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社會變革的非暴力途徑

2012.02.29

內容提要

非暴力行動為何有效

非暴力行動的力量
斯蒂芬•叔內斯(Stephen Zunes),舊金山大學政治學教授
武裝鬥爭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非暴力"人民權力"運動的成功則依賴於促使人們關注官方的壓迫,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援。

美國歷史上的非暴力思想
艾拉•切爾努斯(Ira Chernus),科羅拉多大學宗教學教授
植根于16世紀歐洲的非暴力抗爭思想于19世紀和20世紀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傳播至亞洲和非洲。

從草根推動變革

社區組織者做什麼?
凱西•帕特裏奇(Kathy Partridge),多元宗教基金組織執行主任
千百萬美國公民在社區組織者指導下學會了如何促使政府公正地行使職權。戰爭並非人的本性使然,非暴力抗爭是人類文明的産物。

網路競選:調動志願者和選民
戴維•塔爾博特(David Talbot),《科技評論》雜誌首席記者

巴拉克•歐巴馬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獲勝,顯示出利用網際網路籌集捐款和發動志願者的巨大威力。

有效利用抗議的威力
克萊•舍基(Clay Shirky),紐約大學互動式通信專業教授
簡便的新型通訊手段正在為普通民眾組織集體行動掃除障礙,從而改變世界的面貌。

科學依據

戰爭會消失嗎?
約翰•霍根(John Horgan),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科學寫作中心主任
戰爭並非人的本性使然,非暴力抗爭是人類文明的産物。

“囚徒困境”和其他機會
戴維•巴拉什(David P. Barash),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
根據博弈論,合作雖然不是那麼容易實現,但是與衝突相比,合作往往是更佳選擇。

非暴力運動的楷模
在極其複雜與多樣化的世界中,沒有一種萬能的推動變革的方式。作家哈沃德‧辛科塔撰文介紹了七位通過非暴力途徑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士,其中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

旺加裏•馬塔伊:和平之樹

希林‧伊巴迪:信仰自由

喬迪‧威廉姆斯:地雷與網路

傑弗裏‧卡納達:兒童傳送帶

弗朗辛‧普羅斯:文字與作家的捍衛者

凱瑟琳‧千和德里克‧埃勒曼:與人口販運作鬥爭的大學生

參考文獻

有關實現社會變革的非暴力途徑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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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討論的回覆

前言

2009.03.01

莫漢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及其追隨者不甘屈從壓迫和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他們積極通過切實可行和非暴力的途徑來為人民爭取自由。

過去30年來,世界各地促進人權和抗議專制政權的非暴力“人民力量”運動風起雲湧。抗議民眾採用資訊傳播、抵制、示威遊行及其他手段,顯示了非暴力行動比武裝暴動更能夠促進社會變革。

有關非暴力的英美傳統理念可追溯到幾個世紀前,其影響遍及美國大大小小的社區及更廣泛的地區。今天,美國的社區組織者幫助公民面對地方民選政府伸張自己的權力。在世界各地,人們發起多種多樣的非暴力行動,包括保護地方森林、幫助村民免受地雷傷害、為兒童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基於網際網路的社交網路的興起為公民推動變革提供了更加強有力的手段,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2008年的競選活動就是一個例證。

網際網路諮詢顧問克萊‧舍基(Clay Shirky)在收錄于本期的文章中寫道:“每當你提高某一團體的內部交流能力,你便改變了他們能夠共同成就的事業。”

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a)的年輕人發起的“我們不要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No Mas FARC)的臉書網組織。他們在網上籌備抗議恐怖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示威遊行活動,動員起世界各地190個城市的1200萬人走上街頭。2008年12月,這個團體的負責人在紐約與來自15個國家的其他青年組織會晤,成立了青年運動聯盟(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致力於運用網際網路技術展開反暴力活動。

近來的科學研究揭示,這些運動植根於人類的心靈深處。相反,戰爭不一定是人的本性使然。博弈論(game theory)指出,雖然和睦相處也並非人的本性,但在某些條件下,人能夠學會合作,從而使每個人都受益。

本期雜誌的撰稿人共同闡明瞭一個道理:推動積極的變革無須走武裝暴動的道路。他們一致認為,非暴力活動的方式值得嘗試。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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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動的力量

2009.03.01
人民權力運動,如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宣告了許多專制政權的終結。

人民權力運動,如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宣告了許多專制政權的終結。

作者:斯蒂芬‧叔內斯(Stephen Zunes)

武裝鬥爭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非暴力"人民權力"運動的成功則依賴於促使人們關注官方的壓迫,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援。

斯蒂芬叔內斯是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政治學教授,曾主編《非暴力社會運動》一書(Nonviolent Social Movements, Blackwell, 1999),並擔任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學術顧問委員會主任。

二十世紀以來,非暴力運動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項內容,它向濫用權力的當權者提出挑戰,推動社會改革,要求結束殖民統治,反抗軍國主義和歧視行為。

印度的莫漢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都是天才的戰略思想家和偉大的道德領袖,他們或許是非暴力運動最著名的領袖。他們不僅致力於將非暴力行動當作展開鬥爭的最有效途徑,而且把非暴力作為個人道德理念堅守不移。在很多方面,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堅持非暴力原則的做法具有開創性,因為絕大多數非暴力運動及其領導人並非綏靖主義者,而是主張把非暴力行動當作推動其事業的最佳戰略武器。

確實,近幾十年主要呈非暴力形式的鬥爭不僅推動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促進了人權事業,而且導致了專制政權倒臺,並促使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從根本上改變了政府的運作方式。其結果是,非暴力反抗運動從與宗教或道德原則相關的權宜之計逐漸演化成深思熟慮的、甚至是制度化的鬥爭方法。

的確,過去30年裏涌現出以非暴力方式反對獨裁統治的高潮。在這段時期,主要呈非暴力形式的"人民權力"運動對促進近60個國家的民主變革發揮了作用,促使很多國家推行實質性的改革。在其他一些國家,雖然非暴力反抗運動最終遭到鎮壓,但對專制統治者造成了強有力的衝擊。

這些非暴力活動是有組織的、廣受人民支援的反抗活動,出於策略或迫於形勢,其領導人和參加者竭力避免武裝鬥爭。

與傳統的政治運動不同,非暴力運動一般運用競選和遊説等主流政治博弈途徑之外的策略,例如罷工、抵制、大遊行、爭取言論空間、拒絕繳稅、銷毀代表政府當局的象徵(如官方頒發的身份證等)、拒絕服從官方命令(如宵禁令)、以及建立提升運動政治合法性的團體和社會組織等。

非暴力抗爭方式為什麼奏效

很多年來,有一種假設認為,獨裁政權只有通過人民的武裝鬥爭或外國軍隊的干預才會被推翻。但是,人們逐步認識到,事實上非暴力行動可能比暴力行動更加強有力。最近的一份學術研究對上個世紀323起爭取自治和擺脫獨裁統治的重要抗爭行動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主要的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達53%,而同期內主要以暴力進行反抗的運動成功率只有26%。(請參見Maria J. Stephan和Eric Chenoweth所著:“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抗爭運動放棄武裝鬥爭而走非暴力道路有多種原因。其一是人們日益認識到反叛戰爭的代價不斷增加。近年來,科學技術為現政權鎮壓武裝叛亂提供了越來越大的優勢,使之能夠較有效地擊潰反叛武裝,或至少使之失去對抗的力量。即便在武裝革命運動取得勝利的時候,也造成大部份人口流離失所,農場和村莊被摧毀,城市和國家的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經濟崩潰,環境大範圍地遭到嚴重破壞。最終結果是,人們日益認識到,武裝暴動的益處與付出的代價相比也許太不值得。

另一個主張非暴力的原因是,通過武裝鬥爭推翻獨裁統治後,新政權往往不能建立保障社會及經濟發展和促進人權的多元、民主和獨立的政治體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包括:反動勢力、自然災害、外國干涉、貿易制裁、以及取勝的人民運動所無法控制的其他原因。

另外,把武裝鬥爭當作奪取權力的手段往往激化問題,同時帶來其自身的麻煩。其一,武裝鬥爭往往陶冶秘密精英先驅者的情懷,輕視民主和多元化,不夠寬容。情況往往是,本來可以在非軍事化的機制中和平解決的分歧沒有得到解決,從而導致派系間的流血鬥爭。一些國家通過武裝革命運動推翻殖民者或地方獨裁者後不久即發生軍事政變或者內戰,另一些國家則變得過份依賴外國提供其維持政權所需的武器。

另外,人們還日益認識到,武裝反抗運動往往讓那些沒有明確立場的人感到擔憂,致使他們轉向政府尋求安全。在面臨暴力反叛活動時,一個政府能夠毫不費力地為其實行壓迫找到藉口,但是對非暴力反抗運動使用武力則通常使政府的反對派得到更多同情。有人指出,這一現象與合氣道武術相似,即反對派利用政府的壓制措施擴大影響,以達到運動的目的。

此外,非暴力反抗運動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援,因此其參與者遠遠不限于遊擊隊招募的那些身強力壯的男青年。非暴力反抗運動還鼓勵建立替代機構,這樣做可進一步突破壓制,並構成新的獨立和民主秩序的基礎。

武裝反抗運動由於導致壓制手段合法化而經常産生適得其反的結果。許多專制政權對反對派訴諸暴力感到高興,甚至使用密探煽動暴力,因為這樣可以為其鎮壓行動提供藉口。相反,對非暴力異議人士進行暴力壓制往往促成非暴力鬥爭局面改觀。政府對和平示威群眾的襲擊可能促使偶發性抗議活動轉變為大規模反抗運動。

馬丁•路德•金和甘地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主張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抗爭。

馬丁•路德•金和甘地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主張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抗爭。

分化現政權的支援者

非暴力反抗運動還往往在支援政府的力量中造成分歧。在如何有效對付反抗運動的問題上經常出現分歧,因為政府一般都知道如何鎮壓武裝暴動,卻很少能夠妥善應對非暴力運動。對和平運動進行暴力鎮壓往往會改變普通百姓和精英人士對現政權之合法性的看法,這正是當權者對非暴力運動較少進行鎮壓的原因。此外,在現政權的一部分支援者看來,與進行武裝鬥爭的反抗運動相比,政府與非暴力反抗運動達成妥協的後果不那麼令人擔憂。

至於那些並非積極支援現政權的警察和軍人,非暴力運動還增加了他們開小差和拒絕參與鎮壓的可能性,而武裝反叛則會加強政府暴力工具的作用,使之視自身為公民社會的保護者。非暴力運動的道義力量對影響公眾、政治精英和軍隊等關鍵性群體的看法至關重要,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不加質疑地支援以武力鎮壓暴力反叛。

非暴力反抗運動對現政權的支援者的分化功效不僅體現于削弱軍隊的鎮壓意願,而且體現于促使整個國家乃至外國有關方面的態度發生轉化,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鬥爭即為一例。和平示威的民眾——包括白人、神職人員和其他"良好公民"——的電視鏡頭在世界各地播放,給予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合法性,並以武裝鬥爭無法實現的方式動搖了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統治。隨著非暴力反抗運動在南非升級,以經濟制裁和其他國際社會團結一致的做法為形式的外部壓力增加了維持種族隔離制度的代價。

由於全球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對某一衝突的宣傳在外地可能與在本地同樣重要。例如,印度的甘地曾努力爭取曼徹斯特和倫敦的英國公民的支援,美國南方的民權運動組織者把資訊傳送至全美各地,特別是針對肯尼迪總統領導下的政府。

蘇東集團內的抗爭活動通過電視廣播將消息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賦予地方示威活動以合法性,使之看起來不再是由謀求變革的異議人士組織的孤立事件。全球新聞媒體在1986年反抗馬科斯的人民權力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使美國政府減少了對這位菲律賓獨裁者的支援。在1980年代末期的首次“抗暴行動”(intifada)期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非暴力抗議示威的鎮壓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人反外國軍事佔領活動空前的同情。如巴勒斯坦籍美國學者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所指出,巴勒斯坦人"終於成功地將他們受害的現實呈現在世界輿論界面前"。

作為非暴力反抗運動的一項著眼于未來的工作,建立非傳統的組織結構為旨在實現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努力提供了可行的道德依據。公民社會中的平行組織結構可能不斷削弱現政權的控制力,如1989年事件前整個東歐的情形。

在菲律賓,費迪南‧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在1986年喪失權力不是因為他的軍隊潰敗和馬拉卡南宮(Malacanang Palace)失陷,而是因為他的權威失去了足夠的支援,馬拉卡南宮因此成為唯一一個他能夠有效控制的地盤。就在馬科斯在就職典禮上宣誓連任時,反對派候選人、遭到暗殺的馬科斯批評人士的遺孀科拉松‧阿基諾(Corazon Aquino)象徵性地宣誓就任人民總統。由於大多數菲律賓人認為馬科斯在選舉中有欺詐行為,因此絕大多數人表示效忠阿基諾總統,而非馬科斯總統。這種對一個權威及其合法性的效忠向另一個權威的轉移是非暴力抗爭獲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成功的非暴力反抗運動中,隨著公民社會組織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日益增加和民眾的廣泛參與,政治權力可能從政府轉向民間的平行機構。這些民間機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管理責任,為民眾提供服務,並建立起與政府相似的職能,最終導致政府的能力下降,甚至被人民徹底拋棄。

“土生土長”

一些專制政權聲稱,接受西方政府資助的一些外國基金會為後來參加蘇東國家“顏色革命”的一些反對派團體提供資金支援,因此拒絕承認這些民主運動的合法性,它們斷言,“顏色革命”不過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策劃的"軟政變"。然而,正如武裝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並非源於蘇聯連續幾十年對這些國家中左派運動的資金和物質支援,非暴力自由民主革命的爆發也不能歸因于外國基金會的支援。緬甸一位維權人士在談及緬甸長達數百年的人民反抗傳統時指出,關於外部勢力組織緬甸人民參加非暴力行動的説法就象教老奶奶剝大蒜一樣。

革命的成功,無論其意識形態傾向如何,都是某些客觀條件使然。確實,無論多少金錢都不能促使千百萬人放棄自己的工作、離開學校和家庭去對抗全副武裝的警察和坦克,去冒生命危險,除非他們是出於自願。

歷史上,外國政府通過武力入侵、政變和其他暴力方式顛覆現政權,建立非民主的少數人統治。與此相反,非暴力的人民權力運動通過增強佔人口大多數的民主派的力量使政權的更替成為可能。

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能夠制定出一個標準的成功模式,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組合各不相同。也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能夠收買或鼓動足夠人數的民眾掀起一場大規模運動,對國家政治領導層形成有力的挑戰,而要推翻現政權就更加困難了。

因此,在人民遭受壓迫的國家推動自由與民主的最大希望不是來自武裝鬥爭,也不是來自外國強權的干涉,而是來自展開具有戰略意義的非暴力行動的、採取民主運作方式的公民社會組織。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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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上的非暴力思想

2009.03.01
1960年代美國的反越戰示威以民權運動為榜樣。

1960年代美國的反越戰示威以民權運動為榜樣。

作者:艾拉‧切爾努斯(Ira Chernus)

植根于16世紀歐洲的非暴力抗爭思想于19世紀和20世紀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傳播至亞洲和非洲。

艾拉切爾努斯是位於博爾德市(Boulder的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宗教學教授,著有《美國非暴力思想史》(American Nonviolen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書

當人們開始推動社會變革時,他們必須就是否用暴力來實現其目標做出決定。一些選擇非暴力途徑的人可能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暴力,他們只是認為暴力不會有助於目標的實現,或者擔心受到傷害,或者無法説服他人參與暴力行動。這種非暴力屬權宜之計,或者説是實用主義的非暴力。

可是,幾個世紀以來,許多有可能憑藉暴力實現其目標的人──那些有資源、有勇氣和有力量從事暴力活動的人──卻自願做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使用暴力的決定。對這些人而言,非暴力是一項原則。雖然很多人是在受到感情和文化因素的激勵後接受非暴力原則,但他們也曾受到一個豐富的理性傳統的影響,這一傳統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論證了非暴力的可行性。

該傳統有如一條地下溪流一樣貫穿著美國歷史,其根源可追溯到16世紀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時期開始時的歐洲再洗禮派(Anabaptist Christians)。再洗禮派教徒拒絕使用暴力,因為他們努力遠離主流社會及主流社會的許多衝突。他們後代中的一些人來到美國,建立起現在人們熟知的“歷史和平教會”(historic peace churches)。

深深捲入社會衝突的其他基督教徒在原則上做出僅以非暴力方式謀求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決定,這是美國特有的貢獻。這一進程始於美國宣告擺脫英國統治而獨立前的殖民時期的公誼會(Society of Friends)──即貴格會(Quakers)──會員。這些人嚴格遵守其中一些會員領導的非暴力活動──反對將稅賦用於戰爭、反對對美國黑人的奴役、反對迫害土著美國人以及迫使他們離開家園的行動。但是,貴格會主要是一個宗教組織,他們的非暴力主張的基礎是他們的信仰。

1820年代和1830年代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當時一個有著不同宗教背景的團體開始要求在美國廢除奴隸制。這些廢奴者幾乎都是基督徒,但並非全都致力於用非暴力手段實現其目標。而其中那些堅持非暴力的人成立了第一個以政治社會變革為目標、而以非暴力為手段的團體。他們認為,上帝是宇宙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因此任何人不應當對另一個人行使權威。這是他們拒絕接受奴隸制的依據。但是,由於暴力從來就是行使權威的一種形式,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也反對暴力。

基於同樣的邏輯,著名散文作家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寧願坐牢也不願意向政府交稅,因為政府將稅款用於打仗和維持奴隸制。1849年,梭羅在他的著名文章"論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中説,無論受到什麼樣的懲罰,他決不會遵守不公正的法律,因為人民應當遵循自己的良知,而不是盲目服從政府的要求。梭羅的主要目標是維護自己的道德原則和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真理行事的自由。但他也指出,如果足夠多的人拒絕遵守不公正的法律,那麼他們可能會"阻塞"國家機器。

托爾斯泰和甘地

受廢奴主義者和梭羅的著作啟發,俄羅斯文學巨匠托爾斯泰(Leo Tolstoy)因此成為基督教非暴力的熱情倡導人。他的著作對所有非暴力代表人士中最重要的一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莫漢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 (Mahatma) Gandhi)的思想的形成産生了影響。在20世紀,托爾斯泰和甘地的思想回傳至美國,激勵了很多美國人──他們往往不了解,非暴力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起源於他們自己的國家。

對甘地來説,非暴力與其説是行動,還不如説是意圖。他把"暴力"界定為強迫某人做其不願做的事情的意圖。抵制、封鎖和拒不服從法律等非暴力行動看似強迫行為,但如果真正本著非暴力精神去做,這些行為不過是遵循個人心目中的道德真理行事的方式。其他人能夠選擇以任何方式回應。甘地的一位追隨者表達了與梭羅類似的主張:"我做的是我認為必須做的事。而你做任何你認為必須做的事。你可以監禁、毆打、甚至殺害我。但是你不能剝奪我信守我的良知的自由。"

廢奴主義者溫德爾•菲利普斯1851年4月在波士頓公園廣場發表反奴隸制演説。

廢奴主義者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ips)1851年4月在波士頓公園廣場(Boston Common)發表反奴隸制演説。

甘地認識到,他是在呼籲人民根據自己對真理的主觀認識而行動。他説,沒有人能夠知道全部真相。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可能性,即在事情過後我們發現自己是錯誤的。這正是我們決不嘗試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的原因。但是對於今天我們眼中的真理,我們必須堅持──即使危難當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自己去發現在某一情形下真理到底是什麼。

既然有原則的非暴力意味著非強制性,堅持非暴力的人認為,他們從不試圖按自己的願望去改變某一局面。他們不是在為自私的目的而奮鬥,而是為他們眼中的整個世界之利益而奮鬥。事實上,在甘地看來,他們決不應當對他們行動的結果有任何擔心;而只需確保每時每刻都在做合乎道德的事情。信守道德真理既是非暴力的手段,也是其終極目標,正確的過程即是目標。因此,不應以是否能夠産生效果來評判非暴力行動。

美國最著名的非暴力倡導者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非洲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代言人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與甘地一樣,馬丁‧路德‧金認為,非暴力行動應該始終基於對所有人的福祉的關心,甚至包括那些不公平的人和壓迫者。他宣稱:"我們誰都逃不出這個相互依存的關係網,它將我們包裹在命運織成的衣襟之中。凡事若直接影響到一個人,都會間接地影響到所有其他人。"

與甘地不同的是,馬丁‧路德‧金關心他的行動的效果。他對民權運動戰略的評判不僅基於其內在的道德價值,還基於這些行動對結束歧視黑人的現象是否有效。他希望引發衝突和在政治上贏得勝利。

但馬丁‧路德‧金指出,只要我們是通過非暴力方式爭取公正與平等,衝突就會給每個人帶來更大的公正與和平。因此,在他看來,個人成功與社會利益之間並沒有矛盾:"我們是幸運的:我們最根深蒂固的道德感與我們的自身利益緊密相連。"他説,甚至在我們的行動涉及毫不妥協的對抗和壓力時,只要我們的動機是對衝突雙方無私的愛,我們便是在為使對立雙方取得和諧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作出努力。甘地肯定會贊同這一思想。

非暴力行動的效果

美國的民權運動表明,如果我們以此為評判標準的話,非暴力能夠産生效果。在196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受民權活動人士成功的激勵,旨在結束越南戰爭的非暴力運動為説服美國政府從越南撤軍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1960年代以前,基督教信仰激勵了大多數致力於原則性非暴力行動的美國人。但是,反越戰運動吸納了許多非基督徒。1941年成立的猶太人和平協會(Jewish Peace Fellowship)顯著擴大。越南僧人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hn)以及後來的達賴喇嘛為新興佛教和平運動提供了指導思想。

還有很多不屬任何宗教的美國人受到非暴力運動的吸引。他們能夠從女權運動倡導者巴巴拉‧戴明(Barbara Deming)的作品中受到鼓舞。她寫道,非暴力運動必然具有強制性,但是它僅僅促使人們不再做他們沒有道德權利去做的事情,而不影響他們去做任何他們有權去做的事情。對於被迫作出改變的人,非暴力方式使之産生仇恨心理的可能性最小,因此,它是實現持久性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最有效途徑。

在美國,自1960年代以來,有原則的非暴力行動已經被運用於日益廣泛的政治議題,儘管信奉這一原則的人仍然只佔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美國的非暴力運動也在世界各地引發了類似的運動。這些運動極大地改善了各國民眾的生活條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從東歐到菲律賓的廣大地區,專制政權紛紛被推翻。在北愛爾蘭、瓜地馬拉、東帝汶和其他一些地方,非暴力活動人士幫助結束了曠日持久、積怨很深的長期衝突。他們目前在世界各衝突地區的許多戰線上積極展開活動。從歷史觀點來看,美國正處在以非暴力方式實現社會和政治變革這一全球性進程的核心。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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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者做什麼?

2009.03.01
社區組織者威爾遜(David Wilson)與芝加哥居民討論住房問題。

社區組織者威爾遜(David Wilson)與芝加哥居民討論住房問題。

凱西‧帕特裏奇(Kathy Partridge)

千百萬美國公民通過社區組織者學會了如何促使政府做正確的事情。

凱西帕特裏奇是多元宗教基金組織(Interfaith Funders)執行主任。該組織是由宗教和非宗教捐款人組成的網路,致力於推動以教會為基礎的社區組織工作。

在2008年的總統選戰中,當時的總統候選人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用他作為芝加哥一名社區組織者的經歷來説明他熟知普通百姓面臨的問題。

他的競選對手指出,社區工作者不像市長或州長那樣承擔"真正的責任"。

事實上,社區組織者擔負著許多實實在在的責任。

讓我們先講一個故事。一個居民區的一些婦女去看新來的"社區組織者"。她們聽説他能夠解決問題,而她們毫無疑問看到本居民區裏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糟糕的學校、藏匿毒品的房屋、骯髒的街道、不健全的醫療服務等。她們坐在一個簡易而擁擠的辦公室裏,向這位社區組織者傾訴她們的苦衷。

他説:"這些顯然都是問題。"

這些婦女問:"那麼,你打算如何來解決呢?"

社區組織者的回答令她們感到不可思議:"什麼都不做。"他接著説道:"這些不是我的問題,而是你們的問題。我們來討論一下你們打算怎麼辦。"

這個真實的故事概括了社區組織者做什麼,不做什麼。社區組織者不"解決問題",不提供服務或發表震撼人心的演説。社區組織者消除中低收入社區面臨的問題和不公正的辦法是:幫助當事者或受害者共同行動,自己動手改變現狀。社區組織的一條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是:"決不要為別人做他們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社區組織是一項有計劃、有目的的活動:招募社區領袖並增強其權能,將人們聚集起來,找出問題、制定解決方案,並敦促決策者改善某一社區、城市或社會經濟階層的生活。

招募社區領袖

社區組織者招募社區領袖並增強其權能,而不是自己去充當代言人或在某一問題上獨自採取行動。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人們在對自己的生活産生影響的決策中發揮作用是一項民主權利。

弗雷德‧羅斯(Fred Ross)是一名經過培訓的社區組織者。他1960年代在加利福尼亞一些墨西哥移民社區從事社區工作,目睹了當地赤貧的生活條件和薪水極低的艱苦工作。他在那裏認識了一位年輕的父親塞薩爾‧查韋斯(Cesar Chavez)。查韋斯對羅斯要他當社區領袖感到惱火。他後來講述了他如何邀請羅斯在他家裏與當地人見面的情形,當時他是想嚇唬嚇唬羅斯,把他趕走。"可是,他開始演説了,他越講,我的眼睛睜得越大……當時有兩個喝得爛醉的人想把他收拾一頓。但是我們讓他們滾蛋。這傢夥講的是有道理,我想聽聽他要講什麼。"

羅斯感到查韋斯有擔任社區領袖的才能,於是一次又一次地來找他,鼓動他堅持自己的信念,直到查韋斯確實相信自己能領頭。查韋斯後來成為一名倡導社會公正的英雄,擔任了農場工人工會(United Farmworkers Union)的領袖。該工會與農場主簽訂了公平勞動合同。在他的激勵下,許多人參加了反越南戰爭以及爭取少數族裔和婦女權利的社會運動。

社區組織者將人們聯合起來,共同找出問題的癥結。他們不是提供社會服務,而是讓人們探討共同的問題並採取集體行動,幫助人們在此過程中增強信心和掌握參與公民事務的技能。

他們的組織工作的第一步是與人們個別交談或在他們家中舉辦聚會,借此找到有領袖才幹的人和發現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在社區組織者的幫助下,參與者確定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然後公開地展開實現變革的工作。

這些社區新領袖在一道工作的過程中,與其所在的教會、學校和社區的人們建立起更加牢固的關係。然後,他們發現其他教會、學校和社區的人有著同樣的關切。他們就這樣搭建起跨越宗教、階層和種族鴻溝的橋梁。這一組織進程能夠産生轉型力量,給個人、社區乃至整個社會帶來積極的變革。

塞薩爾•查韋斯擔當起組織農場工人的艱巨任務。

塞薩爾•查韋斯擔當起組織農場工人的艱巨任務。

錢還是人

社區組織的第二條基本原則是:"力量來自有組織的金錢或有組織的個人。"既然貧困社區資金匱乏,因此社區組織者只有依靠人。

當埃內斯托‧科爾特斯(Ernesto Cortes)于1970年代回到他的家鄉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時,他發現市裏較貧困的拉美裔街區缺乏其他街區享受的服務,這令他感到憤怒。事實上,那裏的街道因缺乏雨水排放系統曾造成一名兒童溺水身亡!作為全國性網路組織工業區基金會(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IAF)的一名訓練有素的社區組織者,科爾內斯前往當地的天主教教會,鼓動教區居民要求市政府進行大規模的道路基礎設施和下水道維修,以增進公共安全。

在聖安東尼奧市取得一些成功後,科爾特斯前往德克薩斯州其他地方展開工作,從休斯頓之類的大城市到與墨西哥接壤的農村居民區,建立起一個將很多機構聯網的規模巨大的新組織模式,使之能夠在州一級的問題上採取行動。他們動用了800萬美元的資金,幫助工業區基金會的聯盟學校爭取1997-1998年德克薩斯州補充撥款;建立起1200萬美元的基金會,為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的受益者長期舉辦培訓;設計了2.5億美元的州政府債券融資計劃,為德克薩斯-墨西哥邊境的鄉村居民提供飲用水和下水道服務。

在那以後,科爾特斯前往洛杉磯,繼續發揮他的組織才能。2004年,工業區基金會組織的洛杉磯分會"ONE-LA"舉行首屆會議,有12,000多人參加。會議發起一系列活動:清除學校附近的有毒垃圾,改善街道照明,推動一項10億美元的債券發行計劃以提供低收入住房補貼。

組織者與社區領袖一道開展有效的民間運動,為民眾關切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例如,社區組織推動改革協會(Association of Communities Organized for Reform Now,ACORN)擁有一個遍佈全國100多座城市的網路和400,000多萬個家庭會員。該組織在很多議題上積極展開活動。

當卡特裏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導致新奧爾良數日淹沒在洪水之中時,當地 ACORN分會的組織者──其中很多人喪失了自己的住宅──走遍緊急庇護所,用手機尋找失散的ACORN成員,並到市政府和國家官員面前要求政府在重建中公平對待貧困人口。雖然他們的要求尚未全部得到滿足,但他們已經成功地獲得一些資金,並把這些資金用來重建被洪水摧毀的社區和幫助數以千計的居民返回家園。

所有的組織工作都在地方展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工作只是小打小鬧。在加利福尼亞的聖何塞市,全國性宗教社區組織PICO(Improving Communities through Organizing)的組織者了解到,很多家庭因為縣政府用於公共診所的資金有限而沒有醫療保健服務,他們於是通過地方教會組織起來,要求縣政府官員修改政策,並將活動擴大到PICO在加利福尼亞的其他下屬組織。經過幾年時間,PICO組織起一個龐大的聯盟,促使政府把教育和衛生撥款增加了134億美元。

社區組織的工作幾乎遍及對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品質造成不利影響的每一種社會不公正現象,包括兒童醫療保健、工資、移民改革、廉價住房、學校改善、社區安全、就業培訓等。

2008年12月,美國各地2500多名社區組織者和社區領袖在華盛頓舉行集會,聽取時任當選總統歐巴馬高級顧問的瓦萊瑞‧賈勒特(Valerie Jarrett)的演説。他們對總統經濟復甦計劃的某些內容提出建議:防止拍賣住房並要求接受政府緊急援助的銀行做出妥協;改革低效率的美國醫療保健體制,特別是為全體兒童提供醫療保險;為能夠維持正常生活的就業提供培訓。

有酬和無酬

社區組織者來自何方?他們可能是某一社區的居民,動員鄰居一起採取行動,完全是為了信念而不是為報酬工作。他們中有很多人是教會領導者,在美國的幾乎每一個社區都能看到他們從事小規模的草根組織活動。

但是美國的有些社區組織活動規模較大並可能提供報酬。這種社區組織活動源於已故的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工作。1930年代,阿林斯基在芝加哥屠宰牲畜圍場區採用激進的方式組織工會,砥礪了他的組織技巧。他把各類族裔團體調動起來,為爭取市政府提供公平服務而鬥爭,包括防範犯罪的警察服務和銀行公平借貸服務。

許多不同年齡和族裔的男女人士現在擔任專職社區組織者,他們的薪水來自他們為之工作的各個團體交納的會員費以及教會和民間基金會的捐款。很多社區組織者是從各團體的普通成員中招聘而來,其他人則因參加全國性培訓、校園培訓或勞工運動而進入這個行業。

今天,美國的社區組織者可能就某個單一議題展開工作,也可能組織起某一類人,如殘疾人。但更為常見的是,社區組織運動有目的地就多項議題展開工作,聯合不同的社區和群體,或跨越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階層。

歐巴馬總統的社區工作經驗來自綜合性社區組織,此類組織的成員可能包括教會、學校、甚至足球隊。在法學院就讀之前,他于1980年代初在芝加哥南城為加馬利爾基金會(Gamaliel Foundation)的全國性網路工作,該組織為20個州的團體提供培訓和管理。從法學院畢業後,歐巴馬回到伊利諾伊州,並通過以前建立的關係繼續從事社區組織工作。他在追求後來成為第一夫人的蜜雪兒時,帶她參加在一個教會地下室的一次組織培訓會議,並就此贏得她的芳心,後來傳為佳話。

在2008年競選總統期間,歐巴馬聘請了曾經指導他做社區組織工作的一些先輩助選,他們成功地組織起一場為改革而競選(Campaign for Change)的運動。在此過程中,他們廣泛利用了社區組織工作的方法,如建立一對一的關係、在居民家中聚會和建立社區小組等。

過去十年來,社區組織大大擴展了活動的地區和社區,並在策略和方法、改善公共政策和服務的有效性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現在社區組織活動已發展到有數千個團體和千百萬公民參加的規模,堪與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社會運動媲美。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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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競選:調動志願者和選民

2009.03.01
支援歐巴馬的庫利亞•佩佐爾特(左)和唐娜•卡因通過網際網路結識,她們利用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機會商討助選工作。

支援歐巴馬的庫利亞•佩佐爾特(Kulia Petzoldt,左)和唐娜•卡因(Donna Kain)通過網際網路結識,她們利用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機會商討助選工作。

戴維‧塔爾博特(David Talbot)

2008年巴拉克‧歐巴馬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顯示出利用網際網路籌集捐款以及有效發動大批志願者共同努力的巨大威力。

戴維‧塔爾博特是《科技評論》(Technology Review)雜誌的首席記者。

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顯示出利用社交網站實現變革的巨大威力。

2007到2008年,巴拉克‧歐巴馬的政治競選活動大規模利用網際網路,為支援者提供了簡單易用的界面,供他們自我組織、捐款、宣講醫療改革等具體問題並聯絡選民。其規模不僅遠遠超過了歷屆選舉的網上運作,也使得歐巴馬在民主黨黨內提名競選中的對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以及後來大選中的對手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肯(John McCain)望塵莫及。

歐巴馬的網路競選策略是他早年在芝加哥擔任社區組織者的經歷的自然延伸,同時借助了大眾對社交網站新産生的濃厚興趣。

近年來,全世界億萬網民紛紛涌向“聚友網”(MySpace)、“臉書網”(Facebook)、hi5和Orkut等交友網站,因為他們發現這類網站提供了與朋友聯繫、組織團體、分享興趣愛好和參與某項事業的非常有效、簡單的途徑。歐巴馬競選團隊在其中一些網站建立了網頁,特別是“臉書網”,這裡有一個巨大的歐巴馬支援者網路。

但最重要的是,歐巴馬競選團隊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網站,網址是my.barackobama.com,簡稱MyBO。這個網站是由設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一傢俬營公司藍州數位公司(Blue State Digital)為他們量身定做的。這個網站的功效驚人。歐巴馬競選團隊通過網際網路得到了來自300多萬選民的5億美元捐款。歐巴馬還招募了一支網上志願者大軍——這要歸功於MyBO網站及其他一些策略,其中包括在競選集會上要求與會者將自己的電郵地址通過短信發送給競選團隊。到競選結束時,歐巴馬已擁有一份包括1300萬名支援者的名單及電郵地址,成效卓著。

多種多樣的選擇

MyBO網站的顯著特點是設計簡單,並不斷促請訪問網站的人採取某種助選行動。當你進入MyBO網站,就會看到多種選擇。你可以擊鍵打開一份捐款的表格,你也可以點擊另一個鍵為在家裏組織一個支援歐巴馬的小型聚會做準備,並下載競選資料以便在聚會上分發給朋友和鄰居。

如果你不想組織這樣的活動,則可以查看標示著現有聚會的谷歌地圖,找到你家附近的聚會場所。點擊圖標便可看到地址和聯絡資訊。你可以組織自己的籌款活動,請求朋友和熟人捐款,以達到你的既定目標。

在MyBO網站上,支援者自發的籌款活動從70,000人中募集了3,000萬美元。值得一提的是,這類籌款活動基本不需要歐巴馬的競選團隊做任何努力,從而使他們有精力從事其他工作。

你向歐巴馬的競選團隊提供電郵地址後,便會收到競選團隊發送的郵件——有些是歐巴馬的夫人蜜雪兒簽發的,有些是前副總統阿爾‧高爾簽發的。高爾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敗給喬治‧W‧布希,但後來因在全球暖化問題上的努力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些郵件會請求選民採取當時有助於選舉的具體行動,例如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等選情十分接近的幾個關鍵州的搖擺不定的選民。

歐巴馬競選團隊還分地區組織選民,例如向MyBO網站成員提供住在他們附近的未登記選民的名單,以及聯絡未登記選民並幫助他們登記投票的詳細指南。競選團隊還請求支援歐巴馬的退伍軍人自發打電話助選。他們為這些志願者提供了競爭激烈的各州的其他退伍軍人的電話,上網便可以看到,供志願者打電話助選。爭取退伍軍人的支援對於歐巴馬尤為重要,因為他沒有在軍隊服役的經歷,而他的競選對手約翰‧麥肯是參加過越戰並受過嘉獎的退伍軍人,而且當過戰俘。

多功能數據庫

歐巴馬的競選團隊充分利用網際網路與潛在的支援者建立聯繫。

歐巴馬的競選團隊充分利用網際網路與潛在的支援者建立聯繫。

這些網路工具提供了利用大型美國選民數據庫的途徑,因而更有威力。民主黨和共和黨長期以來花費了相當大的資源建立起非常準確的名單,其內容包括美國每一位選民的姓名及其個人資訊(主要是靠多年來各位助選志願人員通過電話採訪收集的資訊)。這類資訊包括選民更支援哪個政黨,他們是該政黨堅定的支援者還是略有好感,以及選民特別關注哪些問題。

兩黨各有自己的數據庫,共和黨對其全國性數據庫的管理歷來較為嚴謹、較有條理。但從2006年到2008年,設在馬薩諸塞州薩默維爾的一家名叫“選民動員網路”(Voter Activation Network, VAN)的公司對民主黨的數據庫作了改進。選民動員網路公司根據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簽訂的合同,將美國50個州的數據庫連通,並在網上為支援者開闢了以有限的、能夠控制的方式進入數據庫的便捷途徑。MyBO網站以及參加其他選舉的民主黨候選人的網站同這個剛剛得到改進的數據庫連通,産生了極大的威力。

因此,在巴拉克‧歐巴馬成為民主黨提名人後,任何普通志願者——不論是登錄MyBO網站,從其他民主黨參選人的網站鍵連,還是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官方網站鍵連——都能點擊下載“選民動員網路”數據庫內一小批選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這個名單還附有調查選民觀點的書面問題以及記錄選民答覆的網上表格。

在黨內提名競選期間,普通支援者打過千百萬個這樣的電話。此外,MyBO網站還為志願者提供了下載選民登記表的工具——根據需要提供適用於美國各個州的表格——供數據庫中所顯示的尚未登記但根據人口特徵可能是歐巴馬支援者的選民使用。

歐巴馬競選團隊在瞬息萬變的黨內初選期間高效地、廣泛地使用這個數據庫,幫助他贏得了民主黨黨內提名。這種借助於網上工具聯繫選民的方式在歐巴馬和麥肯于11月全國大選中展開角逐時也得到了極其廣泛的應用。這項策略亦可根據需要進行調整。例如,在競選的最後四天中,MyBO網站的志願者打了300萬個電話給選民,主要是確保已經登記投票並且表示支援歐巴馬的選民都能走出家門參加投票。

藍州數位公司的創始人之一、首席技術官雅舍‧富蘭克林-霍奇(Jascha Franklin-Hodge)指出,這些行動的規模是以往其他任何競選活動無法企及的。歐巴馬的網路競選活動不僅包括MyBO網站,還包括對從短信到YouTube視頻等其他新媒體手段的有效利用。觀看與歐巴馬競選活動有關的YouTube視頻的時間總計達到1400萬小時,觀看人次總計達到5000萬。支援歐巴馬的“臉書網”成員超過了340萬人,是麥肯的六倍。

長期策略

巴拉克‧歐巴馬現已就任總統,他將如何利用所有這些資源呢?民主黨現在擁有的美國選民數據庫的規模是四年前的十倍,這要歸功於所有網路志願者打給選民的電話。這些數據不僅可以在今後的選舉中用於進一步改善支援者根據具體議題組織起來實現變革的方式,而且有可能幫助普通美國人參與爭取讓政府頒布新政策的努力。

但民主黨和白宮以外的歐巴馬競選組織將在多大程度上動用選民資料庫或有1300萬成員的電郵名單來幫助歐巴馬實現其施政綱領尚不清楚。在歐巴馬贏得大選的次日,他的過渡團隊啟動了一個新網站:http//www.change.gov。通過這個網站,他的過渡團隊收集公眾對政府政策的意見,播放他提出的內閣職位候選人的錄影,並通過YouTube視頻網站對各種意見予以答覆。他的過渡團隊還把向他們遊説的各團體的名稱及其主張在網上公佈,並推出一個"公開徵求問題"(Open for Questions)的欄目,訪問該網站的人可向歐巴馬政府寫下各種問題並進行投票:在去年12月的一個星期內,就約有兩萬人提出一萬個問題,並對這些問題投下一百萬張選票。

但在總統就職典禮日(1月20日)那天,歐巴馬政府關閉了www.change.gov網站,開通了一個新的總統網站──http://www.whitehouse.gov。截至一月底,該網站的互動型欄目雖然不多,但確實開始把歐巴馬各種行政命令的全文公諸於眾,並宣佈了一項承諾:在歐巴馬總統簽署之前,任何非緊急法案都將在網上張貼五天,並附加一項供公眾表達意見的功能。雖然還不清楚歐巴馬政府會增設哪些專欄,但歐巴馬的工作團隊承諾要利用網際網路來提供關於政府開支及其他活動的易於搜尋的文件,還要把更多公開的會議在網上播放。歐巴馬除了繼續沿襲數十年之久的白宮每週廣播演説傳統外,已在YouTube上建立了視頻演説制度。

任何未來的大規模政治活動──或為爭取社會變革等原因而開展的其他民眾運動──都不可能會忽視2008年的經驗教訓。預期共和黨人將在2010年的國會中期選舉和2012年的國會與總統選舉中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巴拉克‧歐巴馬的勝利表明,基於網際網路的組織工作能有效地動員民眾,使他們成為一支與傳統體制和權力中心匹敵的力量。確實,全世界都已注意到這一經驗。藍州數位公司(Blue State Digital)已開設了倫敦辦事處來擴大其業務;選民動員網路公司對許多國外打來的電話應接不暇。支援共和黨的網際網路和數據庫供應商有可能採取同樣的行動。

顯然,政治永遠不會雷同。1992年,一位競選活動的策劃人曾用一句話來提醒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什麼是競選活動最重要的主題:"問題出在經濟,笨蛋。"現在,讓我們引用民主黨一位長期從事競選工作的人員喬‧特裏普 (Joe Trippi)的一句話:"問題出在網路,笨蛋。"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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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抗議的威力

2009.03.01
洛杉磯市的中學生利用資訊技術手段組織了30,000人參加的示威活動。

洛杉磯市的中學生利用資訊技術手段組織了30,000人參加的示威活動。

克萊‧舍基(Clay Shirky)

簡便的新型通訊手段正在為普通民眾組織集體行動掃除障礙,從而改變世界的面貌。

克萊舍基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任教,並就網際網路技術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提供諮詢及撰寫文章。他的最新著作題為《人人參與:不依靠組織的組織威力》(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2006年3月27日,星期一,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的中學生為抗議美國國會提出的要求懲處非法移民的《眾議院第4437號議案》(HR4437)舉行了一次罷課遊行,讓學校老師和管理人員跌破眼鏡。這次罷課遊行不同尋常,因為全市各所學校共有幾萬名學生參加。短短兩天前拉美裔社區的成年人組織的一次抗議活動激發了這次主要由拉美裔學生參加的罷課遊行。一群群學生走出校門,走向市府大廈,人數之多導致交通堵塞,他們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公開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這次抗議活動有幾個驚人之處,首先是其規模之大──有數萬人同時參與協調一致的政治行動。同時在多個地點組織這樣的活動是困難的,要組織大多數為不滿投票年齡的中學生參加這樣的活動更加困難。如果還要組織可能永無投票權的移民參加,那簡直是難上加難。在校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組織這樣的活動令人難以置信──讓30,000人保守秘密絕非易事。而且要在48小時內一切就緒,本是不可能的事。的確,就在短短一年前還是不可能的。

促成秘密策劃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得以迅速展開的是新型通訊手段的應用,尤其是"聚友網" (MySpace, 互動社交網站)和"短信服務"(SMS, 手機短信)。利用這些工具,學生們能夠作為群體協調行動,而不僅限于個體之間。同樣關鍵的是,他們交換的資訊能夠傳遞到既定對象──其他學生──而無需經過校方。

然而,為學生抗議活動提供可能,並不等於將其變成現實。將其變成現實的是真切的政治意願:學生們要同聲地、公開地表明一種觀點。"聚友網"和短信賦予了他們過去所不具備的能力,從而使他們的觀點傳播得更廣,但觀點本身,即要求制定具有包容性的移民政策,並不依附於這些工具。

儘管早前圍繞新型通訊手段的某些烏托邦言論宣稱我們即將步入某種超越等級制度的天堂,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未來的情況也不會是這樣。大規模的專業化媒體並未喪失任何一種絕對優勢。而已然發生的是,這些機構的大多數相對優勢已經消失──這是相對於由公民直接控制的媒體而言。

其中的意義在於並無組織的群體實現其共同目標的新能力。人類是社會性産物,這既非偶然,也非巧合,而是一貫如此;而社會不僅是個體作用的結果,也是群體作用的結果。各個群體的溝通能力一旦得到改善,能夠共同成就的事業也會不同凡響。

發表言論就是公開發佈資訊

這些變化體現在公民與媒體已然改變的關係中。常言説,“只有擁有一台印刷機的人才享有新聞自由”,這從反面揭示了網際網路和手機的重要意義。在數位通訊領域,發表言論就是公開發佈資訊,在網上公開發佈資訊就是打開了同其他人溝通的大門。隨著將人際交流、大眾傳播和社會協調相結合的媒體的出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現在也交叉融合了。

隨著交談、傳播和社會元素融合為同一媒體,我們進入了每一件數位媒體都是一個潛在社群的世界:對某篇文字、某張圖片或某段視頻感興趣的人很可能也有興趣互相對話。通過社交媒體使各個團體同步的做法為傳統媒體添加了一個新功能,即它不僅是一個資訊源,而且是一個協調站。以洛杉磯學生罷課為例,"友你友我"網站集多種功能于一身,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發佈有關眾議院第4437號議案的資訊的平臺(傳播功能),讓他們能夠直接就這項議案交換意見(交流功能),並讓他們能夠提出集體行動的方案(協調功能)。

如果借用軍事術語,可以説數位媒體能夠形成"共用認知",即在一個團體內,不僅每個成員都了解事態,而且所有成員的認知都是相似的;更為關鍵的是,每個成員都理解這種相似性。"共用認知"是協調行動的有效前提,而"共用認知"能力借助於實時媒體和移動媒體得到了改進。

利用快速短信和移動短信增進"共用認知"的最新手段是"推特網"(Twitter)──通過手機或個人電腦向訂閱你在"推特網"上發佈的最新資訊的任何一位朋友發送短信。雖然可以通過"推特網"發送任何一種短信,但"推特網"建議用戶使用該網回答"你在幹什麼"的問題。

因此,"推特網"上的大部分內容通常是毫無意義的。以下是某個星期四下午的一段隨意摘錄的"推特網"上的資訊:

PaulDizmang:把用具從一個租借處搬到另一個租借處。

radiopalmwine:金‧桑尼‧埃德(King Sunny Ade)──跳舞,跳舞,跳舞

通訊能力的提高有助於擴大成效。

通訊能力的提高有助於擴大成效。

Lisanae:我今天倒楣透了。

Patorama:上網買一支輝柏嘉(Faber-Castell)黑毛筆看來是不可能的。但我能買一包十支裝的。我想我會有多餘的。

很多公開的短信都有這種特點──盡情欣賞金‧桑尼‧埃德,搬運用具,倒楣的日子──大多數用戶可能都不會對這種公開貼出的資訊感興趣。不過,大部分內容平淡乏味並不意味著所有內容都如此,下面這個2007年發自開羅的一系列"推特網"短信就是一個例子(附有短信的發送時間):

Alaa:去都基(dokyy)檢察官法官穆拉德指控我和馬娜爾犯有誹謗罪(4月4日上午10:11)

Alaa:等候檢察官裁決真可能在拘留所過夜(4月4日下午1:57)

Alaa:我們要去都基警察局(4月4日下午3:31)

Alaa:警察局的高級警官都不在我們被晾在這裡了(4月4日下午4:29)

Alaa:吉薩(giza)保安處不放我們還得回都基警察局(4月4日晚上7:59)

Alaa:正在返回警察局的路上(4月4日晚上10:25)

Alaa:我們自由了(4月4日晚上11:22)

Alaa 的全名是阿拉‧阿卜杜‧法塔(Alaa Abd El Fattah),他是埃及的一名程式員,住在開羅,他也是一位民主人士和部落格作者。他在這裡記錄了他和妻子馬娜爾在開羅都基區(El Dokky)被拘留一事,以及他們在12個小時後獲釋的過程。拘留法塔的指令是一個名叫穆拉德(Abdel Fatah Murad)的埃及法官下達的。這個法官當時要封鎖埃及的數十個網站,並指控這些網站"誣衊《古蘭經》、真主、總統和國家"。當埃及的民主派部落格作者開始揭露這個封鎖網站的陰謀時,穆拉德將他們的網站也列入他試圖封鎖的名單。

天平傾斜

"推特網"這種表面看來平淡乏味的服務平臺能為法塔和其他埃及活躍人士提供什麼呢?法塔是這樣描述"推特網"的:"我們利用它讓一個聯繫緊密的活躍人士網路得知抗議過程中安全部門的動作。這些活躍人士隨後可以利用'推特網'協同採取相應行動。"由於民主派活躍人士受到嚴密監視,"推特網"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實時和團體協調相結合的手段,有助於使行動的天平向他們那一側傾斜。

在使用"推特網"之初,法塔和他的十幾名同仁協同行動,圍住了一輛被警方用來拘押他們的朋友馬立克(Malek)的汽車,不讓這輛車和車裏的馬立克被拖走。他們知道有人監視他們,就發出短信説還有很多人要來增援。警方增強了警力,包圍了汽車,但也使汽車困在原地。馬立克沒有被帶走,後來新聞記者和一些國會議員趕到現場。警方礙于公眾輿論而將馬立克釋放,這樣的結果在沒有"推特網"的幫助下是難以實現的。

協調各個分散的團體的能力將繼續增強:新型社交工具層出不窮。不論看上去多不起眼,任何增強"共用認知"或團體協調性的手段都能服務於政治目的,因為集體行動的自由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從中國到尼日利亞,社交和實時短信的應用日漸頻繁的現象説明,我們為提升能力而採用這些手段,併為進一步提升能力而改進這些手段。

社交手段並沒有創造集體行動,它們只不過是清除了集體行動的障礙。由於這些障礙巨大無比、無處不在,隨著障礙得到清除,整個世界將面貌一新。正因為如此,很多重大變化並非最新奇、最尖端的技術的産物,而是以電子郵件、手機和網站等簡便、易用的手段為基礎。這些手段已在大多數人中間普及,而且最關鍵的是,大多數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如地運用它們。引發革命的原因不是社會採用新技術,而是社會採納新的行為方式。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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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會消失嗎?

2009.03.01
人類學家發現戰爭與乾旱等環境災難之間有關聯。

人類學家發現戰爭與乾旱等環境災難之間有關聯。

約翰‧霍根(John Horgan)

戰爭並非人類自然環境的一部分。文明提倡用非暴力途徑來實現變革。

約翰‧霍根是一名科技記者,現任紐約州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科學寫作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Writings at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主任。他的著述包括:《科學的終結》(The End of Science)《尚未發現的心智》( The Undiscovered Mind)和《理性神秘主義》(Rational Mysticism, Hoboken, New York)

在各種形式的人類暴力中,戰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群體間有組織的、導致死亡的暴力──具有最大的毀滅性。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論述過戰爭,伊曼努爾‧康得(Immanuel Kant) 曾提出以預防性戰爭作為解決兩國爭端的手段,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則預言戰爭終將結束。

然而,根據我在過去幾年所做的調查,今天,大多數人不得不接受戰爭和軍國主義這一不可避免的事實。在被問及"人類是否會停止打仗?"時,我任教的大學90%以上的學生回答説"不會"。很多學生提出的理由是:戰爭"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中"。

乍看起來,最近有關戰爭和侵略的研究似乎支援這一宿命論的觀點。據伊利諾伊大學人類學家勞倫斯‧基利(Lawrence Keeley)估計,90%以上的國家形成前的部落社會至少偶爾發生戰爭,而很多社會則是戰事連綿。部落戰爭通常是些小規模的衝突和伏擊戰,而不是大規模對陣。但在長期內,這些衝突造成的死亡率可能高達50%。基利指出,這些結果駁倒了18世紀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論斷,即在文明出現之前,人類是生活在與自然和諧及相互和諧之中的"高尚的野蠻人"。

一些科學家將戰爭追溯至人類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從遺傳學角度而言黑猩猩是我們的近親。從1970年代中期起,研究人員在非洲觀察到,來自同一群體的雄性黑猩猩一起巡守他們的地盤,如果遇到來自另一群體的黑猩猩,便會毆打他,並往往直到打死為止。

哈佛大學人類學家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rangham)報告説,黑猩猩群體之間的暴力造成的死亡率與漁獵時期的人類死亡率近似。他説:"類似黑猩猩之間的那種暴力存在於人類戰爭之先,併為人類戰爭鋪平了道路。在500萬年持續不斷的廝殺後人類依然存在實在令人驚奇。"

蘭厄姆認為,在自然選擇過程中佔優勢的是包括人類在內的有暴力侵犯傾向的雄性靈長類動物。他舉出有關生活在亞馬遜雨林中的一夫多妻部落雅諾馬米人(Yanomamo)的研究為證據。來自不同村落的雅諾馬米男子經常發動致命的襲擊和反襲擊。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家拿破侖‧查岡(Napoleon Chagnon)對雅諾馬米人進行了幾十年的觀察,發現男性殺手擁有的妻子和孩子的數目一般比從未行兇謀殺的人的妻子和孩子分別多一倍和兩倍。

但是查岡堅決否認促使雅諾馬米斗士廝殺的是他們的侵略本能。查岡解釋説,真正嗜殺成癖的人自己往往很快被殺死,而不會活得那麼久,以至於娶那麼多妻子和生那麼多孩子。

查岡説,成功的雅諾馬米斗士通常非常有自製力,非常精明;他們打鬥是因為在他們的社會中打鬥是男人提升社會地位的渠道。此外,很多雅諾馬米男人向查岡坦白説,他們憎恨戰爭,希望將戰爭從他們的文化中廢除──事實上,過去數十年來,由於雅諾馬米村落接受了法律和外部世界的行為規範,暴力發生的頻率已經急劇下降。

並非人的本性

的確,戰爭的間歇性使很多研究者拒絕接受戰爭是人性不可避免的後果的觀點。 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的人類學家喬納森‧哈斯(Jonathan Haas)指出:"如果戰爭深深植根于我們的生理機制,那麼它就會始終存在。"他説:"情況絕非如此。"他指出,戰爭絕不是像語言那樣與生俱來的能力,而後者是一切已知人類社會始終具有的特徵。

人類學家卡羅爾和梅爾文‧恩貝爾(Carol and Melvin Ember)認為,生物決定論不能解釋國家出現以前的社會或國家社會間的戰爭形態。恩貝爾夫婦負責管理耶魯大學“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該檔案庫擁有過去和現在360種文化的資料。雖然這些社會中90以上至少介入過一次戰爭,但其中有些社會戰事連綿,而另外一些社會則很少打仗。恩貝爾夫婦發現戰爭頻率與環境因素有關,特別是乾旱、洪水和導致人們擔憂生活必需品匱乏的其他自然災害。

哈佛大學考古學家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表示同意。他指出, 根據馬爾薩斯 (Malthus)理論,戰爭的根源是食品和其他資源的匱乏。他説:"有史以來,人類從未能夠在生態平衡中生活。無論我們生活在地球上什麼地方,我們最終總是耗盡環境資源。這種情況導致我們始終把競爭當作生存手段,因此,戰爭便成了我們生態-人口失衡傾向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他認為,避免未來衝突的兩種關鍵措施是:控制人口增長和找到替代化石燃料的廉價燃料。

對靈長目的研究還揭示了環境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埃默裏大學(Emory University) 研究靈長目行為的教授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曾指出,通常進攻性極強的獼猴在溫和的斷尾猴撫養下變得不那麼好戰。通過加強靈長目動物的相互依賴──例如迫使它們為食物而合作──和保證它們能同樣得到食物,德瓦爾成功地減少了它們之間的衝突。

專家認為,女孩子受教育會帶來人口穩定,減少社會動亂。

專家認為,女孩子受教育會帶來人口穩定,減少社會動亂。

在把這些經驗應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時,德瓦爾認為旨在促進貿易和旅行、從而促進相互依賴的歐盟(European  Union)之類的聯合體有著光明的前景。他説:"如果建立起經濟關係,那麼往往是為了爭奪資源而發生的戰爭就可能消失。"

也許,現代戰爭研究得到的最有希望和最令人驚訝的數據是,作為一個整體,人類的好戰性日益降低。兩次世界大戰和二十世紀的所有其他血腥衝突導致全球不足3%的人口喪生,遠遠低於原始社會因暴力而喪生的男性比例,而原始社會的武器不過是棍棒和長矛,而不是機關槍和炸彈。

如果把戰爭定義為造成每年1000人死亡的武裝衝突,那麼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國家之間的戰爭相對很少,而內戰在19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後已經大大減少。

構成當今大多數衝突的是遊擊戰、武裝反叛和恐怖主義,俄亥俄大學政治學家約翰‧米勒(John Mueller)把這些衝突形式稱為"殘余戰爭"("Remnants of War") 。米勒拒絕接受對這一趨勢所做的生物學解釋,因為"雄性激素的水準似乎並不比過去低。"米勒指出,民主國家之間幾乎從不發生戰爭,他把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爭的減少至少部分歸因於世界各地大批民主國家的涌現。

需要更多的文明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近年來戰爭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減少還有另外一些可能的原因:第一,擁有有傚法制和警察隊伍的穩定國家的建立消除了霍布斯式你爭我鬥的無政府狀態;第二,預期壽命的延長使我們較不情願冒生命危險去參加暴力活動。第三,由於全球化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人類變得日益相互依賴,並對我們自己的部落以外的群體報有同情心。平克的結論是:人類雖然很容易重蹈戰爭覆轍,但是“現代化力量促使形勢不斷向好的方面轉化”。

總之,很多不同的研究反駁了戰爭是人類生存的常數的錯誤觀點。這些研究還表明,與有關崇尚和平的高尚野蠻人的神話相反,文明沒有製造戰爭,而是有助於防止戰爭。若想根除戰爭,我們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文明。

文明帶來法律體制,使我們可以制定法律,通過談判達成並實施協議來解決爭端。這些從地方法院到聯合國的各種機構極大地降低了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暴力威脅。誠然,我們的機制遠非完善。世界各國仍擁有大量的武器庫,其中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武裝衝突仍在許多地區肆虐。那麼,除了上述提到的方案外,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來促進和平呢?

埃默裏大學人類學家梅爾文∙康納(Melvin Konner)建議把婦女教育當作減少衝突的又一關鍵措施。他指出,很多研究表明,加強婦女教育導致出生率下降。其最終結果是,人口得以穩定,從而減少對政府和醫療服務的需要,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並最終降低社會動亂的可能性。

降低出生率還會減少人口學家所稱的“光棍”,即未婚、失業的青年男性,這一類人口與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暴力的相關度較高。康納説:“幫助女孩受教育是對一個發展中國家所能進行的最佳投資。”

接受和平

顯然,消除戰爭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可以公平地説,戰爭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也就是説,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若要實現持久和平,也必須考慮很多因素。

社會科學家可以從兩方面幫助推進和平:一是公開擯棄戰爭不可避免的思想,二是就戰爭與和平的原因展開更深入的研究。這一研究的短期目標是找到減少今天世界上的衝突的方法,不管衝突可能在哪出現;長期目標是尋找人類實現永久和平的途徑:取締軍隊、軍備和軍事工業。

在全球解除軍備目前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們難道真的能夠容忍軍隊和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內的軍備成為文明的永久特徵?直至1980年代末期,全球核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但是,蘇聯令人不可置信地瓦解,冷戰以和平告終。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也在沒有發生明顯暴力的情況下結束,同時,促進人權的努力在世界各地取得長足的進展。如果戰爭的根源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之中--這似乎是很多人當前的擔憂--那麼我們對和平的嚮往和維護和平的能力也應如此。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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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和其他機會

2009.03.01

戴維‧巴拉什(David P. Barash)

根據博弈論,合作雖然不是那麼容易實現,但是與衝突相比,合作往往是更佳選擇。

戴維巴拉什是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除其他著述外,他還與人合著有《和平與衝突研究》一書(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問題看似簡單:人們為什麼不合作?或者至少是:他們為什麼不展開比現在更多的合作?歸根結底,如果我幫你,你幫我,我們雙方都會受益。是嗎?同樣,如果我們大家都走非暴力之路,豈不是人人受益?簡言之,為什麼回答羅德尼∙金(Rodney King)在洛杉磯被警察毆打後提出的問題那麼困難:我們為什麼不能和睦相處而不訴諸暴力?

事實證明,這個問題的答案比人們想像的情況更複雜。此外,被稱為博弈論的一系列決策技巧可以幫助闡明問題--包括對暴力與非暴力的選擇—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策略。

簡單説來,博弈論認為,在涉及當事雙方(博弈者)的情形下,決定結局或報償的不僅是其中一方採取的行動,還包括雙方之間如何互動。沒有這一相互作用的關係,“博弈”就不會太困難:即一方可以不顧對方的反應而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謀求最佳結局。例如,如果天下雨,不管對方做什麼,正確的“步子”是帶雨傘。天氣不會因任何人的行為而受到影響;因此,各方可以隨心所欲地行事,不用去考慮對方的行動。

另一方面,想像一下,有兩個人發現一小疊錢。對他們兩人可能最有利的做法是考慮到對方:例如平攤這筆意外之財,而不是一方試圖將其據為己有,從而可能導致雙方為此爭吵。博弈論的用途正是在於最終結局不單是由甲方來決定,而且同時也由乙方來決定。

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決定往往不像上例中平分錢財那樣直截了當。更糟糕的是,這樣的決定往往提供了不合作的契機,特別是在一方的合作意願容易被對方不公平地利用的情況下。毫無疑問,謀求防止衝突和避免暴力的個人和社會群體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

簡言之,放棄競爭、選擇合作的非暴力一方不斷面臨的一個風險是,他們可能輸給更具侵略性和更願意使用暴力的一方。在上例中,兩個人發現一疊錢,但如果其中一人掏出槍説:錢歸我所有,而另外一人採取非暴力手段,那麼必然的結果是使用暴力者因其暴力行為而受到獎勵(得到這筆錢),而堅持非暴力者則一無所獲。或者按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的名言所説:“一個堅持在每件事情上行善的人必定會在不善的人中遭罪。”

非暴力解決方案

但是希望依然存在:博弈論不僅幫助我們理解該問題,而且還揭示並支援非暴力的解決方案。由博弈論演繹出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在廣義上是合作與競爭的演變模式。像多數模式一樣,它雖流於簡單,卻能幫助我們澄清思緒。

假設兩個人,或兩個團體,甚至兩個國家都可以選擇非暴力或暴力。(理論家們將這樣的選擇概括為“合作”與“背棄”,或“善意”與“惡意”,其中包括軍備競賽和實施貿易壁壘等國際事務。)如果雙方選擇非暴力,而每一方均因此得到回報:即和平解決雙方的爭端,或者就撿到錢而言,雙方不用打鬥便各得一份。如果雙方選擇暴力,那麼每一方得到的則是不同的報償:可能是被打傷。但是如果一方選擇背棄而另一方選擇合作,那麼使用暴力的一方得到的是所謂的背棄的誘惑(即此例中的全部現金),而合作的一方(在另一方選擇暴力時採用非暴力行動)得到的則是當笨蛋的後果,即一無所獲。

要了解下一步發生了什麼,可想像一下博弈雙方的推理:“那個傢夥要麼跟我合作(採用非暴力),要麼背棄我(使用暴力)。如果是前者,那麼我的最佳選擇是威脅使用暴力,因為這樣我便能得到最高的回報,而他--一個笨蛋--什麼都得不到。另一方面,他可能會背棄並威脅使用暴力,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的最佳選擇以牙還牙,因為即使這種選擇使我面臨一場惡戰,但是至少比做一個笨蛋和輸個精光要好。”

根據這種嚴密的邏輯推理,雙方都更願意使用暴力,這確實反映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困境,因為雙方在作出這樣的選擇時均得到懲罰(就個人而言是打架,就國家而言可能是勞民傷財的軍備競賽或貿易戰),而于雙方都有利的最佳報償本來可以是合作與非暴力帶來的共同利益。

“囚徒困境”是模擬這一困境的有用工具,即擔心出於善意的選擇會使自己遭受惡人的傷害(與馬基雅維裏的理論一致)。

另一方面,“囚徒困境”不是分析這一情況的唯一方法。例如,就暴力和非暴力而言,一個更恰當的模式可能是所謂的“懦夫遊戲”(game of Chicken)。它很像“囚徒困境”,但是在這個模式中受到懲罰是最壞的報償:相互打鬥−−或者做出打鬥的威脅−−的代價大於做一個笨蛋和完全避開衝突的代價。在“懦夫遊戲”中,兩個駕車人迎面行駛,兩人都想誘使對方扭轉方向,以避免相撞。扭轉方向的一方(相當於“囚徒困境”中提供合作的一方)被認為是“懦夫”,而直行的一方(相當於“囚徒困境”中背棄的一方)獲勝。然而,問題在於,如果當事雙方都不合作,試圖利用對方的善意獨自謀取利益,結果就是兩敗俱傷!

反覆互動

簡單化的博弈論模式的另一個假設是,只有一種可能的報償,而且任何互動只是一次性的。但實際上,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互動是反覆的,他們的行為可以根據此前情況的變化而改變。因此,雙方對採取一系列非暴力、合作性的互動有真正的興趣,因為無論是“囚徒困境”還是“懦夫遊戲”,非暴力合作得到的回報始終優於相互使用暴力帶來的懲罰。所以,這一結局確實能夠給各方帶來最高的回報。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孤立的一次性互動關係中,當嚴格的理性思考表明背棄是“合乎邏輯”的反應時,大多數人仍然傾向於嘗試合作,特別是在他們認識到互動會反覆發生的情況下,因為在反覆互動中,不僅是互相背棄(使用暴力)的選擇帶來反覆懲罰,而且是互相合作(非暴力)的選擇帶來持續的回報。

例如,數學和電腦模擬顯示,簡單的一報還一報的策略能夠獲得最高的報償,即便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中也是如此。如果一方在遊戲開始時合作,此後雙方只需要重復前一輪遊戲中對方的行動。因此,甲方通過提供合作促使乙方也提供合作,如此反覆迴圈。結果,雙方都得到非暴力合作的反覆回報。反之,如果甲方採取背棄的做法,乙方為免於再次被利用也會採取背棄做法,這種可能性會阻止甲方從一開始就選擇背棄。

莫漢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不同意冤冤相報的行為,但他強調必須把satyagraha(他提出的積極非暴力主張)同被動默認或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衝突區別開來。他還相當明確地指出,非暴力活動人士通過自身的行動最終會改變可能的背棄者的行為,並且,通過自身的榜樣和犧牲精神(用博弈論的術語來説就是偶爾做傻瓜),他們能夠成就博弈理論家通常不予以考慮的事情:即通過訴諸對方天性中好的一面來改變其行為。

如果一名受害者用更大的暴力應對暴力,即所謂“以牙還牙”,他或她的行為屬於可預知甚至是本能的行為,但這種行為往往會進一步強化對方的攻擊行為,甚至會在某種意義上證明了對方最初使用暴力的正當性,至少對方會如此認為。人們可能認為:受害者如此狂暴,那麼他或她或許應當受到暴力對待!此外,人們廣泛認為社會領域存在著類似于牛頓第一定律的抗衡力,即施加一個作用力必定産生同等的反作用力。因此,如果甲方襲擊乙方,乙方予以還擊,幾乎總會導致甲方再次襲擊。甘地不喜歡聖經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訓喻,他認為,如果每一個人都如此行事,整個人類很快都會變成沒有牙齒的盲人。

相反,如果乙方的回應是非暴力的話,它不僅會打破憤怒和仇恨之鏈(類似于印度教中生與再生的因果鏈),而且會使甲方處於一個其意想不到的境地。甘地寫道:“我竭盡全力,力銼暴君刀劍的鋒芒,但不是靠拿起更鋒利的武器,而是通過挫敗他對我使用武力抵抗的期望。”這樣的抵抗既不容易,也不可能不痛苦,但是博弈論和甘地在南非和印度的經歷、以及馬丁∙路德∙金和其他維權人士在美國的經歷都證實,非暴力可以取得輝煌的成就。

古羅馬政治家和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在《致友人書信》(Letters to His Friends中問道:“對武力不施武力,則若何?”研究非暴力運動的學者會回答説:“手段多矣。”他們還會質問,若針對武力而使用武力,是否能成就任何有效、持久或值得獻身的事業。歸根結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雙方均訴諸武力只會導致博弈理論家指出的雙方背棄的懲罰,從而對各方造成傷害。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像甘地一樣非常務實,注重實效,他寫道:“以暴力對暴力更使暴力倍增,就像給沒有星辰的黑夜增添黑暗。黑暗無法驅除黑暗;只有光明才能驅除黑暗。仇恨解除不了仇恨,只有愛才能解除仇恨。”

總之,博弈論幫助説明瞭進行合作的障礙,揭示了“和睦相處”不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樣簡單,亦不是天性使然。但它同時表明,如果能夠説服各方從更廣的角度考察其處境並進而考察其面臨的機會,人類並非註定要在一個無休止的懲罰性背棄和痛苦競爭的霍布斯世界中生活。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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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加裏•馬塔伊:和平之樹

2009.03.01
旺加裏•馬塔伊(右)2006年與巴拉克•歐巴馬在肯亞首都內羅畢種樹。

旺加裏•馬塔伊(右)2006年與巴拉克•歐巴馬在肯亞首都內羅畢種樹。

肯亞的旺加裏‧馬塔伊(Wangari Maathai)發起成立了社區組織“綠帶運動”(Green Belt Movement),植樹造林,保護生物多樣性,因而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非洲女性。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把環境的惡化與人權和民主問題等同起來。現在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設在挪威的諾貝爾獎委員會2004年宣佈評獎結果時説:“地球上的和平取決於我們保護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

馬塔伊的整個職業生涯表明,在肯亞和全世界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確保可持續發展,與民主和人權的進步以及減少貧困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她的行動向我們展示:小型社區和貧困人口能夠通過和平、非暴力手段給自己的生活帶來顯著變化。

馬塔伊在2004年12月的諾貝爾獎答謝詞中説:“在整個綠帶運動中,數以千計的普通公民被動員起來,加強了自身能力,積極行動,推動變革。”她説:“他們學會了戰勝恐懼和無助感,行動起來,捍衛民主權利。”

馬塔伊在開始這項工作時,不一定看到了這些聯繫。起初,植樹不過是滿足農村婦女需要的一種直接方式,因為她們負有照顧家庭的主要責任——撿拾燒柴、賺取額外收入、防止水土流失、獲取清潔飲水和更好的收成。

但馬塔伊認為,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長期結果。她説:“這些婦女往往首先意識到環境受到破壞,因為資源日漸減少,越來越無法維持家庭生計。”

在她的回憶錄《永不屈服》(Unbowed)中,馬塔伊回憶起她小時候家鄉植物茂密、土壤肥沃的景象。她寫道:“季節非常有規律,你幾乎可以肯定地預期三月中旬季風將帶來雨水。”

但是,幾十年之後,她親眼看到,季節越來越難以預料,土地因人口增長和往往是腐敗的政府無視貧困人口和自然界的需要濫砍濫伐而受到嚴重破壞。

在種植了4000多萬棵樹苗後——其間建立了泛非洲綠帶網路(Pan-African Green Belt Network)——馬塔伊和她領導的綠帶運動還了解到環境問題與良治及保護人權等更廣泛的問題之間的聯繫。

馬塔伊曾獲得美國兩所大學的學位和內羅畢大學的博士學位。在她的草根運動開始與政府內部的普遍腐敗現象作鬥爭時,特別是針對在內羅畢的獨立花園(Uhuru Park)建造一座辦公大樓的計劃展開較量時,她遭到逮捕,監禁和毆打。

但是,她勝利了。馬塔伊在2002年入選肯亞議會,她現在擔任主管環境、自然資源和野生動物工作的助理部長。

馬塔伊在諾貝爾獎答謝詞中説,綠帶運動雖然最初不涉及政治議題,但參與者“很快意識到,如果沒有民主空間,對環境進行負責任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樹在肯亞成了民主鬥爭的象徵。……後來,樹也成為和平與化解衝突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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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林‧伊巴迪:信仰自由

2009.03.01
希林‧伊巴迪

希林‧伊巴迪

聽過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演説的人,無論同意她的觀點與否,都不懷疑她堅定不移地致力於人權和政治自由事業的精神。

一位加拿大籍伊朗裔律師在伊巴迪于多倫多發表演講後在Iranica.com網站上評論説:“她所表現出來的精力和激情使(她的)每一個字如咚咚鼓聲,在演説結束後仍在大廳裏回蕩。”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宣佈這一獎項時説:“作為一名律師、法官、演講人、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她在自己的祖國伊朗大聲疾呼,她的聲音遠遠超越了國界。她作為一名優秀的職業工作者、一個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從不畏懼她自身安全受到的威脅。”

伊巴迪生於1947年,畢業于德黑蘭大學,並於後來在司法部工作時在德黑蘭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她是伊朗第一位女法官,曾擔任德黑蘭市法院院長。在1979年發生伊斯蘭革命後,婦女被視為不適於擔任這樣的職務,她因此被迫辭職。當局讓她在她曾經擔任院長的法院當書記員。

伊巴迪辭了職,開設了自營律師事務所,並就一系列法律問題大量寫作,特別是與婦女、兒童和家庭法有關的議題。她還開始受理難度大、具有潛在危險的涉及壓制自由言論和人身騷擾的案件,甚至受理了涉及被與政府安全部門有關係的人殺害的改革人士的案件。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Service)的一位中東分析人士評論説:“她拒絕保持沉默並願意受理政治上敏感的案件,這為她贏得了世界各地人權組織的敬佩。”

儘管遭到來自政府的威脅和騷擾,伊巴迪為人權,特別是為婦女和兒童的權利展開的多方鬥爭繼續在伊朗和國際上引起反響。在國內,她于1995年幫助建立了支援兒童權利協會(Association for Support of Children’s Rights),2001年建立了捍衛人權中心(Human Rights Defense Center)。她繼續大量寫作和經常外出旅行,到歐洲、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就社會公正和婦女在伊斯蘭教中的角色等問題發表演説。 

伊巴迪譴責國外對伊朗和其他國家事務的干涉——“我堅決認為,暴力不會帶來任何有用和持久的東西”——但同時也堅決強調自由與民主理想的普世性,特別是對於婦女而言。在回憶錄《覺醒中的伊朗》(Iran Awakening)中,她指出,舊政權規定強迫婦女摘下頭巾,而新政權則要求婦女重新戴上頭巾。“禮薩‧汗(Reza Shah)是第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把婦女的身體當作政治議程來採取行動的伊朗統治者。 ”

2006年,伊巴迪與其他諾貝爾獎得主創立了婦女諾貝爾行動計劃(Women’s Nobel Initiative),旨在“匯聚我們的非凡經歷,團結一致,為實現公正與平等的和平而努力”。兩年後,該組織對伊朗政府重新發起的騷擾和恐嚇埃巴迪和她領導的人權組織的行動提出譴責。

伊巴迪2009年1月對伊朗國際人權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Human Rights)説:“無論有多大的壓力,我都不會離開伊朗,不會停止我的人權活動。我將繼續走這條道路。”

伊巴迪在《覺醒中的伊朗》中寫道:“過去23年裏,從我被剝奪法官職務那天起……我就一再重復這個主張:與平等和民主諧調一致的對伊斯蘭教的解釋是對信仰的真實表達。束縛婦女的不是宗教,而是那些希望把她們禁錮起來的人下達的有針對性的專斷命令。我的工作正是基於這一信念以及對伊朗的變革必須是來自伊朗內部的和平變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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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迪‧威廉姆斯:地雷與網路

2009.03.01
喬迪•威廉姆斯

喬迪•威廉姆斯

喬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和她所在的國際反地雷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簡稱ICBL)一道獲得1997年諾貝爾和平獎。一方面,她的努力促成了取締殺傷性地雷的國際公約,另一方面,她幫助建立的一個由富有奉獻精神的公民組成的全球網路成為通過非暴力途徑推動社會變革的新一代公民組織的楷模,大大增強了此類組織的能力。人們至今仍然問她:在這兩項成就中,哪一項最具有歷史意義呢?

對此或許沒有明確的答案,因為這兩項成就完全連為一體,難分彼此。但毫無疑問,威廉姆斯和國際反地雷組織發起了今天最成功的國際和平行動,並且在令人不可思議的短時間內達到目標。

在當今寬頻網際網路時代,迅速、靈活的網路具有極大的威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威廉姆斯和國際反地雷組織率先展示了分散的全球網路如何高效運作。

在19世紀80年代,從事人道主義救援、發展和醫療保健的組織開始認識到,從巴爾幹和中東到非洲和東南亞的廣大地區因數以百萬計的地雷和軍用爆炸物的存在而受到污染,淪為荒地。並且,這些軍火在導致佈雷的衝突結束很久之後仍在摧殘和毀滅生命。

威廉姆斯在諾貝爾獎答謝詞中説:“地雷永遠在那裏等候犧牲者。”“它是最完美的士兵,它是永久的‘哨兵’。戰爭結束了,而地雷繼續摧殘生命。”

六個非政府組織于1992年聯合建立了國際反地雷組織。這些組織善於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持之以恒,而且非常走運。

首先,他們有意保持國際反地雷組織的性質,即一個由獨立團體組成的、沒有一個中心辦公室或官僚機制的鬆散聯盟。首先,他們利用當時的先進技術(電話和傳真機,在反地雷運動的最後一年還利用了電子郵件)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通訊網路。其次,國際反地雷組織堅持進行徹底的實地調查,以儘量保證他們所用的事實和數據的權威性。威廉姆斯自己與人合寫了一篇報告,對四個國家中存在的大量地雷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後果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國際反地雷組織的成立也恰逢其時。冷戰的結束使各國能夠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和平與安全問題,並使公民團體得以要求與政府合作採取國際行動——既不充當對抗者也不是附庸。

威廉姆斯寫道,國際反地雷組織“動員了強大的世界輿論反對殺傷性地雷,以至於在五年間就談判達成了一個明確和簡單的條約。這項由122個國家于1997年12月簽署的條約成為有約束力的國際法律,其立法速度超過歷史上任何類似的條約。這是國際上第一次全面禁止一種廣泛使用的常規武器。

美國雖然不是該條約的締約國,但它依然是世界上人道主義排雷的最大捐助國,並且禁止所有“永久殺傷性地雷”。美國只保留在幾個小時或幾天——而不是幾年——之後失去殺傷力的裝置。

國際反地雷組織沒有滿足於它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它發佈《地雷監測報告》(Land mine Monitor Report),對履行《禁雷公約》(Mine Ban Treaty)的情況進行評估。在該組織的密切關注下,各國已經銷毀4200萬枚庫存地雷,僅2007年就銷毀50萬枚。據這份報告説,2007年,排雷項目艱苦地清除了122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年地雷造成的傷亡人數持續下降。

目前在休斯頓大學社會工作研究生院(University of Houston’s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Work)任教授的威廉姆斯在一篇論述諾貝爾獎影響的文章中寫道:“我們的變革模式雖然有時受到攻擊,但它繼續鼓舞著世界各地人民。他們堅信,如果我們——公民社會和政府——共同努力,就能創造這樣一個世界:以個人安全保障為全球安全保障奠定基礎,從而給我們帶來每一個人應該享有的和平、公正與平等。”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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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裏‧卡納達——兒童傳送帶

2009.03.01
傑弗裏‧卡納達

傑弗裏‧卡納達

傑弗裏‧卡納達(Jeoffrey Canada)是一位幸運兒:他是非洲裔美國人,在紐約市的一個沒有陽光的街區長大,但最終得以離開這個深陷暴力和貧困、學校破敗不堪的地方,並獲得哈佛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但是,卡納達沒有忘記自己的根;他很快回到紐約市哈萊姆區(Harlem),成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兒童福祉的倡導者。

卡納達不僅自己取得成功,而且幫助了數以百計可能由於貧困而偏離正道的孩子。然而,他認為這還不夠。

據芝加哥一個題為“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公共廣播電臺節目介紹,到1980年代,卡納達認識到,只拯救幾個孩子不會結束哈萊姆區或其他地方的普遍貧困;他的組織必須努力拯救所有需要幫助的孩子。

他説:“為了産生真正的影響,我們要有遠大志向,我們必須幫助數以千計的孩子,今後將是數以萬計的孩子。我們要從這些孩子出生時就著手,直到他們大學畢業。”

他的設想前所未聞,又需要鉅額資金。但是,58歲的卡納達幹勁十足,並極富個人魅力。他正在通過哈萊姆兒童特區(Harlem Children Zone)的形式把他的理想變為現實。他創建的這個組織現在負責哈萊姆中心區一萬多名兒童的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2009年的年度預算估計為4000萬美元。

卡納達的成就引起了許多領導人的注意,他們認為,這種模式錶明,只要對兒童及其福祉承擔絕對責任,就能夠打破貧困的桎梏。《紐約時報雜誌》編輯保羅‧圖赫(Paul Tough)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卡納達的新書——《千方百計》(Whatever It Takes),該書名即反映了上述承諾。關注卡納達的努力的領導人包括巴拉克‧歐巴馬總統,他在競選總統期間稱讚哈萊姆兒童特區是“一項內容全面、全民動員的抗擊貧困的努力,真正在拯救原本毫無機遇的一代兒童。”

觀察人士不僅為卡納達的設想而且為他取得的成果而讚嘆。去年,在州考中,哈萊姆兒童特區的三年級學生幾乎全都達到或超過了三年級水準,這樣的結果在紐約貧民區學校是前所未見的。

卡納達強調的一點是早期接觸語言。關於早期語言接觸的重要性,研究顯示,貧困家庭和白領家庭之間的一個關鍵差別既不是種族也不是收入,而是——如作家圖赫所指出——“你的父母在你小時候是否對你講許多話”。

研究人員發現,在中産階層家庭中,兒童從出生到3歲——這是大腦發育最快的階段——聽到的詞(包含大量重復)比貧困家庭兒童多2000多萬。換言之,像每天晚上給孩子讀書這樣簡單的事情——哈萊姆兒童特區敦促所有孩子的父母都這麼做——可以給孩子的一生帶來巨大和有益的結果。

但是,讀書只是卡納達具有革命性的戰略——他稱之為“傳送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即哈萊姆兒童特區不只是在某些時候介入孩子們的生活,而是在“從出生到上大學”期間免費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這一傳送帶服務包括哈萊姆兒童特區為孕婦和新媽媽提供的著名“嬰兒學院”(Baby College)、稱為“哈萊姆寶寶”(“Harlem Gems”)的學前教育項目和稱為“希望學校”(Promise Academy)的特許學校——全都輔以免費醫療和牙科保健、放學後活動,以及一些特別項目,例如為預防肥胖和治療猖獗的兒童哮喘而提供的健身項目。然後,隨著第一代兒童逐漸長大,哈萊姆兒童特區將繼續伴隨他們,直到中學和大學畢業。

卡納達在電視新聞專訪節目《60分鐘》上説:“他們得到中産階層和中上層家庭孩子享有的一切。他們得到安全保障,生活有規律,學習內容豐富,他們參加文化活動;有成年人關愛他們,並隨時準備為他們提供任何幫助。我是説,只要能夠讓這些孩子走正道,我做什麼都行。”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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