員活躍在公共服務領域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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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應對全球性挑戰必須有婦女的參與

2012.12.17
梅蘭妮•弗維爾 (美國國務院圖片)

美國國務院首任全球婦女事務無任所大使梅蘭妮•弗維爾

採訪梅蘭妮•弗維爾(Melanne Verveer)大使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2009年4月,梅蘭妮‧弗維爾Melanne Verveer受命擔任美國全球婦女問題無任所大使。該職務由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為增強女性在美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權能而設立。弗維爾在以下採訪中表達了她對婦女在政治、經濟及社會領域加強自身權利的熱切期盼。

作為首任全球婦女問題無任所大使您認為現在亟待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因何在

梅蘭妮弗維爾目前社會各界已經達成廣泛共識,如果女性不能全面參與,我們將很難解決環境、治理、經濟政策及安全等各個方面的全球性問題。我們必須將被邊緣化的“婦女問題”納入主流社會的議程,並認識到這些問題不但關係到婦女的作用,也關係到我們要創造什麼樣的世界。如果女性能夠參與、獲得成功併發揮影響,則每一個人——無論男女、亦無論男孩或女孩——都將從中受益。

為什麼婦女參與對全社會的福祉如此重要

梅蘭妮弗維爾大量數據表明,對婦女投資能夠減少貧困,甚至能夠減少腐敗。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此認真看待。另外,還有很多關於性別歧視後果的研究報告,例如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發佈的《性別差距報告》(Gender Gap Report)。它分別衡量男性和女性在經濟參與和機會、受教育程度、政治參與度以及健康和生存等方面取得的進展。一個國家的男性和女性在所有這些領域取得的成績越接近,其狀況越好;如果差距很大,則情況完全不同。一項又一項的研究都反覆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必須重視這些硬數據,這些數據告訴我們,投資于女性並在社會中為她們提供全面參與的機會是明智之舉。

1995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在北京召開。大會取得了哪些成果?對現在是否還有意義

梅蘭妮弗維爾189個參加大會的國家認真審視了婦女取得的進步,並特別通過了《行動綱領》(Platform for Action)。《行動綱領》涉及多個重要領域,包括女性接受教育、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以及經濟和政治參與;女性保護自己免遭暴力的能力;獲得合法權利;女童;女性在衝突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女性在和平和安全方面的作用等。這是美國及其他188個國家簽署的重要且宏大的藍圖,代表們承諾歸國後幫助婦女及女孩制定取得進展的規劃。這在當時意義重大,而且在今天仍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15年後,《行動綱領》依然是許多國家、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機構衡量婦女進步的藍本,但仍有不少挑戰。已通過了許多法律;這些法律並沒有全部得到落實,但情況仍大有改善。

哪些領域取得的進步最大哪些領域尚需努力

梅蘭妮•弗維爾與英德拉•努伊 (AP Images)

梅蘭妮•弗維爾與百事可樂公司(PepsiCo)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英德拉•努伊(Indra Nooyi)

梅蘭妮弗維爾女孩受教育狀況比《行動綱領》剛推出時已有明顯改善,但仍未達到理想狀況。雖然越來越多的女孩進入小學學習,但接受中學教育的人數要少得多。對女孩的投資決定著她們的未來——可能還有其家庭的未來——她們的經濟機會、健康以及子女的教育。雖然已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被選入議會,但比例仍然偏低。鋻於女性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一半,在決策中納入她們的經驗和才能具有重要作用。

經濟上,女性正在以更加重要的方式參與。例如,小額信貸産生了變革性影響——改善了最貧困人口的生活並提供了謀生之道,從而使人們得以維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已通過了制裁對女性施暴以及其他棘手問題的法律,並改進了家庭法。現在必須更好地實施和執行這些法律。進步是顯著的。政府、民間團體以及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開闢道路的人們應該對此感到自豪,但我們還必須為實現這一目標而不懈努力。

:近年來新出現的最重要的全球婦女問題有哪些

梅蘭妮弗維爾我們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必須更富於創造性。難題之一是創造出能夠更好地推動經濟進步的新工具。雖然小額貸款是一個很好的融資手段,但我們需要擴大金融行業的包容性,提供儲蓄服務,確保貧困人口能夠針對各類災難未雨綢繆。金融工具能夠帶來創造性的解決方案,科學技術也一樣。我個人認為,行動通訊技術有可能像小額貸款一樣産生變革性影響。手機在貧困人口中越來越普遍,改善醫療服務的手機應用程式也正在開發之中。手機已被廣泛用於銀行業務、傳授知識、保護女性免遭暴力及創造經濟機會等方面。

《北京行動綱領》中一直有一項環境內容,但未就氣候變化本身做任何説明。對這一點我們自1995年以來開始有了更多了解。我們再次看到婦女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的作用,尤其在受氣候變化影響最為嚴重和最容易遭受乾旱或洪災等自然災害的地區。我們必須鼓勵婦女在應對和減緩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作用。一個重要的例子是爐灶。千百萬貧困人口用來做飯的舊式爐灶所排放的黑碳對健康造成危害。為此,全球清潔爐灶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正在開闢低排放爐灶的市場,以幫助降低黑碳對健康和環境的影響。這是一個與增強婦女權能有關的經濟問題,因為爐灶銷售及維修屬新興綠色産業,尤其對女性而言。做飯不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但低排放爐灶可以解決其中一個方面的問題。

問:要確保在全球範圍內增強婦女權能和提高婦女地位男人必須承擔什麼樣的角色

梅蘭妮弗維爾男人可發揮核心、關鍵、重要的作用。婦女的進步從來都不是僅僅來自其自身的努力。沒有男人的參與,我們就不可能解決婦女面臨的一些最大的挑戰——全球各地的男女不平等以及針對女性的暴力等。怎樣培養男孩、他們心目中的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以及如何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看法都是在下一代身上培養良好習慣的機會。我們都知道宗教領袖——他們多為男性——可以發揮關鍵作用。我們需要政治意願,需要政府、多邊機構及企業最高層的開明男性領導人全面參與增強女性權能的工作。

美國在婦女問題上並非完美無缺。我國國會女議員的比例低於一些其他國家的比例,而且尚未批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家庭暴力和人口販賣問題在美國依然存在。美國能夠在增強婦女權能方面領導世界嗎?

梅蘭妮弗維爾與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不過我認為,我們已經解決或者正在著力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努力在國際上一定會産生影響。我們制定了打擊對女性施暴的法律——最初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雖然我們的反人口販運法案直到2000年才通過,但是我們作出了不懈努力,現在它已成為全世界的範本。它可以幫助其他國家了解我們應對這一挑戰的途徑——我們如何建立聯盟,以及我們為何把防範、懲處和保護作為對女性施暴法和人口販運法(《2000年人口販運和暴力受害者保護法》(Victims of Trafficking and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of 2000)的重點。

我經常説起1848年前往紐約州塞尼卡福爾斯(Seneca Falls)參加首次平權大會(Equal Rights Convention)的那些女性。我並經常想到一個年輕女孩的日記,她在日記中回顧了她的旅程,即乘上驛站的馬車,離開家鄉上路。她這樣做是因為當時在美國女性不能投票。她不能保留她的微薄收入——如果她有微薄收入的話。她得不到正式教育;她不得離婚,即使她身陷糟糕的婚姻。她知道生活必須更好,於是踏上參加平權大會的旅程,並不知道——如她自己所説——這條道路上是否有其他人。現在,我們知道我國已經取得了什麼樣的進步。我們仍繼續走在這條路上。全球各地的女性都走在這條路上,我們需要互相幫助。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善良的男性加入我們的隊伍,就像當年他們前去參加平權大會一樣。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可能走在不同的路段。自1848年那位年輕女孩決定啟程前往塞尼卡福爾斯以來,美國已經走過了一段很長的道路,但仍然任重而道遠。世界各地身陷困境的女性必須開闢進步之路,我們雖不是完美無缺,但我們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已經在許多方面獲得成功,並能夠幫助其他人應對類似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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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婦女與貧困

2012.12.17
婦女和嬰兒 (AP Images)

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貧民區的一名婦女逗她的嬰兒玩。

作者:吉塔‧拉奧‧古普塔(Geeta Rao Gupta)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婦女在貧困人口中佔了多數,她們往往處於貧困人口的最底層。她們的不利社會處境與不平等地位使其貧困狀況與男性不同,也使她們更容易受害,為擺脫貧困增加了難度。換言之,貧困是一種性別體驗——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性別角度分析社會規範與價值觀、資産分配、工作與責任、以及貧困家庭中男女之間的權力與控制關係。

在大多數社會裏,性別規範決定了女主內,男主外: 女性作為母親和家庭主婦,其作用主要被局限于家庭內部,而男性則負責家庭之外的生産活動。這些規範影響了決定男女獲取教育、就業、土地與信貸等生産資源的政策與法律。世界各地的大量證據表明,在獲取這些寶貴的生産資源方面,女孩和成年女性與男孩和成年男子相比處於較不利的地位。還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貧困家庭與社區中,女性的責任及其面臨的挑戰與男性是不同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男女角色的差異極大地影響了婦女貧困的原因、經歷及後果。因此,減少貧困的政策與項目必須考慮到性別不平等和性別差異的因素,以有效地滿足男女貧困人口的需求,解除他們所受的約束。

婦女的貧困體驗

貧困家庭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從事無報酬的家務勞動,在照顧家人衣食住行方面承擔了遠超過男性的勞動與責任。例如,在貧困的農村家庭裏,女性的勞動項目主要是打柴、取水、收集草料、飼養牲口以及種植供自家食用的糧食和蔬菜。女性所從事的單調乏味且耗力費時的工作造成了她們的“時間貧困”,極大地限制了貧困婦女對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的選擇。

面對艱難的時間分配的選擇,貧困家庭的婦女往往犧牲自己的健康和營養,或其女兒們受教育的機會,而讓她們照看弟妹或分擔其他家務勞動。這僅僅是貧困家庭資源配置中性別歧視模式的一個方面。證據表明,在營養、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性別差異在較貧苦的家庭裏更為顯著。這種不願對女孩子進行投資的做法加固了貧困與不利條件代代相傳的惡性迴圈,為消除貧困造成了巨大障礙。

為什麼要重點關注貧困婦女?

在棚屋外做飯的兩名婦女 (AP Images)

尼日加達貝吉(Gadabeji)的婦女設法應對乾旱造成的糧食危機。在世界範圍內,婦女因糧食價格上漲而陷入進一步貧困。

在減貧努力中著重關注婦女而不是男性是有道理的,因為女性所從事的有報酬和無報酬的勞動對貧困家庭的生存至關重要。

婦女是經濟行為者:她們為家人生産和烹飪食品;她們是兒童、老人和病人的主要看護人;她們的收入和勞動主要被用於兒童的教育、健康和福祉。事實上,在1980年代進行的多項研究發現,有無可爭辯的證據表明,母親們一般都將其收入用於食品和孩子的醫療保健,這與男性有顯著的不同,他們將其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於滿足個人的需求。例如,在巴西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巴西城市地區,當家庭開支由婦女掌控時,其對兒童成活率的正面影響要比男人掌控開支時高出近20倍。(Quisumbing et al,1995年)

然而,婦女在發揮最大生産潛力方面面臨重大制約。她們往往得不到同等份額的生産資料或進入市場的渠道。她們只擁有世界土地的15%。他們比男人工作的時間要長,而工資要低。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和季節性工作中的婦女人數超出她們所佔的人口比例,其工作往往朝不保夕,且得不到勞工標準的保護。

儘管如此,建立在一般家庭由掙錢養家的男人及依賴其生活的婦女與兒童組成這種觀念基礎上的政策和項目往往把男人作為生産性資源與服務的主要受益者。這種做法擴大了基於性別的生産能力差異,對婦女的經濟地位産生了負面影響,難以發揮減貧作用。通過有意識地將婦女當作經濟行為者而進行投資,消除性別偏見與不平等,同時確保婦女獲得和控制生産資源的權利是其作為公民應得的權益,則是一項高效的減貧策略。

減少婦女貧困的途徑

多年來,減少婦女貧困的努力持續不斷。通過投資提高農業生産率、改善牲畜管理方法和提供謀生機會是幫助農村貧困婦女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另一種使全世界千百萬婦女受益的有效干預方式是向無法得到正規銀行系統服務的貧困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和其他金融服務。小額信貸項目成功地提高了貧困家庭的收入,使這些家庭免於陷入赤貧狀態。

還有一種改善貧困婦女經濟地位的策略是增加婦女擁有和控制土地的機會。擁有或控制土地的婦女能利用土地來生産糧食或賺取收入,或把土地用作抵押品申請貸款。

這些策略很有潛力,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兌現性別平等承諾的可能性,這一承諾最近通過“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第三項目標得以體現。現在需要做的是將這一承諾付諸行動。

吉塔‧拉奧‧古普塔是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全球發展項目(Global Development Program)的高級研究員,也是一位國際公認的性別與發展問題專家,其研究領域包括婦女保健、增強婦女經濟能力、減貧和性別平等等。到蓋茨基金會任職前,拉奧‧古普塔曾擔任國際婦女問題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ICRW)總裁。她還擔任下列組織的委員或理事:“艾滋病2031年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of aids2031)、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的一個國際項目、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對外志願援助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for Voluntary Foreign Aid)、莫裏亞基金會(Moriah Fund)、耐克基金會(Nike Foundation)、邁克艾滋病基金會(MAC AIDS Fund)、農村發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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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羅姍娜•扎法——公益創業者賦予婦女力量

2012.12.17
羅姍娜•扎法照片(羅姍娜•扎法提供)

小額信貸創業者羅姍娜•扎法創辦了巴基斯坦第一家小額信貸銀行——卡實夫基金會。

作者:沙加特‧穆尼爾(Shafqat Munir)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一位年輕的巴基斯坦女子成為公益創業者,創辦卡實夫基金會,通過小額信貸幫助窮困的巴基斯坦婦女改善她們的生活。

巴基斯坦創業者羅姍娜‧扎法(Roshaneh Zafar)説:“通過在草根階層推廣新的理財概念,幫助貧困家庭實現轉變,改變想法,養育兒女,你能得到一種滿足感。這種轉變能夠使他們過上好日子。”

根據卡實夫基金會網站(www.kashf.org)發佈的資訊,1996年,扎法在巴基斯坦創辦了第一家小額信貸銀行——卡實夫基金會(Kashf Foundation),開始發放小額貸款。迄今為止,該銀行總共發放了2.02億美元的小額貸款,已經改變了巴基斯坦26個區100多萬人的生活。扎法成功地經營了一家全特許銀行——卡實夫小額信貸銀行(Kashf Microfinance Bank),在旁遮普(Punjab)、開伯爾普赫圖赫瓦(Khyber Pakhtunkhwa)和信德(Sindh)三個省設有31家分行。據小額信貸數據與分析機構MIX Market(www.MIXMarket.org)報告,2009年卡實夫小額信貸銀行有14,192位借款人,貸款總額500萬美元;有42,073位存款人,存款總額380萬美元。每個借款人的平均餘額為350美元。和扎法創辦的基金會一樣,這家草根銀行也被稱作“卡實夫”——這個詞在烏爾都語中的含義是“奇跡”或“啟示”——以激勵人們發奮圖強。

扎法曾就讀于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掌握了必要的金融知識和技能。她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和世界銀行的婦女與社區發展專家,充滿女權活動家的熱情。她早期曾在伊斯蘭堡與人共同創辦一個婦女危機救助中心,稱為“貝達利”(Bedari)。羅姍娜‧扎法是著名法學家和憲法專家扎法(S.M. Zafar)的女兒,15年前從她父親的律師事務所隔壁的一間辦公室起家,從此把公益創業作為自己一生的使命。

她説:“我對建立一個機構感到自豪。我熱切期盼改善人們的家庭生活、讓他們脫離貧困。”她認為,經濟狀況的改善能夠催生有利於女性發展的政策,如果不給予婦女經濟機會,社會發展和擴大婦女權益基本上不可能實現。

她表示,男性和女性必須一起努力增加家庭收入,為社區和國家發展做出貢獻:只有到那時,巴基斯坦社會才能真正尊重婦女。

扎法和尤努斯(羅姍娜•扎法提供)

扎法和她的導師——諾貝爾獎獲得者、鄉村銀行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出席小額信貸大會。

扎法説:“通過家庭賦予婦女更多權利,能夠保證窮人改善生活和生計。為婦女牽頭的家庭提供小額信貸,是確保婦女發展的可持續途徑。”

面對巴基斯坦偏遠地區農村婦女貧困和資源受限的現實,扎法決心幫助她們,並於1995年辭去世界銀行的工作,轉而從事公益創業:“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我認識到,除非我們動員婦女並且在水、衛生和其他基礎設施項目中賦予她們所有權,否則我們就不能確保這些項目的成功實施,因為在農村和城市週邊地區,婦女是為家庭取水的人。”

有一次,扎法聽到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喀拉特(Kalat)一名70歲的婦女説,村民明白清潔飲水有利於家人的健康,但他們沒有錢來買水。該事件成為她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捩點。扎法決定幫助他們獲得那筆錢,創造更好的生活。她拜會了諾貝爾獎得主、小額信貸先驅兼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表達了她想啟動一個小額信貸計劃幫助巴基斯坦窮人獲得持久經濟穩定的願望。與尤努斯的會見促使她訪問孟加拉,學習鄉村銀行的經驗。扎法花了兩年時間向尤努斯學習方法,並考察尼泊爾和印度的其他成功項目。在巴基斯坦,她還受益於已故的奧馬爾‧阿斯迦爾‧漢(Omar Asghar Khan)創辦的阿伯塔巴德松吉發展基金會(Sungi Development Foundation)和俾路支斯坦鄉村支援計劃(Balochistan Rural Support Programme)的經驗。已故的巴基斯坦社區發展先驅阿赫特爾‧哈米德‧汗(Akhter Hameed Khan)和阿卡‧汗鄉村支援計劃(Aga Khan Rural Support Programme)創始人之一沙阿布‧蘇爾坦‧汗(Shoaib Sultan Khan),也讓她受到啟發。

扎法回憶説:“獲得各种經驗後,我設立了卡實夫基金會,從本地社區雇用了1800多名年輕職員,因為我相信,幫助年輕人謀生很重要,他們是巴基斯坦失業人口的主體。早在1997年,她的成功就已獲得認可,支援新式公益創業的美國阿育王基金會(Ashoka Foundation)向她頒發了獎助金。

卡實夫主要在巴基斯坦郊區運營:70%的工作在城市週邊,30%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小額信貸流向小商販:修鞋店、小珠寶店、茶攤或者餐館。家庭把貸款用於他們自行選擇並且擁有技能的行當。

扎法的客戶通過多種途徑取得成功。扎法自豪地講述了42歲的納西姆‧巴伊(Nasim Baji)的故事。納西姆‧巴伊借助卡實夫提供的小額信貸經營一家服飾珠寶公司。她在12年前借款1000盧比(10美元)開辦自己的首飾珠寶公司,此前她在一家珠寶行做工人,每天串珠子掙工資。後來她拓寬了業務範圍,現在擁有兩台用於製造金屬首飾的成型機。她雇用了30名女工,丈夫也為她工作。她的珠寶銷往多個城市。納西姆‧巴伊的成功激勵了其他婦女通過創辦小企業增加收入。

扎法説:“小額信貸不只是給個人提供貸款,還意味著改變社會的觀念,增強人們謀生和體面生活的能力。多個家庭可以合作,利用小額信貸開拓業務,産生可持續的回報。”她解釋説,卡實夫已經從只與婦女合作擴大到與家庭合作。為了獲得更多資本,扎法創辦了卡實夫小額信貸銀行。扎法説,1996年開始時卡實夫有15個客戶,共借出1500美元,迄今已經向100多萬個家庭提供了2.25億美元貸款。在同類機構中,卡實夫是最早以最低保費向客戶提供保險的,旨在幫助家庭在家長死亡時償付債務。

除管理卡實夫外,扎法還是巴基斯坦小額信貸網路(Pakistan Microfinance Network)的創始會員,也是聯合國包容性金融服務顧問團(U.N. Advisory Group on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的成員。2007年,她被斯克爾基金會(Skoll Foundation)評為公益創業家,並曾獲得多項國際知名的獎勵,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的最高公民榮譽塔姆哈-伊-依姆蒂亞茲(Tamgha-e-Imtiaz)獎。卡實夫基金會在《福布斯》(Forbes )雜誌2007年小額信貸機構50強中排名第34位,並在2009年榮獲美國國務院頒發的“同一女性行動獎”(OneWoman Initiative Award)。羅姍娜‧扎法是2010年4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總統創業峰會(U.S. Presidential Summit on Entrepreneurship)的代表,也是“生命之聲”2010年度全球經濟賦權領導力獎(Vital Voices 2010 Global Leadership Award for Economic Empowerment)的獲得者。

沙加特‧穆尼爾係巴基斯坦記者、研究員兼公關專家。他是巴基斯坦知名發展與調查新聞機構“資訊交流新聞專題網”(INFNwww.infochangepakistan.net的創始人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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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宏都拉斯婦女合作社——種植咖啡,脫貧自立

2012.12.17
杜爾塞•瑪琳•孔特雷拉斯坐在一堆咖啡豆上。 (Gilvan Barreto/Oxfam)

婦女合作社(COMUCAP)創辦人杜爾塞•瑪琳•孔特雷拉斯(Dulce Marlen Contreras)在該合作社的咖啡儲藏室裏。咖啡與蘆薈是該合作社的主要産品。

作者:麗杜‧夏爾馬(Ritu Sharma)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宏都拉斯婦女杜爾塞瑪琳孔特雷拉斯(Dulce Marlen Contreras)知道,貧窮是家庭暴力及困擾本社區婦女的各種其他問題的根源,因此,她建立了一個幫助婦女了解自己權利的組織。這個組織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使其成員獲得穩定經濟地位的農業合作社。

杜爾塞‧瑪琳‧孔特雷拉斯于1993年創立了拉巴斯農村婦女合作社(La Coordinadora de Mujeres Campesinas de La Paz),簡稱婦女合作社(COMUCAP),其宗旨是在宏都拉斯提高對婦女權利的認識。瑪琳是宏都拉斯拉巴斯地區一個農民的女兒,她無法忍受社區婦女普遍遭受酗酒和家庭暴力的現象,於是她與七個朋友一道開始創辦婦女合作社,以幫助當地婦女認識自己的權利,學習如何捍衛自己,並最終在經濟上獲得獨立。舉辦講習班和設立婦女收容所對這項任務至關重要,但瑪琳很快就意識到,要長期減少暴力,婦女合作社必須對症下藥,消除問題的根源—— 貧窮。

在對貧困與社會弊病之間的關係有所了解以後,婦女合作社改變了做法。除了舉辦提高認識的講習班之外,該組織開始培訓婦女種植和銷售有機咖啡和蘆薈作物。傳統上,拉巴斯地區的婦女照管孩子,依賴男人提供經濟上的支援。種植咖啡與蘆薈、銷售農作物和開發可銷售産品不僅使婦女為自己的家庭賺取額外的收入,還為她們帶來了經濟上的獨立與穩定。

一位懷抱嬰兒的婦女在農貿市場賣菜。 (Lacey Kohlmoos)

婦女合作社社員在當地市場出售她們的農作物及其他産品。她們的有機農産品正在進入國際市場。

起初,她們在社區遭遇阻力。賦予婦女權能被看成是對家庭和傳統價值觀的一種威脅。但隨著婦女合作社的各個項目的發展,瑪琳和她的朋友們開始看到家庭關係發生變化:婦女賺錢越多,她們在家庭中享有的權利就越大。社區開始把婦女合作社的婦女視為作出經濟貢獻者,越來越多的婦女開始參與家庭決策。一方面,婦女有能力更有效地抵制家庭暴力;另一方面,家庭結構內的經濟穩定與平等大大地減少了家庭暴力,提高了家庭的生活品質。參加合作社的婦女都把孩子送進了學校。

今天,婦女合作社通過一系列擴大的項目向宏都拉斯農村地區至少225名婦女提供就業與收入。多數項目集中在農業生産方面:栽培橙子用來釀酒、種植蘆薈製造多種産品、生産有機咖啡和有機肥料等。婦女合作社項目提供有機種植方面的技術諮詢並支援農業貸款計劃。婦女合作社的附屬組織還舉辦掃盲政治宣傳活動以及有關資金申請企劃書和籌款方法的講習班。對於那些想要創辦自己企業的婦女,婦女合作社現在提供培訓並給予支援。有些婦女利用從婦女合作社獲得的貸款購買了她們自己的土地。

農業合作項目幫助婦女組成5名到25名成員的大小不等的組織。她們租用或擁有自己的小片土地,集體種植咖啡和蘆薈。蘆薈被用來生産“瓦拉”有機蘆薈(Wala Organic Aloe)産品,如洗髮劑、果汁和甜點等。在婦女合作社的經營模式中,成員種植作物,從事加工和準備,製造推銷至當地、本地區、本國和國際市場的産品。然後,她們把獲得的利潤在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她們有意識地種植有機作物和製造有機産品,這使得産品更容易進入國際市場,並減少對環境的危害。 婦女合作社的咖啡經過美國農業部有機和公平貿易認證。截至2009年11月,婦女合作社每年向歐洲出口10,000磅以上的公平貿易咖啡,每年雇用100多名婦女。

胡安娜‧蘇亞索(Juana Suazo)是一位55歲、有6個孩子的母親,也是婦女合作社為什麼取得成效的最好例證。與虐待她的丈夫分居後,胡安娜突然面臨獨自撫養孩子的問題。起初,她苦苦掙扎,靠打幾份工勉強維持生活。後來婦女合作社為她提供各種幫助,使她為全家創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胡安娜在該組織的幫助下,開始自己釀製葡萄酒,最終她賺了足夠的錢買下一座房子和5英畝土地,在這片土地上種植咖啡和蔬菜。如今,她為兩個女兒支付上大學的學費,並資助兩個在美國生活的兒子。除了幫助她擺脫家庭虐待和獲得經濟上的穩定以便使孩子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婦女合作社還鼓勵胡安娜通過學習法律來回饋社區。她現在致力於把業餘時間用於捍衛其他受壓迫婦女的權利。

更多的經濟機會和更強的謀生能力使婦女得以擺脫暴力和虐待,有足夠的精力照顧家庭和教育子女,並且為社區做出貢獻。經濟獨立也提高了婦女在家庭內外的地位。婦女合作社及類似社區組織幫助婦女增強能力,戰勝貧困,重新獲得安寧的、有尊嚴的生活—— 而所有這些變化來自一粒粒的咖啡豆。

麗杜‧夏爾馬(Ritu Sharma)是“全球婦女繁榮組織”(Women Thrive Worldwide)的聯合創始人兼會長。該組織是美國的一個重要非營利組織,倡導通過政策扶助為貧困婦女提供經濟和能力發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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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婦女與教育

2012.12.18
女學生在課堂上用手提電腦做作業 (世界銀行)

孟加拉國的一名婦女在一所農村成人教育學校學習。學校的老師是本村人,在附近的師範學院接受過培訓。

作者:羅瑞‧阿什福德(Lori S. Ashford)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在過去數十年裏,人人享有受教育權一直是一項國際目標,但自從1990年代以來,婦女教育與自主權力成了眾所關注的焦點。1994年在開羅舉行的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和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以及其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相繼召開,使這些議題成為國際發展援助工作的重點。

世界領導人在2000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U.N. Millennium Summit)上達成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要求普及初等教育,並在中、高等教育中消除男女差距。這些在高層領導人之間達成的協議在世界各地催生了一系列提高女童入學率的行動計劃。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必須克服的障礙,自1990年以來發生的變化可謂成績斐然。

在許多傳統習俗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由於女孩(她們在結婚後便離開自己的家)的教育得不到重視,並且女童和婦女地位普遍低下,因此她們無法實現自己的全部潛能。家庭的擔心可能還包括學費負擔、女孩由男性教師授課以及女孩離開家庭造成的不安全因素等。但是,由於女童受教育的好處日益顯見,因此政府和社區已經開始打破這些障礙。

教育女童為何重要

與大多數類別的投資相比,對女童教育的投資能夠帶來更大的回報。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家庭調查無一例外地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子女較少,更健康,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的關係顯而易見:受過教育的婦女更有可能關心自己的健康,少生孩子,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她們的孩子因此更有可能生存下來,健康地步入成年。

世界銀行和其他組織所做的調查顯示,提高女童教育水準能夠使婦女的工資增加,與只讓男孩受教育相比,能夠推動經濟更快增長。另外,婦女如果掙錢更多,她們更可能把錢用於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增加家庭的財富,使全家過上更好的日子。這些調查表明,婦女受教育的其他益處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降低,家庭暴力、女性生殖器切割和焚燒新娘等傷害女性的做法減少。

一名女工程師帶著兩個女學生做實驗 (AP Images)

許多大型企業支援女孩受教育,圖為摩托羅拉舉辦“女孩學工程”活動,工程師黛波•馬提奧(Deb Matteo)在為兩個女孩演示光色試驗。

自北京召開世界婦女大會以來女童和婦女的狀況

世界各地在女童教育方面取得的進步是國際發展工作的一大成功。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發佈的數據,2008年,女童相對於男孩的小學入學比例為96%,高於1995年的84%。2008年,上中學的女童比例與小學入學率接近,為95%。 到2005年,有近三分之二的國家消除了男女兒童在入學率上的差距。從全球看來,在大學教育方面,女孩仍落後於男孩,但這一差距正在隨時間的推移而縮小。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發佈的數據還顯示,在阿富汗、查德、中非共和國和馬利等總體入學率低的最貧困國家,女童入學率更低。在索馬利亞,入學女童只佔男孩的一半;2008年,女童入學率為23%,而男童為4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西亞及南亞大部分地區,女童入學率和識字率都大大低於男孩,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在另一端,在入學率高的國家,女童的表現往往比男孩好。在拉美、歐洲、東亞和美國的許多地方,中、高等教育中女孩的入學率超過了男孩,表明一旦克服了教育障礙,女童和婦女的潛力就會得到充分發揮。

儘管如此,由於較年長婦女上學的可能性低於年輕婦女,因此婦女仍佔世界成年文盲的三分之二。如果她們貧窮,生活在農村地區,她們是文盲的可能性就更大。雖然有掃盲和成人教育項目,但各國對此並無系統性統計。此外,女童和婦女在技術和職業教育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因為長期以來男性主導了科技領域。

我們從成功的努力中有何借鑒?

婦女教育取得的許多成果可歸功於特殊的干預手段,如免學費、提供獎學金、為女童開辦社區學校以及培訓女教師等。這類有針對性的措施産生的結果是:在孟加拉國、葉門、摩洛哥、烏干達和巴西等如此不同的國家,女孩入學率升高。政治承諾是提高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的關鍵。墨西哥首創了一項重大的社會福利計劃,即付錢給家庭,使之讓孩子——特別是女孩——繼續上學。美國的一些貧困地區和其他一些國家也開始採用這種做法。

由於性別差距在中、高等教育中較為突出,因此僅僅讓女孩登記上學是不夠的;必須讓她們完成學業。政府、教育工作者和社區都必須參與解決導致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問題,包括性別偏見、低劣的教育品質、早婚早育等,因為這些問題往往是導致女生輟學的原因。另外,必須糾正教育科目與當今勞動力市場所需的技能之間的失衡。這些措施可確保女孩從教育中獲得最大益處。致力於實現男女平等的國家將不只看到更好的成績單,而且會更加健康和富有。

羅瑞‧阿什福德是自由職業者,提供教育諮詢服務,20年來撰寫了大量有關全球人口、健康和婦女問題的文章。她在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就職時編制了被廣為採用的《當今世界的婦女》資料集和一份《人口公報》,題為“新人口政策:促進婦女的健康與權利”(Population Bulletin New Population Policies: Advancing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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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麗塔•康塞桑——巴伊亞街

2012.12.18
麗塔•康塞桑 (巴伊亞街)

麗塔•康塞桑創立巴伊亞街,為巴西貧民區的女孩和年輕婦女提供優質教育。

作者:瑪格麗特‧威爾遜(Margaret Willson)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麗塔康塞桑(Rita Conceição)在巴西的貧苦環境長大,看到教育是擺脫貧窮的出路。她憑著勇氣和毅力讀完大學,並且為了幫助其他女性同胞而創立了巴伊亞街Bahia Street

麗塔‧康塞桑出生於巴西薩爾瓦多市(Salvador)一個龐大的貧民區,很小就體驗到暴力、貧窮和死亡。她也知道她想要不同的東西。

“我媽媽有很多孩子,生活非常艱辛。她在年輕時就過世了,所以我把自己的弟弟妹妹帶大。我知道我不想過那樣的生活。”

麗塔抱著巨大的決心,每天花一個多小時乘公交車到學校,學習讀書和寫字。她喜歡藝術,開始學習攝影。她在少女時代就拍攝了民眾勇敢反抗當時當權的巴西軍事獨裁政權的照片。

她説:“我當時還沒有從黑人或女性的角度思考問題,因為人們從不談論種族歧視。”但是她看到周圍像她一樣的女性都是靠當女傭獲取奴隸般的低工資,這是她們除了賣淫之外唯一能夠從事的工作。

麗塔決定要上大學,這對於來自貧民區的人幾乎是個不可能的夢想。她在從事全職工作之餘,先後三次參加了艱難的大學入學考試,結果都不幸落榜。但是她拒絕放棄,終於在第四次考試後通過,進入本州最好的大學——巴伊亞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Bahia)。

我1991年與麗塔初次相識時,她已經獲得社會學專業的本科學位。麗塔和我在那裏認識的任何其他人不同,在有機會脫離自己出生的貧民區時,她卻決定留在那裏,反抗她有深刻體會的不平等。所以1996年她邀請我與她一道為社區民眾爭取平等時,我承諾竭盡全力幫助她。非營利組織“巴伊亞街”由此誕生。

康塞桑和巴伊亞街學校的學生在一起。 (巴伊亞街)

康塞桑和巴伊亞街學校的學生在一起。

基於社區居民表達的迫切需求,她作出了回應,為改變他們的生活開闢了一條道路。麗塔發起了一個優質教育項目,幫助女孩子上大學,以改變她們的未來。麗塔利用了自己的奮鬥經驗和促使她從貧民區跨進大學的動力。她將種族和性別意識融入“巴伊亞街”的課程中。她看到女孩們因為處於半饑餓狀態而無法學習,於是啟動了一項午餐項目,自己烹飪和購買食物,直到她找到人幫助為止。她了解到這些貧民區的大部分女孩在14歲就懷孕了,所以她開始向女孩們傳授有關生育和性暴力的知識,並鼓勵她們增強自信。

她説:“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家裏女孩地位不如男孩。這種性別歧視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存在,但是我對女孩們説,她們的根源只是她們面臨的現實。我向她們傳達道德觀念,講述女性同胞自尊和團結的重要性。她們在我身上看到它所帶來的變化——你對自己的生活所作的選擇——以及這種選擇需要的力量。如果婦女想要平等,那麼這些素質和知識都是至關重要的。”

“巴伊亞街”多年以來一直靠租賃或借用小型房屋作為教室,如今終於有能力購買一幢教學樓。唯一的問題是那座大樓搖搖欲墜。這對麗塔根本不是問題。她雇傭了當地人工,並且全程監督重建工程。為了節省開支,這些雇工在手推車內攪拌水泥,人工倒水泥。麗塔在城裏四處奔波,尋找特價材料;她還與供應商協商,請他們捐贈材料,然後坐公交車運回這些材料,因為她沒有汽車。在第一層完工後,麗塔、她的員工和學生們搬了進來。

五層的“巴伊亞街中心”(Bahia Street Center)現已完工,有教室、廚房、圖書館、電腦室和許多其他設施。除了對女孩提供教育和資助項目以外,“巴伊亞街”現在還為學生的撫養人和其他社區成員上課,成為女孩子們的庇護所和社區公民聚集的場所。

“我們還教女孩們在生活中照顧其他人。婦女照顧孩子,而孩子是我們社會的未來。我們所做的工作是黑人反抗的一種形式。我們為黑人在巴伊亞的生存而努力,表明我們作為黑人婦女,能夠擁有平等的機會和改變未來。在‘巴伊亞街’,我們為女孩們提供了我媽媽從未有過的機會。”

當人們與她談起她的非凡成就時,麗塔表現得謙卑,並沒有不現實的想法。她説:“在‘巴伊亞街’,我真正找到了自我。創建‘巴伊亞街’仍是一個令人驚訝的過程,我通過這個過程認識了我自己。”

最近,“巴伊亞街”的畢業生德扎(Daza)從新聞專業獲得本科學位。通過德扎,貧民區居民得以抒發從未有過的心聲。“巴伊亞街促進貧民區婦女平等的長期遠景逐漸成為現實。

麗塔燦爛的笑容中蘊含著苦難、愛和力量。“我們的工作仍在繼續。這是我們每一個人要走的路。如果我們要使世界變得更美好,那麼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瑪格麗特威爾遜是“巴伊亞街”的共同創始人和國際事務主管。她是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人類學助理教授。她的最新著作是《舞動起來,不要倒下:打破巴西和其他地方的貧困迴圈》(Dance Lest We All Fall Down: Breaking Cycles of Poverty in Brazil and Beyond)(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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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幫助婦女掌握新技術

2012.12.18
一個男人和兩名婦女學習使用手機。(托斯坦國際組織)

托斯坦國際組織Jokko社區授能項目幫助婦女學習使用手機。

作者:勒妮•何(Renee Ho)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移動通訊技術正在改善塞內加爾農村文盲婦女和女孩的生活,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幫助她們學習文化,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教她們使用手機的一個組織。

在阿斯托(Astou)的注視下,攝影師舉起了相機,拍下村裏擁擠不堪的教室。她調整了一下正在吃奶的嬰兒的姿勢,把自己的相機對準了他——只不過她的相機是一部行動電話。在過去的幾個星期中,阿斯托一直在參加由社區舉辦的用當地的沃洛夫語(Wolof)講授的一門移動通訊技術課程。她和塞內加爾各地農村的數百名婦女和女孩已經學會了如何撥打和接聽手機,書寫和發送短信以及使用手機的其他功能,如計算、報時……是的,還有拍照。

阿斯托是一個聰明、有4個孩子的24歲的母親。她看到過她的丈夫使用手機,但在上這門課之前,她自己從來沒有摸過手機。她笑著説:“過去,他不讓我用手機,因為他擔心我只是浪費錢。但現在他要我教他,我們正攢錢給我買一個。”

兩年前,阿斯托不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手機,她還是個文盲。書寫或閱讀短信對她來説是難以想像的。阿斯托的村子座落在塞內加爾的維靈嘎啦(V岢lingara)地區,她和村裏的大多數婦女及女孩一樣,從未上過學。家庭負擔和上學費用使她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她16歲那年結婚——這是塞內加爾農村女孩結婚的平均年齡。

在一個只有41.9%人口受過教育的國家,阿斯托算是打破了常規和貧困的惡性迴圈。2008年,國際非政府發展組織“托斯坦”(Tostan)在她的村莊發起了“社區能力建設計劃”(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gram, CEP)。這是一個為期30個月、以人權為基礎的非正規教育計劃。超過80%的CEP參加者是婦女和女孩。

最初的課程涉及人權、民主、健康、衛生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後來,參加者又學習識字、算術和項目管理。

一群農村婦女 (Tostan Jokko)

一群農村婦女利用在地上擺放的樹枝學習手機功能表,她們中有一些人是文盲。

但是,在學到基本的文化知識後,她們往往缺乏學以致用的實際手段。為解決這個問題,托斯坦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在2009年推出了“Jokko行動計劃”(沃洛夫語,意思是“溝通”)。該倡議把移動技術融合到社區能力建設計劃中,作為加強閱讀和寫作能力的方式。Jokko模組教導學員如何使用基本的手機功能和發短信。它採用互動的視覺情景教學的形式,注重有關應用方法,發揮短信的低成本優勢。阿斯托解釋説:“我[比我丈夫]更善於發短信,這為我們節省了昂貴的通話費用。”

課堂外,學生圍著擺放成奇怪形狀的許多樹枝。經過解釋,這些樹枝原來代表芒果樹。52歲的卡哈蒂(Khady)沿著這些“樹枝”走,在每個分叉的地方停下來,這些節點上有標誌寫著:聯繫人,搜索,添加聯繫人。這項活動指導學員使用手機的主功能表。這只是一個例子,它説明瞭托斯坦的教育模式奏效的原因:讓課程適應文化背景,以當地的事物為參照。

卡哈蒂説:“以前,如果我想發送一條短信,我不得不找人幫忙,但現在我更獨立了。現在,人們來跟我學,我很高興教他們。”手機技術一旦被婦女和女孩掌握,便擴大了她們在社區決策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她們開始改變自身命運。卡哈蒂繼續解釋社區能力建設計劃如何讓她學會基本的算數和管理技能。幾個男孩和女孩圍著她,她演示了如何使用手機上的計算器管理她的花生銷售業務。

行動電話技術已經把婦女和女孩與市場資訊和機會、分散于多處的家庭——也許最根本的是她們互相之間——聯繫在一起。手機已經成為社區組織和社會動員的關鍵。托斯坦的“Jokko行動計劃”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交網路平臺,參加者發送短信到一個中央伺服器,然後再轉發至整個社區的其他用戶。一位參加者解釋説:“這是當你同時發送多封郵件的時候,這樣可以省錢。”該平臺被用於社區宣傳活動。例如,婦女發送提醒疫苗接種和入學日期的短信。

“Jokko行動計劃”已經普及到350個村莊,並在繼續擴大。托斯坦直接培訓了約 23,585人,但由於人們對知識的渴求和參加者積極分享資訊,另外還有數以千計的人受益。

在該項目的下一階段,托斯坦將與農村能源基金會(Rural Energy Foundation, http://ruralenergy.nl/)合作,這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幫助農村社區利用可再生能源。目前,塞內加爾農村大約有80%的地區缺乏電力,因此婦女為手機充電常常需要步行到附近的小鎮去,增加了風險,而且不方便。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托斯坦將嘗試建立由社區管理的太陽能充電站。這些微型企業會為手機提供電源,並將創造的收入投資于其他社區主導的發展項目。

手機在非洲的增長速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都快一倍。在塞內加爾,購買SIM卡的數量從2007年到2009年幾乎翻了一倍,高達690萬張。但是,托斯坦發現,絕對數字本身並不能增強社區能力。要在低收入國家成功,還需要消除性別差距,讓婦女掌握知識和技術——這的確是實現持久發展的關鍵。

Renee Ho是托斯坦國際組織派往塞內加爾達喀爾工作的一位志願者。她的興趣包括幫助低收入國家的婦女學習科學技術。進一步資訊請瀏覽www.jokkoinitiat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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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婦女與健康

2012.12.18
一名年輕婦女的側影,身後是一些婦女和兒童 (Jules Bosco/SALOHI/USAID)

國際組織和地方團體合作,為馬達加斯加的孕産婦提供醫療服務和心理諮詢。

作者:羅瑞‧阿什福德(Lori S. Ashford)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婦女的健康可以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的晴雨錶。受貧困、腐敗、戰爭或治理不善困擾的國家往往置其最弱勢的公民于不顧,而這些人往往是女性。婦女在健康欠佳時生産力降低,她們的孩子和家庭缺乏生活保障。這種情況會産生經濟影響。因此,對婦女的健康投資從經濟和人權的角度來看都是有道理的。

健康方面的不平等

統計數據表明,女性壽命比男性長,但出於各種原因——更多是因為貧困和性別歧視,而不是生理上的差別——她們可能在一生中大部分時間處於健康不佳的狀況之中。相對於兒子而言,貧困人家可能更少對自己的女兒投資,提供較少的營養、衛生保健和教育。早期生活中的這種負面因素會給女孩的健康和福祉帶來長期後果。例如,在縱容童婚的國家和社區,少年生育給母親及其子女造成健康上的風險,並限制了這些少年媽媽今後的發展。如果婦女營養不良,可能導致新生兒體重偏低,從而增大新生兒夭折和不健康的可能性。在中國和印度等國家,重男輕女的文化對婦女和女童的健康構成進一步威脅。根據性別選擇墮胎和溺殺女嬰是造成數百萬“女童失蹤”的原因。其導致的女性短缺和男性過剩會産生令人擔憂的社會影響。《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在2011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援引有關證據説明,在印度,除其他虐待行為外,性別比例失衡已經導致販賣女童活動的增加。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 Population Fund)的研究數據也為此提供了佐證(UNFPA, 2004)。

妊娠和生育是發展中國家婦女健康惡化的重大原因。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10年的估計數字,每年有358,000名婦女死於與妊娠或分娩相關的可預防的原因,其中99%的死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與此相比,在發達國家,婦女一般在醫院分娩並在出現妊娠並發癥時得到醫療護理,因此産婦死亡的情況極其少見。

世界産婦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兩個最貧困的地區: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和南亞。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高生育率使母親一生面臨的危險成倍增加,31名婦女中有1人可能死於妊娠或分娩(WHO, 2010)。在發達國家,這個幾率為1比4300。在非洲以外,阿富汗是世界上妊娠和分娩風險最大的國家,妊娠相關的死亡率為1比11。

數百萬婦女由於在妊娠和分娩期間得不到妥善的護理而身體受傷或長期殘疾,如大小便失禁或器官破裂等。其中許多傷殘往往不被報告,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認為這些是正常情況。預防不必要死亡的技術和知識早已存在,但地理位置、不合格的衛生系統、性別偏見和政治惰性等製造了母親安全沒有保障的障礙。

兩名阿富汗女醫生和一位病人 (AP Images)

阿富汗喀布爾的拉比亞巴爾基醫院(Rabia Balkhi women’s hospital)的兩位醫生在研究病人的X光片。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也威脅到貧困國家和社區的婦女的健康。在病毒通過異性接觸傳播的情況下,由於生理和社會的原因——如婦女對男子的經濟依附、沒有要求男性夥伴採取安全性行為的權力、以及極頻繁發生的強迫性性行為——婦女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感染。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2009年的報告,“據估計,亞洲5000萬婦女面臨從她們的性夥伴……從事高風險性行為的男子……那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險。”

最新的趨勢令人鼓舞

好消息是,在整個發展中世界,婦女結婚年齡越來越晚。與她們的母親相比,她們推遲生第一胎並少要孩子。這些趨勢反映了更多的女孩繼續上學以及更多的婦女和夫妻進行計劃生育的事實。但計劃生育中仍然有一個重大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據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2009年的一份報告,世界各地希望避免懷孕的兩億多婦女未採用現代避孕方法,從而導致每年數千萬的計劃外生育和不安全的墮胎,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最貧困、最得不到衛生保健服務的婦女中間。

世界衛生組織2010年的估計數字顯示,由於更多人獲得避孕手段、産前護理和分娩時有專業醫務人員接生等許多因素,從1990年至2008年,全球産婦死亡人數下降了約三分之一。玻利維亞、中國、厄利垂亞、伊朗、羅馬尼亞和越南等許多國情不同的國家均取得了可觀的進展。但是,要實現到2015年將産婦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與1990年的水準相比)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仍有許多工作有待各國去做。

更多工作有待完成

把婦女的健康作為國家政策重點的國家已經取得重大進展。應當鼓勵婦女認識到並表達她們的醫療保健需要,從而使決策者了解情況並採取行動。對缺乏醫療保健服務及其他婦女問題的關注促使歐巴馬總統任命梅蘭妮‧弗維爾(Melanne Verveer)為負責婦女問題的第一任無任所大使,以幫助解決這類問題。國務卿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把全球婦女問題作為美國國務院的一項重要議程。2009年,歐巴馬總統提出為全球健康行動計劃(Global Health Initiative)撥款630億美元,分六年投入。全球健康行動計劃是美國政府各機構間的一個合作計劃,旨在改善發展中世界的醫療保健,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醫療保健。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治療項目——如本章突出提到的母親互助組織(mothers2mothers)等——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美國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提供資金。

增進婦女的健康始於這樣的認識,即婦女有著與男性不同的需要,其獲得的醫療保健機會也不平等。在醫療保健方面注重男女差別,對於揭示並解決男女不平等問題必不可少。這意味著要更多關注女童、未成年女性以及處於社會邊緣、孤苦無助的婦女,並改變有害於她們健康的態度和習慣。另外,男性應當參與促進婦女健康,確保性行為和生育方式安全健康,並與婦女一起養育未來一代青年領袖——包括女孩和男孩。

羅瑞‧阿什福德是自由職業者,提供教育諮詢服務,20年來撰寫了大量有關全球人口、健康和婦女問題的文章。她在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就職時編制了被廣為採用的《當今世界的婦女》資料集和一份《人口公報》,題為“新人口政策:促進婦女的健康與權利”(Population Bulletin New Population Policies: Advancing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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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薩勒瓦•埃爾納賈卜——巴勒斯坦公共衛生活動家

2012.12.19
薩勒瓦•埃爾納賈卜對著話筒演説。 (國務院圖片)

薩勒瓦•埃爾納賈卜醫生致力於把醫療服務帶到巴勒斯坦的貧困社區。

作者:內拉‧卡利爾Naela Khalil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打破男性主導醫院的壁壘對薩勒埃爾納賈卜來説並不容易,但她的成功激勵了其他阿拉伯女性。她創建的尋根基金會(Juzoor Foundation)把醫療服務帶到貧困和缺醫少藥的社區。

薩勒瓦‧埃爾納賈卜(Salwa Al-Najjab)是班上數學最好的女生,她對數學的喜愛原本會使她進入工程學院學習,但她的俄羅斯數學老師建議她學醫:“憑藉你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你作為醫生比工程師能給巴勒斯坦女性帶來更多惠益。”她聽從了老師的建議,目前正在積極改變巴勒斯坦地區的醫療衛生狀況。

醫院環境激起了埃爾納賈卜對知識的好奇心和熱愛。她沒想到她的醫生職業還使她看到許多女性的處境與她自己的生活環境截然不同。她説:“醫院和醫生職業開闊了我的眼界,使我認識到她們的生活條件是如此惡劣和困難。”1979年,她在耶路撒冷教法醫院(Al-Maqasid Hospital)開始行醫,由此開啟了支援女權以以及幫助為女性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的終生事業和個人奮鬥歷程。

在1980年代中期,埃爾納賈卜擴大了為婦女改善醫療條件的努力。她背著出診包和器械箱逐一走訪巴勒斯坦的農村和難民營,為那裏的婦女做體檢和治療。她在最艱難和複雜的情況下奉獻了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腳踏實地地促進變革。

在巴勒斯坦各個地方的醫院和診所工作了30多年後,埃爾納賈卜目前主持設在耶路撒冷的尋根健康與社會發展基金會(Juzoor Foundation for Heal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她仍然滿腔熱情地追求她的夢想,但她説現在更難影響醫療衛生決策,從而也更難以改善和發展婦女醫療服務和消除服務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鴻溝。”

埃爾納賈卜的樂觀主義富有感染力,儘管在生活中面臨諸多挑戰,她始終面帶微笑。在早期求學期間,她曾在拉馬拉(Ramallah)、希伯倫(Hebron)和約旦(Jordan)的八所不同學校學習。她父親先在約旦教育部工作,然後就職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以他們經常搬家。這意味著她和三個兄弟姐妹經常轉校,從而很難與同學保持長期友誼。但是,她總是輕而易舉地保持優異的學習成績。

1971年,埃爾納賈卜進入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學(Moscow University)。在學習了一年俄語後,她進入克拉斯納達(Krasdnada)的庫班醫學院(Kuban Medical School)。與同學相處比學習一門新語言或其他要求高的科目還要困難。一些阿拉伯學生對她不認同,其他人因為她是女生而低估她成功的能力。她堅持學習,無視那些懷疑她的人,最終成為一名優等生。她後來為巴勒斯坦女留學生提供諮詢和指導。

在教法醫院的第一份工作給她帶來了重大挑戰,她是唯一的女性實習醫生,在婦産科工作。男醫生很難接受一名女性同事和職業競爭者。對埃爾納賈卜來説,最難的是女護士也不接受她,因為她們習慣地認為醫生應該是男性。她們認為男醫生比女醫生更有能力,更具專業素養。醫院在分工方式上也反映了性別偏見的文化:埃爾納賈卜被安排做門診女性患者的常規檢查,而男醫生負責外科手術和割禮。他們料想這個漂亮文靜的年輕姑娘不會拒絕這種工作安排,科室領導也不會支援她。

埃爾納賈卜説:“我拒絕接受他們帶有性別偏見的分工,堅守我的工作職責:‘我將參與外科手術,我將給男孩做割禮。’這使他們非常不高興,他們稱我為‘打鳴母雞’。”

一名女醫生為病人做檢查 (USAID/Tanya Habjouga)

薩勒瓦•埃爾納賈卜呼籲建立更多社區診所,例如圖中位於約旦河西岸的這家診所。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通過其“衛生旗艦項目”(Health Flagship Project)為此類診所提供資金。

埃爾納賈卜説,這是她第一次經歷性別歧視:“我在一個男女享有平等機會的家庭長大,即使是在1960年代,我爺爺也允許我的姑姑們在英國學習,出去工作,晚上在外過夜。因此,醫院同事對我的態度令我感到震驚。”

埃爾納賈卜還了解到婦女地位的不平等。她説:“我感覺我第一次了解到自己的社會。當我給一個不到15歲的女孩接生時,或者當我聽到婦女向我傾訴男人們在女兒出嫁、是否用避孕套或生多少個孩子等方面獨斷專行時,我感到非常心痛。”她補充道:“女性無法確保自己受教育的權利……這種陋習必須終止。”

埃爾納賈卜的家庭尊重知識,她的父親打破傳統,把她送到俄羅斯留學。母親儘管並未完成學業,卻鼓勵自己的子女受教育,而不分男孩女孩。家裏四個孩子都從大學畢業。

埃爾納賈卜回憶道:“我母親從不像其他母親那樣同我討論婚姻。相反,她總是向我強調教育對女人一生的重要性。”

埃爾納賈卜在教法醫院工作了七年,在此期間幫助耶路撒冷及周邊郊區建立了幾家高品質的診所。然後,她離開醫院,深入農村開展醫療工作。她説:“我發現由於貧窮或愚昧,只有少數人去醫院。如果我想給婦女提供醫療保健,我必須走近她們,無論她們在哪。”

1985年,埃爾納賈卜和一群醫務人員開始走訪農村和難民營,提供醫療服務。公眾對此表示讚賞,但一些醫生批評她降低了醫生的“聲望”,因為他們認為醫生應當等候患者到府,而不是去尋找患者。

通過拋開這種“聲望”,埃爾納賈卜和她的同事看到了他們在冬有空調、夏有電扇的正規診所不曾遇到的情況。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們嚴重缺乏醫療衛生資源,以巴衝突導致的複雜政治局勢更加劇了這種匱乏。埃爾納賈卜説:“這些女性病人要麼家中沒有浴室,要麼住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我接觸到了痛苦的現實,它徹底改變了我對健康的看法:我認識到健康不僅是生理問題,它還與經濟、社會、心理狀況以及環境有關。”

她經歷了許多場鬥爭,並且仍在不斷抗爭。她的信念和決定時常悖離限制女性權利的社會傳統。埃爾納賈卜是一位注重行動的實干家,她同別人一起在拉馬拉建立了婦女社會與法律指導中心(Women’s Social and Legal Guidance Center)。該中心保護女性暴力受害者,為她們提供法律援助,將她們的案例轉交給警方,把她們轉移到安全住所。

她説:“我一度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會有所改善,但現在我注意到事實正好相反。在這個政治失敗和經濟貧困的社會環境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勢力正在增大,他們迫使社會的方方面面向後倒退。婦女和女權是最突出的受害者。”

除了主持旨在影響醫療衛生政策的尋根基金會之外,埃爾納賈卜還主持中東和北非衛生政策論壇(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Health Policy Forum),繼續為改變醫療狀況而奮鬥。她被美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館提名角逐美國國務院2010年“國際女性勇氣獎”(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

除了從事醫療工作和社會活動,薩勒瓦‧埃爾納賈卜醫生和還要照顧家庭,她和丈夫有三個孩子,生活得非常充實。她開出的成功處方是:“我們必須樂觀地面對人生。”

內拉卡利爾是一名巴勒斯坦記者,曾獲2008年薩米爾‧卡西爾新聞自由獎(Samir Kassi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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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母親互助組織”為艾滋病毒檢測陽性的婦女們提供幫助

2012.12.19
一群婦女在開會 (Gideon Mendel/Corbis 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拍攝)

希沃阿•拉爾菲菲(Ntsiuoa Ralefifi,中)參加在賴索托瑪弗騰醫院(Mafeteng hospital)舉行的“母親互助組織”會議,她在該醫院檢查時被發現艾滋病毒檢測陽性,並接受了預防母嬰傳播治療。

作者:馬婭‧庫莉奇(Maya Kulycky)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Sub-Saharan Africa)地區,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疫情嚴重,但在肯亞,由於非政府組織“母親互助組織”(mothers2mothers)提供的幫助,儘管遭受疾病的威脅,那些艾滋病毒檢測陽性的女性和她們的家庭仍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特雷莎‧恩傑裏(Teresa Njeri)是肯亞首都內羅畢(Nairobi)北部衛星城基安布市(Kiambu)的一位單親母親,她有一個夢想,那就是給自己和六歲的兒子建造一處住房。最近,特雷莎買了一塊地,當她望著這塊土地時,會在心裏描繪自己計劃興建的住房:房子將有3個臥室、一個“大”廚房和一個可供兒子玩耍的院子。特雷莎滿懷信心,非常樂觀。然而,規劃光明的未來,並且擁有必要的財力將它化為現實,對她來説是一大轉變。就在十年前,特雷莎確實認為她自己和兒子都難逃一死。

2001年,特雷莎懷胎5個月的時候,被診斷出艾滋病毒檢測陽性。她回憶説:“當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死亡,我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診所的護士告訴特雷莎,有辦法保護她的孩子免受艾滋病毒感染,但那位護士的話“並不令人信服,她並不十分確定”。儘管如此,特雷莎還是參加了一個預防母嬰傳播(PMTCT)的項目,與此同時,她向艾滋病毒檢測同樣呈陽性的丈夫披露了她的情況,同其他那些害怕遭受歧視的人一樣,他們也隱瞞了自己的情況。他們在兒子出生後不久分居,不過兒子的艾滋病毒檢測結果是陰性。

幾個月以後,特雷莎住進醫院,並被告知她得了艾滋病。當她的父親從醫院工作人員那裏得知真相後,他把情況告知了家人,她的家人離她而去,並把她的兒子帶到家族所在的村子撫養。特雷莎回憶道:“這樣我就成了孤身一人,孤零零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特雷莎逃離當地,尋求治療,並當義工,為其他艾滋病患者提供諮詢。可是她説,她仍然覺得“生活沒有任何方向,也沒有任何希望,不知道該做什麼”。然後,在她當義工的醫院裏的護士的幫助下,她找到了“母親互助組織”,護士們告訴她有關這一組織的情況,並告訴她,該組織正在招募曾受過預防母嬰傳播訓練的婦女。特雷莎去申請,並成了母親互助組織的一名母親輔導員。

國際夥伴合作

“母親互助組織”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埃爾頓‧約翰艾滋病基金會(Elton John AIDS Foundation)、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及其他公司和基金會等合作夥伴們資助。該組織雇用、培訓艾滋病毒檢測陽性的母親們擔任“母親輔導員”,為剛被診斷為艾滋病檢測陽性的孕婦和新生兒母親提供諮詢、教育和支援。它活躍在預防母嬰傳播的第一線,為病人提供照顧,創立了一個可持續的新護理模式。該組織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sub-Saharan African)的9個國家管理680處設施,每月為大約85,000名新孕婦和新母親提供服務。

瑪塔凱恩•梅星背著孩子在自己的家門前 (Gideon Mendel/Corbis 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拍攝)

賴索托卡特冷(Khatleng)的瑪塔凱恩•梅星(Mathakane Metsing)背著孩子在自己的家門前。她曾經得到“母親互助組織”的幫助,目前在該組織擔任母親輔導員。

據美國國際開發署非洲東部和南部地區支援小組(UNAIDS-RST-ESA)和英國艾滋病教育和研究基金會(AVERT)所做的研究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年醫療普及報告》(Universal Access Report 2010),非洲大陸正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重負下掙扎,全球330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中有2200萬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90%已感染艾滋病毒的嬰兒出生在該地區;全世界75%艾滋病毒檢測陽性的孕婦生活在12個非洲國家中。與此同時,該地區醫生和護士均極為短缺。

“母親互助組織”招募艾滋病毒檢測陽性的母親為孕婦提供諮詢,教她們如何接受測試和治療,以保證她們生下健康的嬰兒(在有必要時,孕婦還可以獲得藥物),從而填補了一個空白。母親輔導員在保健設施中與醫生和護士一起工作,幫助患者理解、接受並堅持執行治療方案。她們是醫療團隊中的支薪成員。

增進婦女權益,保護兒童

效果非常明顯。在賴索托(Lesotho),由母親互助組織收集的數據顯示,在接受該組織指導諮詢三至四次的孕婦當中,有92%會在懷孕期間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ARV);而參加過一次諮詢活動的孕婦中只有71%會服藥。堅持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對於減少母嬰之間的艾滋病毒傳播至關重要。此外,在經常參加母親互助組織活動的婦女中,97%會接受檢查疾病進展的CD4測試(檢查與感染作鬥爭的輔助型T淋巴球的數量),而CD4測試是獲得能夠拯救生命的高活性抗逆轉錄病毒治療(HAART)的第一步。

在“母親互助組織”的支援下,輔導員們提高了自身能力。在掙得工資並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的同時,她們成為社區裏的同伴教育者和行為榜樣。

特雷莎感謝母親互助組織使她的生活有了目的,她在母親互助組織的同事還鼓勵她攻讀大學學位,她目前正在學習“社區健康與發展”課程。她説,“我覺得上帝創造了我……就是要讓我和這些婦女談話,幫助她們,鼓勵她們,並增強她們的能力”。

特雷莎提到她曾成功地幫助了一位信仰非洲傳統宗教瓦科裏諾(Wakorino)的孕婦。信仰該宗教的人往往不願接受專業醫療服務。她説:“當我去工作時,我看到了她。”她把她的電話號碼給了這位婦女,然後“第二天她打電話給我,跟我説‘我就在醫院門口’。經檢查,她的艾滋病毒測試呈陽性。我跟她説:‘別擔心,因為你還能活很長時間’,我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她。”特雷莎説服了這位婦女堅持進行PMTCT 治療並在醫院裏生産。後來,她産下一個艾滋病毒檢測陰性的嬰兒。特雷莎笑著説:“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大明星。”

“母親互助組織”正在努力將其覆蓋面擴大到更多國家的婦女,並在其目前運作的國家進一步普及服務。它所産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所採用的方法也十分簡單。事實證明,女性之間的溝通有助於防止母嬰傳播。

馬婭‧庫莉奇是“母親互助組織”全球宣傳部主任,以前擔任ABC NewsCNBC的記者,曾在南非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講授政治新聞學。她畢業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擁有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Goldsmith’s College)的碩士學位和耶魯法學院(Yale Law School)的法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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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針對婦女的暴力

2012.12.19
一位以手掩面的婦女 (Michael Kamber為《紐約時報》拍攝)

剛果叛軍在襲擊一個村莊時強姦了至少200名婦女,圖中這位婦女即是受害者之一。

作者:羅賓‧哈爾(Robin N. Haarr)

本文摘自《當今世界的婦女》(Women in the World Today)一書,該書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

針對婦女的暴力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也是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問題。1993年聯合國大會發表了《消除對婦女的暴力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將針對婦女的暴力定義為“在公共場所或私人生活中,對婦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或性行為傷害和痛苦的任何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包括威脅採取這類行為、強迫或任意剝奪自由。”

一個司空見慣的嚴重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機構在過去二十年進行的國際研究顯示,針對婦女的暴力比先前預測的情況更加嚴重和普遍。據估計,世界範圍內有三分之一的婦女遭受過強姦、毒打或虐待。雖然任何文化和社會都會發生針對婦女的暴力,但是各國發生的頻率各有不同。在強調傳統父權制的重要性、強化男女不平等權力關係且使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社會中,針對婦女的暴力的比例通常更高。在婦女的社會活動受到控制、婦女被隔絕在家中、被有償勞動力市場排除在外、擁有和繼承財産的機會受到限制的社會中,發生針對婦女的暴力的比例較高。在法律對離婚作出限制、缺少受害者支援服務、沒有有效保護女性受害者和懲罰施暴者的立法的地區,針對婦女的暴力更普遍。針對婦女的暴力是男女不平等造成的惡果,妨礙了婦女在社會中充分發揮其潛能。

兩種最常見、最普遍的針對婦女的暴力形式是親密伴侶實施的暴力和性暴力。由現在或過去的男性伴侶或配偶實施的親密伴侶暴力影響了全球千百萬婦女,是一種嚴重但可預防的暴力形式。親密伴侶暴力可能是情感、經濟、心理或身體暴力,包括性虐待和謀殺。在那些進行過大規模可靠研究的國家中,10-71%的婦女稱她們遭受了親密伴侶的身體或性虐待,或者兩種情況兼有(世界衛生組織)。親密伴侶暴力在許多國家和社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千百萬婦女認為它是生活和婚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許多受虐女性默默忍受著虐待,因為她們害怕説出來後會受到報復和負面影響以及歧視。

舉著標語牌示威的婦女 (AP Images)

人權活動人士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集會,要求給予婦女同等權利,停止歧視婦女。

性暴力包括性騷擾、性侵犯和強姦。人們普遍錯誤地認為,婦女遭受陌生人性暴力的風險更大;事實上,婦女最有可能遭受與她們關係親密或認識她們的男性的性暴力。在戰爭和武裝衝突時期,軍隊和敵人將有組織地對婦女實施強姦和性暴力用作一種戰爭策略,以推進他們的政治目標。stopped

文化因素和家庭暴力

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有著文化和歷史根源。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和中東地區,切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種常見的針對婦女的暴力。在婚姻方面也有許多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形式——童婚、包辦婚姻、綁架新娘、以及嫁粧導致的死亡和暴力。童婚和強迫婚姻在非洲、中亞和南亞、中東等地非常普遍。據報導,南亞一些地區的童婚比例在世界上最高。在南亞,丈夫和夫家為了從新娘及其家人那裏索取更多嫁粧而不斷騷擾和折磨她們,許多年輕女性因此被殺害或被迫自殺。在其他地方,比如中亞、高加索地區和非洲的部分地區,婦女面臨著綁架新娘和搶親的風險,即男人綁架他想與之結婚的女人。榮譽處決——男性親屬為恢復家族榮譽而殺害女性——在一些文化中根深蒂固,在那裏女性被認為是男性親屬的財産,男性則被認為有責任維護家族的聲譽。這種情況在中東、南亞和非洲尤其常見。榮譽處決甚至發生在歐洲和北美的移民社區中。婦女可能因為與一個非親屬的男性交談、發生兩廂情願的婚外性關係、被強姦、拒絕與家人選擇的男子結婚、對其丈夫不敬或要求離婚而被殺害。

最後,因性剝削、婚姻、家庭奴役和缺乏勞動力等因素而誘發的販賣婦女和女童活動是另一種形式的針對婦女的暴力。人販子對婦女許諾提供工作和美好生活的機會,以此欺騙和強迫婦女。父母為了微不足道的錢財或人販子承諾的勞役匯款賣掉他們的女兒。人販子通常以貧困和易受傷害的社區為目標,但是尋求去海外學習或工作的年輕女性也可能面臨風險。販賣人口是一種現代奴役形式,它使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婦女和女童受害。

需要共同努力

每年都有數百萬婦女由於暴力需要就醫。受害人被毀容、致殘或殺害。暴力結束後,身體和精神健康問題常常還會持續很長時間。一些女性選擇通過自殺來逃避生活中的暴力。在全球範圍內,婦女以不同的方式反抗暴力,包括通過宣傳活動提高公眾意識、為受害者設立危機中心和庇護所、提供受害者支援服務(醫療、心理諮詢和法律服務)。她們還要求加強有效保護女性暴力受害者和懲罰施暴者的法律和執法。針對婦女的暴力是可以預防的,但需要政府表現出政治意願、與國際和民間組織合作、以及社會各界採取法律和公民行動。

羅賓•哈爾是東肯塔基大學犯罪學專業的教授,其研究側重於美國和全球針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及販賣人口活動。她為聯合國和美國大使館從事研究和提供政策諮詢,並因此獲得許多表彰,包括登上密歇根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的“傑出人士墻”,被美國犯罪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婦女與犯罪部(Division on Women and Crime)評為卡拉梅•裏奇•曼恩(CoraMae Richey Mann)“本年度最麻煩的女性”(Inconvenient Woman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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